澳門如何用25年的時間,成為壹國兩制模范生?
但在社會富裕的同時，樓價高漲、交通及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也相繼浮上台面。
社會穩定性，經常成為港澳比較的壹個面向——外界普遍評價25年來，澳門盡管衍生各樣社會問題，但未有發生像香港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廖志輝是澳門科普工作者，在碩士期間主力研究澳門工運。他指出，社會過去曾出現多番抗議潮，但它們來得快，消散也快。
這與抗議的訴求和公民社會薄弱有關。廖志輝舉例，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及2008年“雷曼事件”影響，失業工人多次爆發街頭示威活動；2014年，政府因推出高官離任補償法案，給予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優厚退休福利，觸發兩萬名市民上街游行、包圍立法會。
然而與香港社運以政治訴求不同，廖志輝說澳門抗議背後的壹個共通點，“是利益分配不平均”。而但凡涉及利益的問題，與親北京力量關系密切的澳門政府很容易能以社會資源或個人關系去解決，“給你錢或者傾掂數（協商）”。
最經典的例子是從2008年起、每年向市民派錢的“現金分享計劃”。2007年勞動節游行，警民發生沖突，壹名警察向天開伍槍，這個舉動雖然在社會被嘲諷為開槍的“掩口費”，但市民卻頗為受落。
前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曾撰文形容，這是政府的“分贓”策略，將富沃的賭收與市民共享，“誘使市民避免進行政治動員”。
2007年勞動節游行爆發警民沖突後，時任特首何厚鏵翌年宣布向市民派錢。
除了政府能找對方法、緩解市民憤懣外，廖志輝也指出澳門人身份認同感不強，導致抗議往往未及香港“有組織、有延續性”，“沒有身份認同，就很難去凝聚到壹些（人去爭取）有關利益以外的事。”
澳門資深文化工作者李銳俊認同這個說法。她感覺，澳門在賭權開放後，“開始進入壹個‘暴發戶式’的社會”，人們只專注賺錢，漠視城市的大興土木和破壞。
在香港，不少保育事件成會為本土意識發育的土壤。但澳門情況不同，李銳俊說過去澳門沒有本土教育，澳門人也對自身的歷史陌生，很難對保育等議題產生共鳴——盡管澳門歷史建築群在2005年成功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對他們（澳門人）來說，始終生活的改善才是最重要。”李銳俊表示。
澳門也有“壞孩子”的壹面
從社會而言，澳門人適應大環境變化，形成“只談民生不談民主”的心態；在政治方面，議會內長期得叁名民主派，完全翻不起波瀾，這讓澳門政府及北京省心許多。
但澳門傳媒人崔子釗說，澳門表面上“很乖”，其實暗地裡也有很多“壞表現”，遭到北京警惕和整頓。
第壹件，是公民社會的覺醒。2014年，“反離補運動”在崔世安撤回法案後落幕。但崔子釗說，贰拾萬人上街的公民力量，觸動澳門政府的神經，開始收窄集會自由。
2017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澳門視察，發表講話指澳門地方小人口少，“你亂不得，你也亂不起”。翌年，澳門即通過修改集會示威法——市民集會示威原只須以書面通知民政總署，後改為通知警察局長。
崔子釗形容，這是壹個“意義很重大”的自由倒退，向警方通知集會變相對主辦的市民施加壓力，而當局的目的就是“不想再見到2014年的運動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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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穩定性，經常成為港澳比較的壹個面向——外界普遍評價25年來，澳門盡管衍生各樣社會問題，但未有發生像香港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廖志輝是澳門科普工作者，在碩士期間主力研究澳門工運。他指出，社會過去曾出現多番抗議潮，但它們來得快，消散也快。
這與抗議的訴求和公民社會薄弱有關。廖志輝舉例，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及2008年“雷曼事件”影響，失業工人多次爆發街頭示威活動；2014年，政府因推出高官離任補償法案，給予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優厚退休福利，觸發兩萬名市民上街游行、包圍立法會。
然而與香港社運以政治訴求不同，廖志輝說澳門抗議背後的壹個共通點，“是利益分配不平均”。而但凡涉及利益的問題，與親北京力量關系密切的澳門政府很容易能以社會資源或個人關系去解決，“給你錢或者傾掂數（協商）”。
最經典的例子是從2008年起、每年向市民派錢的“現金分享計劃”。2007年勞動節游行，警民發生沖突，壹名警察向天開伍槍，這個舉動雖然在社會被嘲諷為開槍的“掩口費”，但市民卻頗為受落。
前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曾撰文形容，這是政府的“分贓”策略，將富沃的賭收與市民共享，“誘使市民避免進行政治動員”。
2007年勞動節游行爆發警民沖突後，時任特首何厚鏵翌年宣布向市民派錢。
除了政府能找對方法、緩解市民憤懣外，廖志輝也指出澳門人身份認同感不強，導致抗議往往未及香港“有組織、有延續性”，“沒有身份認同，就很難去凝聚到壹些（人去爭取）有關利益以外的事。”
澳門資深文化工作者李銳俊認同這個說法。她感覺，澳門在賭權開放後，“開始進入壹個‘暴發戶式’的社會”，人們只專注賺錢，漠視城市的大興土木和破壞。
在香港，不少保育事件成會為本土意識發育的土壤。但澳門情況不同，李銳俊說過去澳門沒有本土教育，澳門人也對自身的歷史陌生，很難對保育等議題產生共鳴——盡管澳門歷史建築群在2005年成功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對他們（澳門人）來說，始終生活的改善才是最重要。”李銳俊表示。
澳門也有“壞孩子”的壹面
從社會而言，澳門人適應大環境變化，形成“只談民生不談民主”的心態；在政治方面，議會內長期得叁名民主派，完全翻不起波瀾，這讓澳門政府及北京省心許多。
但澳門傳媒人崔子釗說，澳門表面上“很乖”，其實暗地裡也有很多“壞表現”，遭到北京警惕和整頓。
第壹件，是公民社會的覺醒。2014年，“反離補運動”在崔世安撤回法案後落幕。但崔子釗說，贰拾萬人上街的公民力量，觸動澳門政府的神經，開始收窄集會自由。
2017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澳門視察，發表講話指澳門地方小人口少，“你亂不得，你也亂不起”。翌年，澳門即通過修改集會示威法——市民集會示威原只須以書面通知民政總署，後改為通知警察局長。
崔子釗形容，這是壹個“意義很重大”的自由倒退，向警方通知集會變相對主辦的市民施加壓力，而當局的目的就是“不想再見到2014年的運動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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