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持续近半年的大抓捕结束了?
广东律师陈兆楠对这一量刑标准发表了评论。他以盗窃罪的量刑作为对比，在广东一类地区，盗窃金额在10万元以上，量刑区间才会超过三年；盗窃金额超过50万，才可能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区间量刑。他认为，在同一违法所得数额的情况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往往面临较高的刑期，量刑标准是相对严苛的”。
陈兆楠还提到“海棠“作者的取证难题：如果是境内网站，公安机关可以控制服务器，调取内部数据，但因为“海棠“是台湾平台，公安机关只能依靠前台点击取证，但很多网络平台采取虚构、人为设置点击数的运营手段，导致目前无法获得“海棠”作者的真实阅读数据。
同时，一个作品不可能每个字都涉及色情，是否需要区分淫秽内容的收入与非淫秽内容的收入，以及具有艺术价值的两性描写是否能够定性为淫秽内容，都是需要讨论的。但现实是，鉴定一部作品是否为淫秽色情作品，根据相关规定，是“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指定两名政治、业务素质过硬的同志共同进行，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参加”。
自称网络作品《六朝》作者李鑫（笔名为龙璇、紫狂）家属的一篇博文就对此提出异议：一审在“短短14天内对39部作品总计2亿字书籍的审查——平均每天需阅读相当于23本《三国演义》“，鉴定李鑫的网络作品《六朝》为淫秽作品，“明显违反常识”，并以其在十余年写作中获利30万元，判处10年有期徒刑。
网络热议的焦点还包括量刑的起点仅从5万次开始，但以被抓捕的海棠作者“远上白云间”为例，其十年累计的点击量早已超过这一标准数千倍。
小武认为：“中共就是定一些入刑标准非常低的罪名，我觉得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来钳制老百姓的生活，让你觉得时刻有一种很容易触犯法律的可能，让你形成一种恐惧感。”
肆月舒对此深有感触：“我第一次被删文就感受到了审查制度和它的恐惧性，因为这个东西是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你这个人不存在了。因为网络社会上是不能脱离信息存在的，如果你的信息都没了，你就直接消失了。”
谈到网文“扫黄“的原因，李华的感受是，“就像大学生夜骑事件后来被禁一样，中国政府就是不希望你有未经允许的高兴，你要高兴也必须在它规定的方式里，为祖国强大高兴，为高铁又开通一条高兴，但你不能自娱自乐。你自己就可以过得那么快乐，还要我政府干什么呢？”
“道德越紧，反弹越大。”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晓蕾在评论《金瓶梅》产生的时代背景时这样写道：“当道德过于高调严苛时，文学却要为人性辩护，争取生存的空间。这也是明代色情小说泛滥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几次重演类似的场景，比如文革末期，大量流传的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和《少女的心》。
李华觉得，这个景象可能还会重演。“就像小孩子，你越不让他动的东西，他就越想去动。你要去做一件社会上禁忌的事情，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刺激。”
小武提到，大约十年前，微博上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被以“嫖娼“的名义抓捕或判刑，可以看做看似“道德至上“实则“恐怖治国”这一逻辑的开端。只不过，那时大家还可以讨论一下案件的审判是否公正，但如今，这些案件连被讨论、甚至看到的机会，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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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兆楠还提到“海棠“作者的取证难题：如果是境内网站，公安机关可以控制服务器，调取内部数据，但因为“海棠“是台湾平台，公安机关只能依靠前台点击取证，但很多网络平台采取虚构、人为设置点击数的运营手段，导致目前无法获得“海棠”作者的真实阅读数据。
同时，一个作品不可能每个字都涉及色情，是否需要区分淫秽内容的收入与非淫秽内容的收入，以及具有艺术价值的两性描写是否能够定性为淫秽内容，都是需要讨论的。但现实是，鉴定一部作品是否为淫秽色情作品，根据相关规定，是“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指定两名政治、业务素质过硬的同志共同进行，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参加”。
自称网络作品《六朝》作者李鑫（笔名为龙璇、紫狂）家属的一篇博文就对此提出异议：一审在“短短14天内对39部作品总计2亿字书籍的审查——平均每天需阅读相当于23本《三国演义》“，鉴定李鑫的网络作品《六朝》为淫秽作品，“明显违反常识”，并以其在十余年写作中获利30万元，判处10年有期徒刑。
网络热议的焦点还包括量刑的起点仅从5万次开始，但以被抓捕的海棠作者“远上白云间”为例，其十年累计的点击量早已超过这一标准数千倍。
小武认为：“中共就是定一些入刑标准非常低的罪名，我觉得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来钳制老百姓的生活，让你觉得时刻有一种很容易触犯法律的可能，让你形成一种恐惧感。”
肆月舒对此深有感触：“我第一次被删文就感受到了审查制度和它的恐惧性，因为这个东西是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你这个人不存在了。因为网络社会上是不能脱离信息存在的，如果你的信息都没了，你就直接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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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几次重演类似的场景，比如文革末期，大量流传的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和《少女的心》。
李华觉得，这个景象可能还会重演。“就像小孩子，你越不让他动的东西，他就越想去动。你要去做一件社会上禁忌的事情，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刺激。”
小武提到，大约十年前，微博上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被以“嫖娼“的名义抓捕或判刑，可以看做看似“道德至上“实则“恐怖治国”这一逻辑的开端。只不过，那时大家还可以讨论一下案件的审判是否公正，但如今，这些案件连被讨论、甚至看到的机会，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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