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親述:放棄舒適的生活到加拿大
(加西網綜合)加拿大壹位移民在《環球郵報》撰文親述自己放棄舒適的生活來到加拿大，但移民後生活比所有人想象的更普遍。
拉希德-侯賽因-賽義德（Rashid Husain Syed，左贰）和他在阿聯酋的兄弟們在壹起，他們住在世界各地--壹個在美國，壹個在阿聯酋，壹個在英國，最小的住在多倫多。
以下是拉希德-侯賽因-賽義德親述他移民加拿大的故事：
移民定義了我家族的歷史。 1947 年，我的祖父母從印度的比哈爾邦搬到了達卡，當時印度分裂，巴基斯坦誕生。 1971 年，孟加拉國從巴基斯坦獨立出來後，我父親從現在的達卡搬到了卡拉奇，然後於 1976 年搬到了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他們壹邊走壹邊安了新家。
今天，我住在多倫多郊外，過去伍年我壹直在那裡。我和家人仍在努力尋找新家的出路。
歷史已成為過去；故事已經塵埃落定。但我的還在寫。我發現自己在想：我搬到加拿大是否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這就是我的移民故事。在我柒年級時我們搬到了卡拉奇，我完成了藥學學士學位，然後又獲得了商業碩士學位。不久之後，我前往沙特阿拉伯的沿海城市胡拜爾。那裡的生活很美好：我住在壹個大院裡，有公司提供的專車，我在企業部門工作，最終成為沙特壹家領先的貿易和咨詢公司的副總裁。
但新聞是我的基因--我的父親曾是家鄉壹家主要英文新聞日報的商務編輯，我清楚地記得他在他那台笨重的雷明頓打字機上寫作的情景--因此，盡管在沙特阿拉伯言論自由受到限制，我還是涉足了壹些報道和分析工作。我經常出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節目中，為沙特最大的英文日報《阿拉伯新聞》撰寫能源專欄，後來又為《沙特公報》撰寫專欄。這些工作為我贏得了能源分析師的全球聲譽--美國能源部邀請我去華盛頓，國際能源機構邀請我去巴黎發表我的觀點。
盡管如此，我知道沙特阿拉伯不可能成為我家永遠的家。盡管我的肆個孩子中有兩個在那裡出生，但我們最終還是要搬出這個石油王國，因為作為外籍人士，至少在當時，獲得沙特國籍幾乎是不可能的。總有壹天，我必須追隨父母和祖父母的腳步，在別處書寫我們家族故事的下壹個篇章。
我還知道，接受良好的大學教育對於開創美好的職業生涯非常重要，而我的孩子在沙特阿拉伯接受教育的機會似乎充其量也是有限的。我不能把他們送回我的原籍國巴基斯坦；我的孩子們讀書很聰明，但缺乏適應更加忙碌的社會所需的社會智慧。我知道，唯壹的選擇就是把他們送到西方的知名學府。
在我的長子被多倫多大學錄取為國際學生，攻讀軟件工程學位後，我看到加拿大為我們提供了永久居留權和完全平等的權利，這對在沙特阿拉伯生活了幾拾年的我來說非常重要。我在這裡甚至還有親戚，其中包括壹位叔叔，他在上世紀 90 年代離開了收入豐厚的阿布扎比國防軍工兵部隊軍官的職業生涯，搬到了這裡。因此，我於 2006 年申請移民，並於 2009 年以移民身份來到這裡。
我作為經濟移民來到加拿大並不是為了尋求更好的機會。我在沙特阿拉伯過著美好的生活，帶著我所有的財產和多年來賺到的錢來到加拿大是有風險的。我知道我正在告別既定的職業生涯，而在這個年紀，這可能會成為壹種負擔，而且在遙遠的土地上重新開始我的生活將非常困難。但我也知道我這樣做是為了子孫後代。
盡管如此，在加拿大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困難。
我在安大略省伯靈頓的家，也就是我們今天居住的地方，是用我在沙特阿拉伯賺到的錢建造的。我不需要抵押貸款來建造那所房子，很幸運，因為我沒有收入，因此沒有抵押品可以提供。即使在2018年嘗試租房時，也沒有房東願意給我租約；盡管我的銀行賬戶裡有壹大筆錢，但我不得不在租約上使用我兒子的名字，因為他在這裡從事軟件工程工作。
我申請了數千份工作，但只得到了壹些回復。有壹次，多倫多市中心的壹家公司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們可以給我壹份工作，但我必須先支付 7,500 元的費用。我無奈地把錢寄給了他們。後來我才意識到，那是壹個騙局。
2017 年，士嘉堡壹家補習中心為我提供了壹份月薪 3000 元的工作，前提是我向他們預支了 25,000 元的貸款。妻子鼓勵我接受它。他們向我承諾，這筆將用於促銷活動的貸款將在六個月內償還。但我既沒有拿到承諾的工資，也沒有全額償還貸款。
我還嘗試利用我在能源行業的人脈，促使卡爾加裡石油俱樂部和幾位能源高管舉行了早餐會。但這些會議毫無結果。與此同時，我努力和銀行高級官員取得聯系。有壹次，我設法聯系了壹位大銀行的首席執行官，他將我推薦給了其人力資源部門。那也是徒勞的。
所以我轉向體力勞動。我在寒冷、下雪的冬季夜間工作，在地鐵維修期間站在外面引導多倫多過境乘客走向正確的登機口。這是壹份卑微的、最低工資的小時工工作，但我非常感激這份工作。盡管如此，在 50 度高溫下生活了近肆分之壹個世紀之後，我最終還是覺得這種調整太困難了——有壹次，我差點被凍傷——幾天後我就放棄了。在那之後，我立即加入了壹個呼叫中心，但在我這個年紀，我對技術的了解不如年輕的同事，我很掙扎。
我還嘗試為報紙撰稿。但進入加拿大新聞業並不容易——甚至拼寫也是壹個挑戰，因為這裡與英國或美國不同——而且報酬微薄。它還要求我了解加拿大的政治和文化，雖然我仍在努力學習，但我承認很難理解涉及原住民和寄宿學校歷史等的問題。
經過伍年多的奮斗，我意識到找到壹份合適的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我用剩余的積蓄購買了幾處房產，以確保少量但定期的租金收入——事實上，比我的開支還要少。但直到最近，這些都是我唯壹的收入來源。
作為穆斯林來到加拿大還面臨著獨特的挑戰。例如，我只吃清真食品，但我仍然很難辨別穆斯林宗教上允許什麼、不允許什麼；幸運的是，我的孩子們更擅長解決這個問題。自 2017 年魁北克市伊斯蘭文化中心發生致命槍擊事件以來，加拿大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也讓我感到擔憂。我清楚地記得在穆斯林齋月期間，六名信徒被殺肆個月後，當我打破當天的齋戒後，在清真寺進行特拉維祈禱時感覺我非常憂慮。我發現自己擔心有人會開始發射子彈，而我很容易成為受害者之壹。 2021 年，阿夫扎爾家族的肆名成員在安大略省倫敦被謀殺，讓我更加堅信，作為加拿大的少數族裔可能會威脅到我的生命。
這不僅僅是我的故事；我知道其他移民也經歷過類似的事情。在這些艱難的重新安置歲月裡，我親眼目睹了人們擺脫這種心理創傷絕非易事，可能需要更多年的時間。然而，盡管我們對社會做出了貢獻——從把儲蓄帶到加拿大到增加勞動力並最終成為納稅人——但有些人仍然認為我們是社會的負擔。真的好痛啊！
成為社會的負擔——那不是我們移民的故事。我拒絕讓這來定義我。
REF: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article-i-gav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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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希德-侯賽因-賽義德（Rashid Husain Syed，左贰）和他在阿聯酋的兄弟們在壹起，他們住在世界各地--壹個在美國，壹個在阿聯酋，壹個在英國，最小的住在多倫多。
以下是拉希德-侯賽因-賽義德親述他移民加拿大的故事：
移民定義了我家族的歷史。 1947 年，我的祖父母從印度的比哈爾邦搬到了達卡，當時印度分裂，巴基斯坦誕生。 1971 年，孟加拉國從巴基斯坦獨立出來後，我父親從現在的達卡搬到了卡拉奇，然後於 1976 年搬到了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他們壹邊走壹邊安了新家。
今天，我住在多倫多郊外，過去伍年我壹直在那裡。我和家人仍在努力尋找新家的出路。
歷史已成為過去；故事已經塵埃落定。但我的還在寫。我發現自己在想：我搬到加拿大是否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這就是我的移民故事。在我柒年級時我們搬到了卡拉奇，我完成了藥學學士學位，然後又獲得了商業碩士學位。不久之後，我前往沙特阿拉伯的沿海城市胡拜爾。那裡的生活很美好：我住在壹個大院裡，有公司提供的專車，我在企業部門工作，最終成為沙特壹家領先的貿易和咨詢公司的副總裁。
但新聞是我的基因--我的父親曾是家鄉壹家主要英文新聞日報的商務編輯，我清楚地記得他在他那台笨重的雷明頓打字機上寫作的情景--因此，盡管在沙特阿拉伯言論自由受到限制，我還是涉足了壹些報道和分析工作。我經常出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節目中，為沙特最大的英文日報《阿拉伯新聞》撰寫能源專欄，後來又為《沙特公報》撰寫專欄。這些工作為我贏得了能源分析師的全球聲譽--美國能源部邀請我去華盛頓，國際能源機構邀請我去巴黎發表我的觀點。
盡管如此，我知道沙特阿拉伯不可能成為我家永遠的家。盡管我的肆個孩子中有兩個在那裡出生，但我們最終還是要搬出這個石油王國，因為作為外籍人士，至少在當時，獲得沙特國籍幾乎是不可能的。總有壹天，我必須追隨父母和祖父母的腳步，在別處書寫我們家族故事的下壹個篇章。
我還知道，接受良好的大學教育對於開創美好的職業生涯非常重要，而我的孩子在沙特阿拉伯接受教育的機會似乎充其量也是有限的。我不能把他們送回我的原籍國巴基斯坦；我的孩子們讀書很聰明，但缺乏適應更加忙碌的社會所需的社會智慧。我知道，唯壹的選擇就是把他們送到西方的知名學府。
在我的長子被多倫多大學錄取為國際學生，攻讀軟件工程學位後，我看到加拿大為我們提供了永久居留權和完全平等的權利，這對在沙特阿拉伯生活了幾拾年的我來說非常重要。我在這裡甚至還有親戚，其中包括壹位叔叔，他在上世紀 90 年代離開了收入豐厚的阿布扎比國防軍工兵部隊軍官的職業生涯，搬到了這裡。因此，我於 2006 年申請移民，並於 2009 年以移民身份來到這裡。
我作為經濟移民來到加拿大並不是為了尋求更好的機會。我在沙特阿拉伯過著美好的生活，帶著我所有的財產和多年來賺到的錢來到加拿大是有風險的。我知道我正在告別既定的職業生涯，而在這個年紀，這可能會成為壹種負擔，而且在遙遠的土地上重新開始我的生活將非常困難。但我也知道我這樣做是為了子孫後代。
盡管如此，在加拿大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困難。
我在安大略省伯靈頓的家，也就是我們今天居住的地方，是用我在沙特阿拉伯賺到的錢建造的。我不需要抵押貸款來建造那所房子，很幸運，因為我沒有收入，因此沒有抵押品可以提供。即使在2018年嘗試租房時，也沒有房東願意給我租約；盡管我的銀行賬戶裡有壹大筆錢，但我不得不在租約上使用我兒子的名字，因為他在這裡從事軟件工程工作。
我申請了數千份工作，但只得到了壹些回復。有壹次，多倫多市中心的壹家公司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們可以給我壹份工作，但我必須先支付 7,500 元的費用。我無奈地把錢寄給了他們。後來我才意識到，那是壹個騙局。
2017 年，士嘉堡壹家補習中心為我提供了壹份月薪 3000 元的工作，前提是我向他們預支了 25,000 元的貸款。妻子鼓勵我接受它。他們向我承諾，這筆將用於促銷活動的貸款將在六個月內償還。但我既沒有拿到承諾的工資，也沒有全額償還貸款。
我還嘗試利用我在能源行業的人脈，促使卡爾加裡石油俱樂部和幾位能源高管舉行了早餐會。但這些會議毫無結果。與此同時，我努力和銀行高級官員取得聯系。有壹次，我設法聯系了壹位大銀行的首席執行官，他將我推薦給了其人力資源部門。那也是徒勞的。
所以我轉向體力勞動。我在寒冷、下雪的冬季夜間工作，在地鐵維修期間站在外面引導多倫多過境乘客走向正確的登機口。這是壹份卑微的、最低工資的小時工工作，但我非常感激這份工作。盡管如此，在 50 度高溫下生活了近肆分之壹個世紀之後，我最終還是覺得這種調整太困難了——有壹次，我差點被凍傷——幾天後我就放棄了。在那之後，我立即加入了壹個呼叫中心，但在我這個年紀，我對技術的了解不如年輕的同事，我很掙扎。
我還嘗試為報紙撰稿。但進入加拿大新聞業並不容易——甚至拼寫也是壹個挑戰，因為這裡與英國或美國不同——而且報酬微薄。它還要求我了解加拿大的政治和文化，雖然我仍在努力學習，但我承認很難理解涉及原住民和寄宿學校歷史等的問題。
經過伍年多的奮斗，我意識到找到壹份合適的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我用剩余的積蓄購買了幾處房產，以確保少量但定期的租金收入——事實上，比我的開支還要少。但直到最近，這些都是我唯壹的收入來源。
作為穆斯林來到加拿大還面臨著獨特的挑戰。例如，我只吃清真食品，但我仍然很難辨別穆斯林宗教上允許什麼、不允許什麼；幸運的是，我的孩子們更擅長解決這個問題。自 2017 年魁北克市伊斯蘭文化中心發生致命槍擊事件以來，加拿大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也讓我感到擔憂。我清楚地記得在穆斯林齋月期間，六名信徒被殺肆個月後，當我打破當天的齋戒後，在清真寺進行特拉維祈禱時感覺我非常憂慮。我發現自己擔心有人會開始發射子彈，而我很容易成為受害者之壹。 2021 年，阿夫扎爾家族的肆名成員在安大略省倫敦被謀殺，讓我更加堅信，作為加拿大的少數族裔可能會威脅到我的生命。
這不僅僅是我的故事；我知道其他移民也經歷過類似的事情。在這些艱難的重新安置歲月裡，我親眼目睹了人們擺脫這種心理創傷絕非易事，可能需要更多年的時間。然而，盡管我們對社會做出了貢獻——從把儲蓄帶到加拿大到增加勞動力並最終成為納稅人——但有些人仍然認為我們是社會的負擔。真的好痛啊！
成為社會的負擔——那不是我們移民的故事。我拒絕讓這來定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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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article-i-gav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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