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想知道,究竟是谁在生二孩?(图
2024年8月9日，湖北武汉，市民在汉口江滩与 “一家五口” 雕塑合影。（视觉中国 / 图）
两个不同世代的女性决定研究城市里的二孩家庭。
蒋莱生于1970年代末期，是一个“00后”孩子的母亲，在她生育的21世纪初，普婚普育和隔代养育是社会主流，过了28岁还未结婚的会被称为“剩女”，不生育则被视为自私，或是生理有缺陷。
沈洋生于1980年代中期，是一位二孩妈妈。在她生育的2019年，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6，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31.66岁，她也成为家族同辈中唯一生育了下一代的人。生育已经成为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意味着高额的养育成本和大量的时间投入。母职惩罚、生育损伤和不婚不育的声音齐头并进。
蒋莱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沈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
她们的研究从2015年初开始。彼时全面二孩政策尚未放开，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正在做女性领导力研究的蒋莱发现，无论政界、商界还是学术界，女性总是受困于中下层，难以晋升，她们身上始终绕不开的话题，是生育和育儿。她和沈洋都很好奇：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女性都是哪些人？她们为什么生？生育后，对她们在职场上的影响有哪些？
这项研究持续了六七年，她们访谈了四十余位城市中产女性，她们大多接受过优质的高等教育，其中半数以上是二孩及多孩妈妈。这些女性都曾是职场妈妈，其后或由于育儿压力，或出于个人原因，一部分人回归了家庭。
这些女性生育二孩的原因各种各样——恐惧“失独”、“希望孩子有个陪伴”和“避孕失败”是她们最常提及的。让沈洋惊异的是，“过去看西方的文献，那些愿意生二孩的女性可能是由于丈夫参与更多，但是我做了访谈之后发现，爸爸参与育儿的比例普遍偏低，受访者生二孩的理由与丈夫是否参与育儿关系不大——这背后受到很深的父权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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