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 红通被滥用? "31亿贪官"李传良红通经历起底
2020年8月16日，李传良在旧金山中国民主女神像旁留影。（李传良提供/RFA资料图）
根据埃斯特伦德发来的文件，在确认上了红通后，李传良通过律师于2021年5月向国际间刑警组织提出了对这一红通的申诉，国际刑警组织很快在当年8月就暂停了红通的执行。埃斯特伦德对记者解释说，“有时当他们对提交的文件进行了初步审阅后，认为其中可能有问题，就可能会暂停或屏蔽（blocking）这样的红通，直到他们完成对案卷的审阅。”
8月份国际刑警组织暂停执行对李传良的红通，到第二年，2022年2月，李传良就得到了国际刑警组织档案控制委员会撤销红通的通知。在李传良向本台记者发来的这个撤销通知上，引用了国际刑警组织章程中的规定，强调在国际刑警组织信息系统 (IIS) 中的案件信息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且案件信息必须与其目的相关且不过度。但通知本身并没有直接解释，中国方面提供的案件信息在何种程度上违反了这一规定。
埃斯特伦德律师向记者解释说，她认为，根据李传良提供的材料，中国政府方面对其案件的处理违反了多项原则，“我们准备撤销申请时，发过去的申请材料主要证明的是（中国政府）违反了人权、正当程序权利以及国际法律原则。”
惯于滥用红通
此前，李传良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多次指责中国政府对他司法不公。在10月29日的采访中，李传良对本台记者再次表示，中国政府对他的指控都站不住脚，“司法机关指控我涉嫌总额为31个亿的贪污、受贿，我坚决不承认，我一笔也没有。”
同时，他又辩驳称，“辞职后，我合法经营，我有合规合法的收入，我有这个能力，但金额我现在不便说。”
本台记者采访了目前身在日本的前中国律师伍雷，他是代理李传良亲友相关案件的律师团的成员之一，其中包括多位中国著名人权律师。他说，这个律师团的成员都认为，李传良并没有中国政府指控的这些腐败罪行，“他的案子我很熟悉，他就是在做生意，就是正常做生意，他也没有利用职权来贪污钱。这个案子，我认为就是当地政府来抢他的钱，也就是黑龙江那边。”
本台记者无法独立核实李传良资产的真实情况。
但李传良的事件在网上被热炒后，不少人在社媒上表示质疑，有人说，中共体制内无官不贪，李传良在黑龙江当了那么多年官，怎么可能不贪？
伍雷说，他自己也在中共体制里待了十年，他很熟悉中国官场，“现在中国真正的问题是仇官仇富，我也办了很多官员的案件，你相信有官员靠透支信用卡生活吗？就是这样的现实。”他说，关键问题是，整体上不能相信中国司法，“老百姓也很可怜，大家都在说司法不公正，但中国司法在处理一个‘贪官’的时候，大家却都在拍手叫好，他们没有意识到，不公正的司法不可能有公正的结果。”
对于李传良红通的具体细节，伍雷并不清楚，但他曾经手六个类似的被红通的企业家案件，他指出这些红通都是司法不公正的结果，都是政府为了抢钱，“包括现在平反的重庆一个企业家的案件，也被列为红通，被国外通缉，他自己一个人在泰国隐姓埋名，自己刷盘子刷了两年，后来都被推翻了。”他调侃说，中国政府要弄个红通，成本多低啊！
实际上，李传良红通案去年年底在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就被引用作为中国政府滥用红通的典型例证，其中引用的正是埃斯特伦德律师的相关文章。
埃斯特伦德律师在美国处理来自中国的红通案件经验丰富，她介绍说，因为被红通来向她咨询的中国当事人约有25到30起，其中她代理要求撤销红通的案件有7到10起。埃斯特伦德说，她从12年前开始代理此类案件，目前来自中国的红通案件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像李先生这样有异议言论的，另一种是有网络企业的成功企业家，比如网上赌博，他们被针对。”
埃斯特伦德分析说，她遇到的中国案件有比较类似的特征，“我们往往能证明，中国政府在申请红通时提交的罪名指控往往是编造的，或极度夸大，或者是其证据往往无法支撑的。”并且其中很多受害者都是在经济上或商业上比较成功，其财产遭到中国政府的抢夺。
埃斯特伦德认为，中国政府滥用红通的这种情况，即使与俄罗斯、委内瑞拉以及土耳其这些国家比较起来，也是更为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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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埃斯特伦德发来的文件，在确认上了红通后，李传良通过律师于2021年5月向国际间刑警组织提出了对这一红通的申诉，国际刑警组织很快在当年8月就暂停了红通的执行。埃斯特伦德对记者解释说，“有时当他们对提交的文件进行了初步审阅后，认为其中可能有问题，就可能会暂停或屏蔽（blocking）这样的红通，直到他们完成对案卷的审阅。”
8月份国际刑警组织暂停执行对李传良的红通，到第二年，2022年2月，李传良就得到了国际刑警组织档案控制委员会撤销红通的通知。在李传良向本台记者发来的这个撤销通知上，引用了国际刑警组织章程中的规定，强调在国际刑警组织信息系统 (IIS) 中的案件信息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且案件信息必须与其目的相关且不过度。但通知本身并没有直接解释，中国方面提供的案件信息在何种程度上违反了这一规定。
埃斯特伦德律师向记者解释说，她认为，根据李传良提供的材料，中国政府方面对其案件的处理违反了多项原则，“我们准备撤销申请时，发过去的申请材料主要证明的是（中国政府）违反了人权、正当程序权利以及国际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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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李传良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多次指责中国政府对他司法不公。在10月29日的采访中，李传良对本台记者再次表示，中国政府对他的指控都站不住脚，“司法机关指控我涉嫌总额为31个亿的贪污、受贿，我坚决不承认，我一笔也没有。”
同时，他又辩驳称，“辞职后，我合法经营，我有合规合法的收入，我有这个能力，但金额我现在不便说。”
本台记者采访了目前身在日本的前中国律师伍雷，他是代理李传良亲友相关案件的律师团的成员之一，其中包括多位中国著名人权律师。他说，这个律师团的成员都认为，李传良并没有中国政府指控的这些腐败罪行，“他的案子我很熟悉，他就是在做生意，就是正常做生意，他也没有利用职权来贪污钱。这个案子，我认为就是当地政府来抢他的钱，也就是黑龙江那边。”
本台记者无法独立核实李传良资产的真实情况。
但李传良的事件在网上被热炒后，不少人在社媒上表示质疑，有人说，中共体制内无官不贪，李传良在黑龙江当了那么多年官，怎么可能不贪？
伍雷说，他自己也在中共体制里待了十年，他很熟悉中国官场，“现在中国真正的问题是仇官仇富，我也办了很多官员的案件，你相信有官员靠透支信用卡生活吗？就是这样的现实。”他说，关键问题是，整体上不能相信中国司法，“老百姓也很可怜，大家都在说司法不公正，但中国司法在处理一个‘贪官’的时候，大家却都在拍手叫好，他们没有意识到，不公正的司法不可能有公正的结果。”
对于李传良红通的具体细节，伍雷并不清楚，但他曾经手六个类似的被红通的企业家案件，他指出这些红通都是司法不公正的结果，都是政府为了抢钱，“包括现在平反的重庆一个企业家的案件，也被列为红通，被国外通缉，他自己一个人在泰国隐姓埋名，自己刷盘子刷了两年，后来都被推翻了。”他调侃说，中国政府要弄个红通，成本多低啊！
实际上，李传良红通案去年年底在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就被引用作为中国政府滥用红通的典型例证，其中引用的正是埃斯特伦德律师的相关文章。
埃斯特伦德律师在美国处理来自中国的红通案件经验丰富，她介绍说，因为被红通来向她咨询的中国当事人约有25到30起，其中她代理要求撤销红通的案件有7到10起。埃斯特伦德说，她从12年前开始代理此类案件，目前来自中国的红通案件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像李先生这样有异议言论的，另一种是有网络企业的成功企业家，比如网上赌博，他们被针对。”
埃斯特伦德分析说，她遇到的中国案件有比较类似的特征，“我们往往能证明，中国政府在申请红通时提交的罪名指控往往是编造的，或极度夸大，或者是其证据往往无法支撑的。”并且其中很多受害者都是在经济上或商业上比较成功，其财产遭到中国政府的抢夺。
埃斯特伦德认为，中国政府滥用红通的这种情况，即使与俄罗斯、委内瑞拉以及土耳其这些国家比较起来，也是更为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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