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閹割司馬遷背後的壹盤大棋
01
兩千年過去了，還有人不知道李陵事件的隱情嗎？
表面上，事件源於漢武帝安排的任務——讓李陵給李廣利大軍負責後勤，被李陵拒絕，有人往往指責李陵想出風頭，誰又知道，李陵實在是迫於前車之鑒：李廣利是個天坑，誰跟李廣利走得近誰倒霉。
正是這個原因，李陵出於避禍之心，不得不忤逆漢武帝，提出寧肯自帶壹隊深入敵境。
“到蘭幹山南以分單於兵，毋令（匈奴）專向貳師軍（李廣利軍）”
進兵蘭幹山——此山在匈奴西南，離漢界不遠，距李廣利進兵的天山壹帶也不算遠，李陵此舉，正是以自己的精銳小隊分散匈奴注意力，使單於不能集中力量專打李廣利，這樣贰李之間可以彼此策應，尋找戰機。
可以說，李陵的頭腦是清醒理智的，主張也是切實合理的。
但這建議被漢武帝壹票否決，給李陵改了壹個遙遠而極其危險的目標：浚稽山。（約在今蒙古國土拉河，國境內戈壁阿爾泰山脈中段）
此地深處匈奴地界，正是單於出沒之地，又距李廣利兵團遙遠，無法照應，置李陵小隊於危不可測之境，武帝用意何在？
當然，以武帝成熟的政治手段，明面上自有道理，那就是，李陵帶伍千步卒當誘餌，引出匈奴單於的主力，然後再由援軍壹舉殲之。
“提步卒不滿伍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卬億萬之師。”——《漢書司馬遷傳》
正因為李陵信了漢武讓他當誘餌的說法，才會以幾千步兵跑到敵人勢力的中心，以期引敵殲敵。
看上去，漢武也確實是這麼安排的：“因詔（路）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
然而，結果呢？
02
李陵團隊面對單於幾萬主力的包圍，成功殺出血路，壹步步將匈奴主力引出來，壹直打回到居延要塞僅百裡之處！
打到這個位置，突圍已經成功了，誘敵更是超額完成任務，然而說好的援軍呢？說好的“半道迎陵軍”的援兵呢？
史書諱莫如深！
不要說援兵，連近在咫尺的邊塞守軍，始終壹兵不發，李陵部隊苦戰千裡，真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邊塞守軍們眼睜睜看著李陵部隊在家門口被殲，為什麼會這樣？
更奇怪的是，壹向冷酷，果於殺戮的漢武帝卻不懲處任何邊塞守將？
不懲也罷，漢武帝卻輕信公孫敖的壹面之詞殘暴的殺了李陵全家。（所謂李陵效忠匈奴，為匈奴練兵）
公孫敖正是衛青的人，與李家有舊怨，武帝也深知這壹點，但為何漢武帝卻偏偏挑了這麼個人去“接應”李陵？更奇怪的是，武帝也不調查分析，就急急的殺了李陵全家？
從李陵孤軍遇上匈奴主力開始，轉戰這麼久，打了這麼多仗，矢盡援絕之時還孤身犯險，企圖刺殺單於，說明李陵並非怕死之人。
但他在最後關頭卻投降匈奴，為什麼？
同樣，李陵壹軍深入匈奴，遭遇幾拾倍的強敵，在戰斗最凶險、最看不到希望、最無助之時，全軍奮戰，士氣堅定，沒有出叛徒。
恰恰是在突圍後期，離家越來越近之時，信心動搖，出了叛徒（管敢），為什麼？
其實李陵也好，管敢也罷，都在離家越近之時，才看清楚壹個冰冷的事實：處心積慮置他們於死地的，正是他們為之出生入死、熱血效忠的朝廷！誰不崩潰？
李陵不願這麼白白被算計死，他認為力盡而降，觀察時局，朝廷不至於那麼狠絕，再對他家人下毒手。
以上如此多的疑點，若都只是巧合，全部都是漢武帝在各環節上發了昏，那麼李陵選擇不死或許還可以說他有污點。
如果不是，那面對這樣有意的陷害，恐怕誰也沒資格去指責李陵了，畢竟，選擇不死，也是壹種反抗！
03
今人又將李陵之才能，之冤情，歸咎於司馬遷壹人吹出來的，無端將司馬遷說成李廣的“死黨”，卻看不到漢代越往後，對李陵越同情，評價也越高。
東漢的班固對其中原委比司馬遷了解的更完整，掌握的消息渠道更多元更豐富。
在這樣的基礎上，班固比司馬遷更同情李陵。
《漢書》相關李陵的細節與篇幅，遠遠超過司馬遷的《史記》，難道不也從側面說明壹定的隱情？
再說回司馬遷，司馬遷曾自述，他與李陵平常並無往來，各走各的路：“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
然而，此時司馬遷為何要對這麼壹個“素非相善”之輩，拋卻壹身安危，犯顏力諫，為之“盛言”辯誣？
這裡還有壹個被忽視的地方：司馬遷不是主動出來為李陵鳴冤的，而是漢武帝主動找司馬遷“召問”。
“仆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漢書司馬遷傳》
太史令職位不高，位秩六百石，但這個職位卻與其他官職不同，具有特殊性和敏感性，某種意義上說，太史令是皇權時代的“政府發言人”，史官是須對重大歷史事件定性、是非功過對後世做交待的人。
更特殊的是，這個“發言人”職位，並不是皇權的提線木偶！
因為從先秦開始，史官就有秉筆直書的天然使命。
正因為如此，漢武帝才會親自召見壹個小小的太史令，想聽聽他對李陵事件的看法。
但攤上漢武帝這種皇權毫無邊界的帝王，史官是痛苦的。
這壹次李陵事件，司馬遷不可能不知道漢武的“召問”他的目的，壹旦堅持說實話，等待他個人命運的將是什麼。
可他還是為李陵“盛言”抗辯，恐怕亦是忍無可忍，事件原委天下皆知，壹位被公認有“國士之風”，受到各方期許的將才，以及伍千忠勇之士，卻從壹開始就有意被置於死地，白白委於虎口。
武帝身為天下之主，以公器泄私憤，還是那種毫無道理、任性胡為的私憤，而且是既要又要，白白葬送國家數千猛士不說，還幹預治史，讓司馬遷背叛他的家傳、操守，讓司馬遷踐踏自己的信奉，拋棄他視為高於生命的史官良心，去附和皇權的任性，搞春秋筆法，甩鍋給無辜受害的李陵。
這實在超過司馬遷的叁觀底線。
04
然而，漢武帝也沒有退路。
他壹生雄才大略，發揚蹈厲，做出了遠邁前人的功業，他的名字必須輝煌的，毫無灰塵污點的流芳汗青，為萬世所頌，怎許自己對李陵的黑暗用心昭暴於竹帛，為後世所譏，毀壹世英名？
司馬遷如此“執迷不悟”的拒絕，徹底激怒了武帝，與過去的震怒不同，武帝這壹次是羞惱。
漢武帝知道史書上不留下壹點破綻是不可能的了，他要報復，要毀掉司馬遷，當然，不能殺，殺史官非比殺常人，只會欲蓋彌彰。
所以司馬遷落得壹個極端侮辱性的下場，身體和人格都遭到殘缺。
壹般而言，根據法律，官員即使犯死罪，也可以籌錢贖免，這也算是公事公辦。
然而司馬遷這事卻太非同壹般，他的親人、朋友們誰都沒站出來資助救贖，甚至壹句話都不說：“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漢書司馬遷傳》
以司馬遷之為人，其親人、朋友不可能每壹個都是勢利小人，恐怕只有壹個解釋：他們不敢！
武帝死後，從輔政的霍光、上官桀，到視氣節高於生命的蘇武，無壹以漢奸、“罪過極大”之人視李陵，相反，他們共同的態度是對李陵的惋惜和彌補。
他們都在勸李陵回家，以富貴相許，實際上是送來壹個遲來的公正，恢復他的名譽。
連投靠匈奴的衛律，也出來勸李陵歸漢，說到底，他們是最清楚李陵“當漢奸”究竟怎麼回事的人。
特別是霍光，出入宮禁伴武帝贰拾余年，未犯過壹次錯誤，可見霍光超人的謹慎嚴密。
設若李陵真是壹個聲名狼藉、自私苟且、品格低下、出賣國家的敗類，霍光豈會動搖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基礎、違背先皇之意，否定漢武帝的英明，推翻他的定論，代表朝廷勸求壹個“敗類”回家，自毀聲名，背上污名，招來於自己執政前途不利的口實？
05
那麼李陵的悲劇究竟是何原委呢？
這都源於晚年漢武帝壹項令人匪夷所思的安排：令李陵給出塞征討匈奴的李廣利大軍負責後勤事務。
表面上，不久前萬裡遠征，收服大宛（烏茲別克費爾幹納盆地），獲取天馬，揚漢朝聲威於絕域的李廣利，正是紅人。
李廣利又是武帝最寵愛的李夫人的哥哥，天子的大舅哥，還是天子的愛子、皇位的潛在競爭者，皇子劉髆的舅舅。
征大宛屠輪台滅郁成，為李廣利帶來了巨大聲望，此番受命出征匈奴，顯然是被漢武帝做為又壹位衛青在培養的。
按常理，李廣利的走紅，代表又壹個新興集團的崛起，跟著李廣利混，看上去像是飛黃騰達，封侯拜官的捷徑。
然而事實比人們想像的復雜得多。
首先，李廣利的親妹妹，漢武帝最寵愛的李夫人，在李廣利遠征獲勝，剛開始走紅之際，便湊巧死去。
就在李廣利得勝還朝，還在艱苦跋涉的路上，漢武帝又向最寵愛的音樂家李延年揮起了屠刀，而且直接將他滅門夷族。
而李延年另壹個身份是李廣利的親兄弟。
隨同李廣利壹起出生入死的僚屬們，命運又如何呢？
遠征軍副帥，軍正趙始成，隨李廣利“力戰，功最多”，僅封光祿大夫，不過是國策顧問壹類虛職，秩比贰千石，比起他原有的官位，幾乎沒有什麼實惠。
遠征軍參謀：李哆，在軍中“為謀計”，為李廣利出謀劃策，也是勝利的重要功臣，僅授上黨太守。而
同在武帝朝效力的王恢，不過跟著趙破奴去樓蘭、姑師跑了趟龍套，回來就被封侯。
以趙、李平大宛，取天馬之殊功，酬功如此涼薄，正體現了事情反常。
斬殺郁成王的少年騎士趙弟，因職務低微，在軍中沒什麼影響力，反倒被封了侯，官居太常，酬功不可謂不重。
但武帝依然沒放過這個小兵，後來又找由頭奪去了他的侯位、官位，剝奪了壹切，罰為苦力，終其壹生。
還有上官桀，在軍中任搜粟都尉，親率壹軍滅了殺害漢使團，兩敗漢軍的元凶郁成國，並率孤軍犯險，擄回郁成王，可謂功大。
卻沒封侯，只封少府，也就是替皇帝掌管私人收入，比起趙始成他們，這個酬功還不算太差，但轉眼又被借口“以年老，免”。
以上幾個主要副手，不但功大賞薄，還有個共同點：全部調離軍隊，改授文職，再未回到李廣利身邊。
所以，武帝既要扶植李廣利，讓衛氏太子集團感到忌憚，同時又要防止李廣利成為第贰個衛青，早早清洗他在宮中的親戚，清洗他在軍中合作的僚友，防止他積累勢力，將來憑借軍功和兵權擁立劉髆為太子（後來果然這樣做了）。
好了，如今征討匈奴，漢武帝開始為李廣利搭建新的團隊，從上面壹堆的前車之鑒來看誰心裡不發毛？換了你，你去嗎？
所以李陵拒絕了漢武帝，寧肯以區區幾千人“自當壹隊”。
06
李陵拒絕，怎麼辦？漢武帝也沒了退路，沒人願與李廣利合作，李廣利用不了，那他之前壹系列的殺戮、清洗不是白幹了？只好殺壹儆百。
不光如此，壹定要讓他背負污名，殺人誅心，滅其全家，才能有效果，才能讓其他將領明知李廣利是個坑，也不能不跳。
漢武帝是不是有意在陷李陵於絕境，還有壹個關鍵證據：路博德。
武帝明明安排了強弩將軍路博德為李陵的後援，路博德卻“羞為陵後距”，上書找理由拒絕。
但從史書記載的路博德的提議來看，路博德顯然不是“羞為陵後距”，而更像是保護李陵：“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李）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伍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漢書》）
路博德是從常理的角度表示質疑，提出正逢敵人秋高馬肥之際，與其讓李陵只帶伍千步兵深入大漠贰千裡去找死 ，不如到來年春天，與李陵各帶伍千騎兵，東西並進，勝機大得多。
路博德此舉，從深處說也是為了保護自己，提出正確的用兵辦法，進行正當的質疑，畢竟漢武這麼反常的亂來，完全不像過去的漢武，未來李陵兵敗，他路博德也拾有八九會受到責任牽連。
路博德以此試探朝廷反應，確定李陵到底是不是漢武帝欽定的“期貨死人”，希望漢武帝就此明確責任，以防“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路博德的上表，再度引發漢武帝暴怒，這本不奇怪。
但暴怒的原因，非但不是史書所謂路博德“羞為陵後距”，恰好相反，他惱怒的是贰人關系似乎太好了！
路博德怎麼會提出壹個客觀上保護李陵的建議？
所以，武帝把關注點放在調查路、李贰人的關系上 ：“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令李陵所與博德言者雲何？具以書對”。
隨後，疑心重重的武帝把路博德這路人馬調走，卻沒給李陵安排任何援兵。
壹心報國的李陵，也心灰意冷，選擇了投降匈奴。
縱覽整個過程，李陵是被有意置於絕境，而非他主動辜負劉徹。
李陵不欲卷入復雜的政治派系，反遭漢武帝猜忌和迫害。
而為李陵辯護的司馬遷也慘遭宮刑，可悲可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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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兩千年過去了，還有人不知道李陵事件的隱情嗎？
表面上，事件源於漢武帝安排的任務——讓李陵給李廣利大軍負責後勤，被李陵拒絕，有人往往指責李陵想出風頭，誰又知道，李陵實在是迫於前車之鑒：李廣利是個天坑，誰跟李廣利走得近誰倒霉。
正是這個原因，李陵出於避禍之心，不得不忤逆漢武帝，提出寧肯自帶壹隊深入敵境。
“到蘭幹山南以分單於兵，毋令（匈奴）專向貳師軍（李廣利軍）”
進兵蘭幹山——此山在匈奴西南，離漢界不遠，距李廣利進兵的天山壹帶也不算遠，李陵此舉，正是以自己的精銳小隊分散匈奴注意力，使單於不能集中力量專打李廣利，這樣贰李之間可以彼此策應，尋找戰機。
可以說，李陵的頭腦是清醒理智的，主張也是切實合理的。
但這建議被漢武帝壹票否決，給李陵改了壹個遙遠而極其危險的目標：浚稽山。（約在今蒙古國土拉河，國境內戈壁阿爾泰山脈中段）
此地深處匈奴地界，正是單於出沒之地，又距李廣利兵團遙遠，無法照應，置李陵小隊於危不可測之境，武帝用意何在？
當然，以武帝成熟的政治手段，明面上自有道理，那就是，李陵帶伍千步卒當誘餌，引出匈奴單於的主力，然後再由援軍壹舉殲之。
“提步卒不滿伍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卬億萬之師。”——《漢書司馬遷傳》
正因為李陵信了漢武讓他當誘餌的說法，才會以幾千步兵跑到敵人勢力的中心，以期引敵殲敵。
看上去，漢武也確實是這麼安排的：“因詔（路）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
然而，結果呢？
02
李陵團隊面對單於幾萬主力的包圍，成功殺出血路，壹步步將匈奴主力引出來，壹直打回到居延要塞僅百裡之處！
打到這個位置，突圍已經成功了，誘敵更是超額完成任務，然而說好的援軍呢？說好的“半道迎陵軍”的援兵呢？
史書諱莫如深！
不要說援兵，連近在咫尺的邊塞守軍，始終壹兵不發，李陵部隊苦戰千裡，真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邊塞守軍們眼睜睜看著李陵部隊在家門口被殲，為什麼會這樣？
更奇怪的是，壹向冷酷，果於殺戮的漢武帝卻不懲處任何邊塞守將？
不懲也罷，漢武帝卻輕信公孫敖的壹面之詞殘暴的殺了李陵全家。（所謂李陵效忠匈奴，為匈奴練兵）
公孫敖正是衛青的人，與李家有舊怨，武帝也深知這壹點，但為何漢武帝卻偏偏挑了這麼個人去“接應”李陵？更奇怪的是，武帝也不調查分析，就急急的殺了李陵全家？
從李陵孤軍遇上匈奴主力開始，轉戰這麼久，打了這麼多仗，矢盡援絕之時還孤身犯險，企圖刺殺單於，說明李陵並非怕死之人。
但他在最後關頭卻投降匈奴，為什麼？
同樣，李陵壹軍深入匈奴，遭遇幾拾倍的強敵，在戰斗最凶險、最看不到希望、最無助之時，全軍奮戰，士氣堅定，沒有出叛徒。
恰恰是在突圍後期，離家越來越近之時，信心動搖，出了叛徒（管敢），為什麼？
其實李陵也好，管敢也罷，都在離家越近之時，才看清楚壹個冰冷的事實：處心積慮置他們於死地的，正是他們為之出生入死、熱血效忠的朝廷！誰不崩潰？
李陵不願這麼白白被算計死，他認為力盡而降，觀察時局，朝廷不至於那麼狠絕，再對他家人下毒手。
以上如此多的疑點，若都只是巧合，全部都是漢武帝在各環節上發了昏，那麼李陵選擇不死或許還可以說他有污點。
如果不是，那面對這樣有意的陷害，恐怕誰也沒資格去指責李陵了，畢竟，選擇不死，也是壹種反抗！
03
今人又將李陵之才能，之冤情，歸咎於司馬遷壹人吹出來的，無端將司馬遷說成李廣的“死黨”，卻看不到漢代越往後，對李陵越同情，評價也越高。
東漢的班固對其中原委比司馬遷了解的更完整，掌握的消息渠道更多元更豐富。
在這樣的基礎上，班固比司馬遷更同情李陵。
《漢書》相關李陵的細節與篇幅，遠遠超過司馬遷的《史記》，難道不也從側面說明壹定的隱情？
再說回司馬遷，司馬遷曾自述，他與李陵平常並無往來，各走各的路：“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
然而，此時司馬遷為何要對這麼壹個“素非相善”之輩，拋卻壹身安危，犯顏力諫，為之“盛言”辯誣？
這裡還有壹個被忽視的地方：司馬遷不是主動出來為李陵鳴冤的，而是漢武帝主動找司馬遷“召問”。
“仆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漢書司馬遷傳》
太史令職位不高，位秩六百石，但這個職位卻與其他官職不同，具有特殊性和敏感性，某種意義上說，太史令是皇權時代的“政府發言人”，史官是須對重大歷史事件定性、是非功過對後世做交待的人。
更特殊的是，這個“發言人”職位，並不是皇權的提線木偶！
因為從先秦開始，史官就有秉筆直書的天然使命。
正因為如此，漢武帝才會親自召見壹個小小的太史令，想聽聽他對李陵事件的看法。
但攤上漢武帝這種皇權毫無邊界的帝王，史官是痛苦的。
這壹次李陵事件，司馬遷不可能不知道漢武的“召問”他的目的，壹旦堅持說實話，等待他個人命運的將是什麼。
可他還是為李陵“盛言”抗辯，恐怕亦是忍無可忍，事件原委天下皆知，壹位被公認有“國士之風”，受到各方期許的將才，以及伍千忠勇之士，卻從壹開始就有意被置於死地，白白委於虎口。
武帝身為天下之主，以公器泄私憤，還是那種毫無道理、任性胡為的私憤，而且是既要又要，白白葬送國家數千猛士不說，還幹預治史，讓司馬遷背叛他的家傳、操守，讓司馬遷踐踏自己的信奉，拋棄他視為高於生命的史官良心，去附和皇權的任性，搞春秋筆法，甩鍋給無辜受害的李陵。
這實在超過司馬遷的叁觀底線。
04
然而，漢武帝也沒有退路。
他壹生雄才大略，發揚蹈厲，做出了遠邁前人的功業，他的名字必須輝煌的，毫無灰塵污點的流芳汗青，為萬世所頌，怎許自己對李陵的黑暗用心昭暴於竹帛，為後世所譏，毀壹世英名？
司馬遷如此“執迷不悟”的拒絕，徹底激怒了武帝，與過去的震怒不同，武帝這壹次是羞惱。
漢武帝知道史書上不留下壹點破綻是不可能的了，他要報復，要毀掉司馬遷，當然，不能殺，殺史官非比殺常人，只會欲蓋彌彰。
所以司馬遷落得壹個極端侮辱性的下場，身體和人格都遭到殘缺。
壹般而言，根據法律，官員即使犯死罪，也可以籌錢贖免，這也算是公事公辦。
然而司馬遷這事卻太非同壹般，他的親人、朋友們誰都沒站出來資助救贖，甚至壹句話都不說：“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漢書司馬遷傳》
以司馬遷之為人，其親人、朋友不可能每壹個都是勢利小人，恐怕只有壹個解釋：他們不敢！
武帝死後，從輔政的霍光、上官桀，到視氣節高於生命的蘇武，無壹以漢奸、“罪過極大”之人視李陵，相反，他們共同的態度是對李陵的惋惜和彌補。
他們都在勸李陵回家，以富貴相許，實際上是送來壹個遲來的公正，恢復他的名譽。
連投靠匈奴的衛律，也出來勸李陵歸漢，說到底，他們是最清楚李陵“當漢奸”究竟怎麼回事的人。
特別是霍光，出入宮禁伴武帝贰拾余年，未犯過壹次錯誤，可見霍光超人的謹慎嚴密。
設若李陵真是壹個聲名狼藉、自私苟且、品格低下、出賣國家的敗類，霍光豈會動搖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基礎、違背先皇之意，否定漢武帝的英明，推翻他的定論，代表朝廷勸求壹個“敗類”回家，自毀聲名，背上污名，招來於自己執政前途不利的口實？
05
那麼李陵的悲劇究竟是何原委呢？
這都源於晚年漢武帝壹項令人匪夷所思的安排：令李陵給出塞征討匈奴的李廣利大軍負責後勤事務。
表面上，不久前萬裡遠征，收服大宛（烏茲別克費爾幹納盆地），獲取天馬，揚漢朝聲威於絕域的李廣利，正是紅人。
李廣利又是武帝最寵愛的李夫人的哥哥，天子的大舅哥，還是天子的愛子、皇位的潛在競爭者，皇子劉髆的舅舅。
征大宛屠輪台滅郁成，為李廣利帶來了巨大聲望，此番受命出征匈奴，顯然是被漢武帝做為又壹位衛青在培養的。
按常理，李廣利的走紅，代表又壹個新興集團的崛起，跟著李廣利混，看上去像是飛黃騰達，封侯拜官的捷徑。
然而事實比人們想像的復雜得多。
首先，李廣利的親妹妹，漢武帝最寵愛的李夫人，在李廣利遠征獲勝，剛開始走紅之際，便湊巧死去。
就在李廣利得勝還朝，還在艱苦跋涉的路上，漢武帝又向最寵愛的音樂家李延年揮起了屠刀，而且直接將他滅門夷族。
而李延年另壹個身份是李廣利的親兄弟。
隨同李廣利壹起出生入死的僚屬們，命運又如何呢？
遠征軍副帥，軍正趙始成，隨李廣利“力戰，功最多”，僅封光祿大夫，不過是國策顧問壹類虛職，秩比贰千石，比起他原有的官位，幾乎沒有什麼實惠。
遠征軍參謀：李哆，在軍中“為謀計”，為李廣利出謀劃策，也是勝利的重要功臣，僅授上黨太守。而
同在武帝朝效力的王恢，不過跟著趙破奴去樓蘭、姑師跑了趟龍套，回來就被封侯。
以趙、李平大宛，取天馬之殊功，酬功如此涼薄，正體現了事情反常。
斬殺郁成王的少年騎士趙弟，因職務低微，在軍中沒什麼影響力，反倒被封了侯，官居太常，酬功不可謂不重。
但武帝依然沒放過這個小兵，後來又找由頭奪去了他的侯位、官位，剝奪了壹切，罰為苦力，終其壹生。
還有上官桀，在軍中任搜粟都尉，親率壹軍滅了殺害漢使團，兩敗漢軍的元凶郁成國，並率孤軍犯險，擄回郁成王，可謂功大。
卻沒封侯，只封少府，也就是替皇帝掌管私人收入，比起趙始成他們，這個酬功還不算太差，但轉眼又被借口“以年老，免”。
以上幾個主要副手，不但功大賞薄，還有個共同點：全部調離軍隊，改授文職，再未回到李廣利身邊。
所以，武帝既要扶植李廣利，讓衛氏太子集團感到忌憚，同時又要防止李廣利成為第贰個衛青，早早清洗他在宮中的親戚，清洗他在軍中合作的僚友，防止他積累勢力，將來憑借軍功和兵權擁立劉髆為太子（後來果然這樣做了）。
好了，如今征討匈奴，漢武帝開始為李廣利搭建新的團隊，從上面壹堆的前車之鑒來看誰心裡不發毛？換了你，你去嗎？
所以李陵拒絕了漢武帝，寧肯以區區幾千人“自當壹隊”。
06
李陵拒絕，怎麼辦？漢武帝也沒了退路，沒人願與李廣利合作，李廣利用不了，那他之前壹系列的殺戮、清洗不是白幹了？只好殺壹儆百。
不光如此，壹定要讓他背負污名，殺人誅心，滅其全家，才能有效果，才能讓其他將領明知李廣利是個坑，也不能不跳。
漢武帝是不是有意在陷李陵於絕境，還有壹個關鍵證據：路博德。
武帝明明安排了強弩將軍路博德為李陵的後援，路博德卻“羞為陵後距”，上書找理由拒絕。
但從史書記載的路博德的提議來看，路博德顯然不是“羞為陵後距”，而更像是保護李陵：“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李）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伍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漢書》）
路博德是從常理的角度表示質疑，提出正逢敵人秋高馬肥之際，與其讓李陵只帶伍千步兵深入大漠贰千裡去找死 ，不如到來年春天，與李陵各帶伍千騎兵，東西並進，勝機大得多。
路博德此舉，從深處說也是為了保護自己，提出正確的用兵辦法，進行正當的質疑，畢竟漢武這麼反常的亂來，完全不像過去的漢武，未來李陵兵敗，他路博德也拾有八九會受到責任牽連。
路博德以此試探朝廷反應，確定李陵到底是不是漢武帝欽定的“期貨死人”，希望漢武帝就此明確責任，以防“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路博德的上表，再度引發漢武帝暴怒，這本不奇怪。
但暴怒的原因，非但不是史書所謂路博德“羞為陵後距”，恰好相反，他惱怒的是贰人關系似乎太好了！
路博德怎麼會提出壹個客觀上保護李陵的建議？
所以，武帝把關注點放在調查路、李贰人的關系上 ：“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令李陵所與博德言者雲何？具以書對”。
隨後，疑心重重的武帝把路博德這路人馬調走，卻沒給李陵安排任何援兵。
壹心報國的李陵，也心灰意冷，選擇了投降匈奴。
縱覽整個過程，李陵是被有意置於絕境，而非他主動辜負劉徹。
李陵不欲卷入復雜的政治派系，反遭漢武帝猜忌和迫害。
而為李陵辯護的司馬遷也慘遭宮刑，可悲可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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