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二奶中:一位社会学博士的亲历调查
两个喝大了的女人--表妹哭着嚷嚷自己从没被打过，阿蒙情绪激动地停车打电话叫哥们来打架要为我们讨回公道。拉不动表妹，劝阻不了阿蒙，情急之下我下车打110，因为不清楚具体地址报警无效。阿蒙发现我报警，很生气，猛地关上车门开走了。
凌晨，陌生的街头，脑海里还不时闪过挥舞着拳头的黑衣男人们，我害怕，更担心在阿蒙车里的表妹。只能硬着头皮给她在广州的朋友打电话求助。最后有惊无险，表妹的朋友先后“解救”了我俩，但好好教育了我们一通：当地人打架有分寸，都是亲戚朋友的，不会真下狠手，打的都是外地人。你们这么瞎搞，说不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好一阵后怕。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在这次调研之前，我一直努力掌控着自己的生活--对自己负责、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是现代社会理性个体的基本要求，但现在我进入了一个完全“失控”的世界。一方面，作为“局外人”，我欠缺这个世界的“文化资本”而举步维艰；而另一方面，“失控”--失去对自己的掌控--也是我的受访者生活的世界的一个特点。
我只能试着慢慢放掉我的“理性”，去感受这个世界。在研究初期，我常带着“惯性思维”，去“盘问”我的受访者，比如问他们“以后怎么打算的？”“以后怎么办？”--这些也是后来我讲这个研究时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他们给我的回答常是一句“今天不知明天事”。
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不愿告诉我真实的想法，随口敷衍。到后来，当我陷入他们的生活之中，才理解这些回答的意涵。对未来的计划需要有对现实的掌控，而在“今天不知明天事”的世界里，“计划”往往是无效的。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处于无助无力的状态，只是生活的走向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他们期望的未来并不在真正的选项内。因此，长线规划往往是徒劳无益的投资，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事到临头”的应对能力。
2. 谁是“二奶”？
什么是“二奶”，什么算婚外包养关系，界定并不容易。在媒体上，“二奶”、“小三”、“情人”等词几乎混用，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有着精细区分。一次和开车行的朋友闲聊，他说自己就不愿意包二奶，有个女朋友倒是可以，大家想玩的时候一起玩玩，想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但是各回各家；会送礼物或者经济上的帮助，但是没有什么定期的家用。“一个老婆管着就已经够烦的了，还要个二奶！”他抱怨道。
我对“二奶”的界定采取了“社会生成”的方式，让中间人给我介绍他们认为的二奶或包养关系中的人物，让这样的一种社会认知渗透到研究中来。他们介绍的对象在一些方面具有相似性：一般由男方提供固定居所、提供家用或负责女方的基本支出，关系相对稳定。而这些也区别于其他例如情人、一夜情之类的婚外关系。
一个冬日午后，我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广州市区地图外的一个城中村和阿润聊天。38岁的阿润来自广西的小县城，一身绿色的呢子外套穿了十来年，和男友--来自浙江的汽车配件销售员住在一个月租350元的一居室里，19寸的彩色电视机是家里唯一的电器。男友每个月在广州待两周，负责这期间所有的开销，不在的时候给阿润800～1000元的家用，阿润还要存下一半寄给在老家念书的儿子。阿润叨念着男友的好，说周围的人都说他们是两公婆。聊完我请她一起吃五块钱一盒的盒饭，她嫌贵又不好吃，说下次去她家她做给我吃。
几个小时后，我在广州上下九的仙踪林跟Lucy喝奶茶吃甜品。26岁的Lucy是广州本地人，打着绿色眼影画着红唇，给我看新买的Gucci手机链，聊起前几天在朋友的派对上认识的男生，送了她一盒SK-II的化妆品。Lucy现在跟的是一个香港的设计师，一个月来广州过两个周末。Lucy抱怨男友对她越来越差，要不是因为答应生日的时候送她LV包包，她才不忍他呢！
就这样，我穿梭于广州的“折叠空间”，从唏嘘感叹到习以为常。受到各种局限，我的研究不能涵盖所有二奶的情况，比如我没有打入官员或大富商的圈子，也疏漏了女大学生群体。在我访谈过的二奶里，主要有四类：像阿润这样生活在城中村的外地打工妹，像Lucy这样的广州本地美女，还有曾经在夜场工作的姑娘们，以及在广州郊区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妇女。她们都没上过大学，跟着中小商人或工薪阶层的男人，但彼此间已是天差地别。有时我跟广州的朋友聊起生活在城中村的二奶的情况，比如家里没有空调，冬天给男人洗衣服长了冻疮，他们瞪大了眼睛说：“这也能叫二奶？！”
人们对二奶充满了想象，而这些想象常常带着年龄、阶层、性别、情感的单一预设。这样的大众想象也影响着我的受访者，她们常说：我跟人家不一样。比如，“我们是有感情的”；比如，“我认定了就认定了”；比如，“我这个男人没什么钱的”；再比如，“我从来不跟他主动要钱”。将自己描述为例外，是她们“去污名化”的努力，在我看来，也是她们拒绝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归于那些单一平面的形象。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凌晨，陌生的街头，脑海里还不时闪过挥舞着拳头的黑衣男人们，我害怕，更担心在阿蒙车里的表妹。只能硬着头皮给她在广州的朋友打电话求助。最后有惊无险，表妹的朋友先后“解救”了我俩，但好好教育了我们一通：当地人打架有分寸，都是亲戚朋友的，不会真下狠手，打的都是外地人。你们这么瞎搞，说不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好一阵后怕。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在这次调研之前，我一直努力掌控着自己的生活--对自己负责、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是现代社会理性个体的基本要求，但现在我进入了一个完全“失控”的世界。一方面，作为“局外人”，我欠缺这个世界的“文化资本”而举步维艰；而另一方面，“失控”--失去对自己的掌控--也是我的受访者生活的世界的一个特点。
我只能试着慢慢放掉我的“理性”，去感受这个世界。在研究初期，我常带着“惯性思维”，去“盘问”我的受访者，比如问他们“以后怎么打算的？”“以后怎么办？”--这些也是后来我讲这个研究时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他们给我的回答常是一句“今天不知明天事”。
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不愿告诉我真实的想法，随口敷衍。到后来，当我陷入他们的生活之中，才理解这些回答的意涵。对未来的计划需要有对现实的掌控，而在“今天不知明天事”的世界里，“计划”往往是无效的。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处于无助无力的状态，只是生活的走向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他们期望的未来并不在真正的选项内。因此，长线规划往往是徒劳无益的投资，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事到临头”的应对能力。
2. 谁是“二奶”？
什么是“二奶”，什么算婚外包养关系，界定并不容易。在媒体上，“二奶”、“小三”、“情人”等词几乎混用，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有着精细区分。一次和开车行的朋友闲聊，他说自己就不愿意包二奶，有个女朋友倒是可以，大家想玩的时候一起玩玩，想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但是各回各家；会送礼物或者经济上的帮助，但是没有什么定期的家用。“一个老婆管着就已经够烦的了，还要个二奶！”他抱怨道。
我对“二奶”的界定采取了“社会生成”的方式，让中间人给我介绍他们认为的二奶或包养关系中的人物，让这样的一种社会认知渗透到研究中来。他们介绍的对象在一些方面具有相似性：一般由男方提供固定居所、提供家用或负责女方的基本支出，关系相对稳定。而这些也区别于其他例如情人、一夜情之类的婚外关系。
一个冬日午后，我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广州市区地图外的一个城中村和阿润聊天。38岁的阿润来自广西的小县城，一身绿色的呢子外套穿了十来年，和男友--来自浙江的汽车配件销售员住在一个月租350元的一居室里，19寸的彩色电视机是家里唯一的电器。男友每个月在广州待两周，负责这期间所有的开销，不在的时候给阿润800～1000元的家用，阿润还要存下一半寄给在老家念书的儿子。阿润叨念着男友的好，说周围的人都说他们是两公婆。聊完我请她一起吃五块钱一盒的盒饭，她嫌贵又不好吃，说下次去她家她做给我吃。
几个小时后，我在广州上下九的仙踪林跟Lucy喝奶茶吃甜品。26岁的Lucy是广州本地人，打着绿色眼影画着红唇，给我看新买的Gucci手机链，聊起前几天在朋友的派对上认识的男生，送了她一盒SK-II的化妆品。Lucy现在跟的是一个香港的设计师，一个月来广州过两个周末。Lucy抱怨男友对她越来越差，要不是因为答应生日的时候送她LV包包，她才不忍他呢！
就这样，我穿梭于广州的“折叠空间”，从唏嘘感叹到习以为常。受到各种局限，我的研究不能涵盖所有二奶的情况，比如我没有打入官员或大富商的圈子，也疏漏了女大学生群体。在我访谈过的二奶里，主要有四类：像阿润这样生活在城中村的外地打工妹，像Lucy这样的广州本地美女，还有曾经在夜场工作的姑娘们，以及在广州郊区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妇女。她们都没上过大学，跟着中小商人或工薪阶层的男人，但彼此间已是天差地别。有时我跟广州的朋友聊起生活在城中村的二奶的情况，比如家里没有空调，冬天给男人洗衣服长了冻疮，他们瞪大了眼睛说：“这也能叫二奶？！”
人们对二奶充满了想象，而这些想象常常带着年龄、阶层、性别、情感的单一预设。这样的大众想象也影响着我的受访者，她们常说：我跟人家不一样。比如，“我们是有感情的”；比如，“我认定了就认定了”；比如，“我这个男人没什么钱的”；再比如，“我从来不跟他主动要钱”。将自己描述为例外，是她们“去污名化”的努力，在我看来，也是她们拒绝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归于那些单一平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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