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了解宋彬彬背后的人 才能还原文革中宋彬彬的罪与罚
宋彬彬究竟有无改名宋要武，连她的朋友们都不太清楚。陈小鲁是宋彬彬丈夫的同学，他一直到本世纪初听宋彬彬本人辩白，才知道她并未改名。
宋彬彬变身“宋要武”后，并未参与抄家破四旧。但她的武汉之行，却进一步加强了“宋要武”的影响力。据宋回忆，当时王任重动员她和刘进去武汉保湖北省委。这或许含有借重“宋要武”影响力的意味。刘进没去，宋彬彬却和四位同学一起去了，她自称原因是王任重是宋任穷老部下。
在武汉，宋彬彬发表了保湖北省委的文章，据她说署名本来是宋彬彬，被省委的人改名宋要武发表，而且加上了很多谩骂词汇。当时宋很意外。这篇文章影响极大，连宋彬彬的学校都被谣传改名“要武学校”。以后，“派鬼女儿”保湖北省委之行也成为江青打倒宋任穷的一条罪状。
始作俑者的那位《光明日报》记者，并未在稿件上署名。据宋彬彬讲，文革后她曾找到《光明日报》社长穆欣，查找那位记者，却并没有找到。
如果宋彬彬之言属实，那位“年轻的男记者”，为了切合当时的政治主题，创造性地把领袖的一句话改成了“宋要武”这个具有魔力的名字。时过境迁之后，自然难以出头承担这份责任，以免染上“三种人”嫌疑。
这位颇有创造性的记者，打造了宋彬彬走向“宋要武”阶梯上的最后一级。他的报道手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建国后新闻史上的诸多“经典名篇”。
4、刘兰兰（音）
在1月4日的研讨会上，《记忆》主编吴迪说到了一个8·5参与殴打卞仲耘的人名：刘兰兰（音，或刘楠楠）。这是近年来唯一有人指名提到具体的“凶手”。
吴迪说，该女生初中在北京市第三女中，高中转入师大女附中，是军队干部子弟。根据校友们回忆，当天对卞仲耘的殴打中，一群“住在三军总部大院”的女学生是下手最重的，因为她们的学习不好，这时抓住机会表现。而刘兰兰又是其中出手最重者。据吴迪称，刘以后当了兵，文革后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她被“双开”，羁押起来准备审理，却由于赶上了孔丹给中央领导上书替“老红卫兵辩护”，一风吹从而过关。
在“谁是真凶”的问题上，先后涉及的还有数位领袖子女。但事后证明她们在8·5当天打死卞仲耘事件中并未卷入。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围绕卞仲耘之死，师大女附中的校友们出版了多种着作，从不同立场进行了调查，譬如王友琴的《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和刘进、叶维丽、冯敬兰等人的调查。但这些着作和调查结论中，没有一个人提及当天参与动手殴打卞仲耘的人名。
在叶维丽等人的讲述中，对于出手最重者的描述，往往用“一个瘦高个，一个大胖脸，文革前很出名”来描述，据说实际谁是打手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不管是在调查结论和研讨会上，校友们仍旧不愿意讲出真名，理由是“追究真凶有多大意义”。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参与殴打的人众多，无从追究谁是祸首。冯敬兰最近发表的8·5事件综述中，也只是称其为刘某某。而吴迪提到的刘兰兰（音），就成了唯一一个若隐若现的名字。
问题是，如果一直不说出打人者的姓名，宋彬彬就一直难以卸去对“卞仲耘之死”的重负。
5、孔丹
孔丹因为近来和秦晓的“红二代骂仗”事件知名。他在文革中和宋彬彬同属于老红卫兵，同为不主张乱打人的“政策派”，8·18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没有直接联系。
1966年8月31日，孔丹再次登上天安门，或许是模仿宋彬彬，他当时给江青和林彪戴上了“西纠”红卫兵袖章之后，也想给毛泽东去戴，被周恩来阻止了。
孔丹在文革后的一次“上书”行为，影响了整个老红卫兵群体的命运，也间接埋下了宋彬彬在当下的争议。1984年，“老红卫兵”卷入了文革后开始的“三种人”清查，孔丹借助红二代身份给陈云上书，信中提出“老红卫兵”在文革中是坚决保护以刘邓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中央文革篡党夺权的，虽然在抄家破四旧中有过，但功大于过，和以打倒各级老干部为目标的造反派根本不同。这一理由显然说中了要害，获得了陈云等批示，老红卫兵就此解脱，还别列入接班人梯队。
但解脱老红卫兵的理由中，显然脱略了“红八月”在他们主导下的暴力伤害。前文已经说到，8·5事件中参与殴打卞仲耘的刘兰兰（音）本来可能遭遇审判，却由此过关。由于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清理，多数老红卫兵获得前程的同时，类似“卞仲耘之死”的心理伤害却在发酵，历史和心灵欠账一直累积下来，由“宋要武”这样的符号化人物来承担。宋彬彬因而只好避居国外，2003年回国后也讳莫如深，一直走不出“宋要武”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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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宋彬彬变身“宋要武”后，并未参与抄家破四旧。但她的武汉之行，却进一步加强了“宋要武”的影响力。据宋回忆，当时王任重动员她和刘进去武汉保湖北省委。这或许含有借重“宋要武”影响力的意味。刘进没去，宋彬彬却和四位同学一起去了，她自称原因是王任重是宋任穷老部下。
在武汉，宋彬彬发表了保湖北省委的文章，据她说署名本来是宋彬彬，被省委的人改名宋要武发表，而且加上了很多谩骂词汇。当时宋很意外。这篇文章影响极大，连宋彬彬的学校都被谣传改名“要武学校”。以后，“派鬼女儿”保湖北省委之行也成为江青打倒宋任穷的一条罪状。
始作俑者的那位《光明日报》记者，并未在稿件上署名。据宋彬彬讲，文革后她曾找到《光明日报》社长穆欣，查找那位记者，却并没有找到。
如果宋彬彬之言属实，那位“年轻的男记者”，为了切合当时的政治主题，创造性地把领袖的一句话改成了“宋要武”这个具有魔力的名字。时过境迁之后，自然难以出头承担这份责任，以免染上“三种人”嫌疑。
这位颇有创造性的记者，打造了宋彬彬走向“宋要武”阶梯上的最后一级。他的报道手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建国后新闻史上的诸多“经典名篇”。
4、刘兰兰（音）
在1月4日的研讨会上，《记忆》主编吴迪说到了一个8·5参与殴打卞仲耘的人名：刘兰兰（音，或刘楠楠）。这是近年来唯一有人指名提到具体的“凶手”。
吴迪说，该女生初中在北京市第三女中，高中转入师大女附中，是军队干部子弟。根据校友们回忆，当天对卞仲耘的殴打中，一群“住在三军总部大院”的女学生是下手最重的，因为她们的学习不好，这时抓住机会表现。而刘兰兰又是其中出手最重者。据吴迪称，刘以后当了兵，文革后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她被“双开”，羁押起来准备审理，却由于赶上了孔丹给中央领导上书替“老红卫兵辩护”，一风吹从而过关。
在“谁是真凶”的问题上，先后涉及的还有数位领袖子女。但事后证明她们在8·5当天打死卞仲耘事件中并未卷入。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围绕卞仲耘之死，师大女附中的校友们出版了多种着作，从不同立场进行了调查，譬如王友琴的《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和刘进、叶维丽、冯敬兰等人的调查。但这些着作和调查结论中，没有一个人提及当天参与动手殴打卞仲耘的人名。
在叶维丽等人的讲述中，对于出手最重者的描述，往往用“一个瘦高个，一个大胖脸，文革前很出名”来描述，据说实际谁是打手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不管是在调查结论和研讨会上，校友们仍旧不愿意讲出真名，理由是“追究真凶有多大意义”。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参与殴打的人众多，无从追究谁是祸首。冯敬兰最近发表的8·5事件综述中，也只是称其为刘某某。而吴迪提到的刘兰兰（音），就成了唯一一个若隐若现的名字。
问题是，如果一直不说出打人者的姓名，宋彬彬就一直难以卸去对“卞仲耘之死”的重负。
5、孔丹
孔丹因为近来和秦晓的“红二代骂仗”事件知名。他在文革中和宋彬彬同属于老红卫兵，同为不主张乱打人的“政策派”，8·18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没有直接联系。
1966年8月31日，孔丹再次登上天安门，或许是模仿宋彬彬，他当时给江青和林彪戴上了“西纠”红卫兵袖章之后，也想给毛泽东去戴，被周恩来阻止了。
孔丹在文革后的一次“上书”行为，影响了整个老红卫兵群体的命运，也间接埋下了宋彬彬在当下的争议。1984年，“老红卫兵”卷入了文革后开始的“三种人”清查，孔丹借助红二代身份给陈云上书，信中提出“老红卫兵”在文革中是坚决保护以刘邓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中央文革篡党夺权的，虽然在抄家破四旧中有过，但功大于过，和以打倒各级老干部为目标的造反派根本不同。这一理由显然说中了要害，获得了陈云等批示，老红卫兵就此解脱，还别列入接班人梯队。
但解脱老红卫兵的理由中，显然脱略了“红八月”在他们主导下的暴力伤害。前文已经说到，8·5事件中参与殴打卞仲耘的刘兰兰（音）本来可能遭遇审判，却由此过关。由于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清理，多数老红卫兵获得前程的同时，类似“卞仲耘之死”的心理伤害却在发酵，历史和心灵欠账一直累积下来，由“宋要武”这样的符号化人物来承担。宋彬彬因而只好避居国外，2003年回国后也讳莫如深，一直走不出“宋要武”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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