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了解宋彬彬背后的人 才能还原文革中宋彬彬的罪与罚
刘进是推动宋彬彬登上天安门的第二个关键人物。
刘进是宋彬彬的高三（3）同班同学。1966年6月2日，她听到广播中聂元梓的大字报，带头写了女附中第一张要求文革的大字报，并找到宋彬彬等签名。工作组进校后，刘进成为工作组任命的师生代表会的主席，宋彬彬等四人是副主席。
工作组撤走之后，紧跟着发生了卞仲耘之死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刘进和宋彬彬一样，没有能够有力制止低年级学生的殴打行为。事后她们将卞仲耘送到医院，和在场的李松文老师一起，在字条上留了名字。这张字条上，刘进排在倒数第二个，宋彬彬排在最后一个。当天晚上，刘进和宋彬彬一起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汇报了情况，吴德表示“死了就死了”。第二天刘进在学校广播中讲述了汇报经过和吴德的话。刘进说：“一些同学就记住了一句‘死了就死了’。”
此后，刘进和宋彬彬等人一起成立了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担任副主任。这个组织联络了接近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学生，继续引导学校中的“文革”。以后由于宋给领袖献袖章引起校内纷争，刘进和宋彬彬一同退出了筹委会。纵观始终，刘进和宋彬彬始终一同进退，而刘进始终处于主导。
“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当天，刘进是领队。接到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指令时，随父亲从河南赴京、一向低调的刘进对宋彬彬说：“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从各班挑40人带队去。”宋彬彬因此带队登上天安门，刘进却留在城楼下。
事后看来，刘进的这一个决定，造成了两人在文革中角色的重大分野。宋彬彬由此走向宋要武，刘进却仍然是刘进，一个普通的高干子弟、老红卫兵。
宋彬彬登上了城楼，但她能给毛泽东戴袖章，自然也有她父亲的身份起作用。宋彬彬本人回忆，身后一个空军大院的男生鼓励她给毛主席戴袖章，而一旁站着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和宋任穷一块工作过（查阅履历，二人同授上将，解放战争时期谢富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团政委，而宋任穷任第二纵队政委），认识宋彬彬，因而允许了宋彬彬去献袖章。
据宋彬彬本人称，毛泽东并未问起她的父亲，也不认识她，只是问了她的名字。“要武嘛”三个字也是随口说的。但这三个字的分量却不同一般，似乎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掀起了红八月的“武斗”暴力潮，文弱的宋彬彬也从此变成了“宋要武”。
宋彬彬的高干子弟身份使她有机会去向领袖献袖章，但她保工作组的立场，却使她献袖章的行为在校内引起了争议，反对工作组的“主义兵”表示她没有资格献袖章，认为这样做不利于运动方向发展。事后看来，“主义兵”可以说准确预测了领袖的心思。在戴上“红二代”宋彬彬献的袖章时，毛已在考虑对她的父辈“走资派”们开火，这或许是他不问宋彬彬父亲姓名，却亲自为她“改名”的真实原因。
当天上城楼的学生共400余人。如果刘进不是决定让宋彬彬上城楼而自己留下，这一情节或许不会发生。
2007年，改名实验中学的师大女附中评选杰出校友。起初参与评选的决定由宋彬彬自行做出。但以后对于宋彬彬出现争议，学校征求刘进的意见，刘进主张若拿下宋彬彬会对宋的负面影响更大，且宋彬彬不属于文革后受到清查的“三种人”（编者注：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地球行星科学系第一位大陆女博士，具备知名校友资格，因此建议保留。
校友们的意见影响了宋彬彬，几天后她决定继续参选。不料，参选的后果超出了她的预料，宋彬彬再次卷入漩涡中心。
近年来，刘进一直在和校友们推动还原8·5事件历史。2013年1月4日，在北京大学原禹贡学社召开的“8·5事件真相”研讨会上，刘进说自己一直想还原她和宋彬彬在卞仲耘和天安门献袖章事件中的真实角色，分担宋彬彬肩上的责任。无奈，这不取决于她。
3、男记者
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袖章之后，下午返校，接受了一位《光明日报》年轻男记者采访。他听说了领袖对宋彬彬说的两句话，还让宋写下了这两句话。
两天之后，《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这篇文章以宋彬彬自述的口吻，将她改名宋要武。《人民日报》紧跟着转载，“宋要武”的大名播于天下。
宋彬彬说，这完全出乎她意料。她从来没有要改名为“要武”。但外界已经认同这一“御名”，宋彬彬开始收到成麻袋的信件，署名“宋要武”收。由于宋彬彬和宋要武两个名字都不便再用，宋彬彬改名宋岩，一直使用到文革之后。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刘进是宋彬彬的高三（3）同班同学。1966年6月2日，她听到广播中聂元梓的大字报，带头写了女附中第一张要求文革的大字报，并找到宋彬彬等签名。工作组进校后，刘进成为工作组任命的师生代表会的主席，宋彬彬等四人是副主席。
工作组撤走之后，紧跟着发生了卞仲耘之死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刘进和宋彬彬一样，没有能够有力制止低年级学生的殴打行为。事后她们将卞仲耘送到医院，和在场的李松文老师一起，在字条上留了名字。这张字条上，刘进排在倒数第二个，宋彬彬排在最后一个。当天晚上，刘进和宋彬彬一起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汇报了情况，吴德表示“死了就死了”。第二天刘进在学校广播中讲述了汇报经过和吴德的话。刘进说：“一些同学就记住了一句‘死了就死了’。”
此后，刘进和宋彬彬等人一起成立了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担任副主任。这个组织联络了接近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学生，继续引导学校中的“文革”。以后由于宋给领袖献袖章引起校内纷争，刘进和宋彬彬一同退出了筹委会。纵观始终，刘进和宋彬彬始终一同进退，而刘进始终处于主导。
“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当天，刘进是领队。接到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指令时，随父亲从河南赴京、一向低调的刘进对宋彬彬说：“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从各班挑40人带队去。”宋彬彬因此带队登上天安门，刘进却留在城楼下。
事后看来，刘进的这一个决定，造成了两人在文革中角色的重大分野。宋彬彬由此走向宋要武，刘进却仍然是刘进，一个普通的高干子弟、老红卫兵。
宋彬彬登上了城楼，但她能给毛泽东戴袖章，自然也有她父亲的身份起作用。宋彬彬本人回忆，身后一个空军大院的男生鼓励她给毛主席戴袖章，而一旁站着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和宋任穷一块工作过（查阅履历，二人同授上将，解放战争时期谢富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团政委，而宋任穷任第二纵队政委），认识宋彬彬，因而允许了宋彬彬去献袖章。
据宋彬彬本人称，毛泽东并未问起她的父亲，也不认识她，只是问了她的名字。“要武嘛”三个字也是随口说的。但这三个字的分量却不同一般，似乎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掀起了红八月的“武斗”暴力潮，文弱的宋彬彬也从此变成了“宋要武”。
宋彬彬的高干子弟身份使她有机会去向领袖献袖章，但她保工作组的立场，却使她献袖章的行为在校内引起了争议，反对工作组的“主义兵”表示她没有资格献袖章，认为这样做不利于运动方向发展。事后看来，“主义兵”可以说准确预测了领袖的心思。在戴上“红二代”宋彬彬献的袖章时，毛已在考虑对她的父辈“走资派”们开火，这或许是他不问宋彬彬父亲姓名，却亲自为她“改名”的真实原因。
当天上城楼的学生共400余人。如果刘进不是决定让宋彬彬上城楼而自己留下，这一情节或许不会发生。
2007年，改名实验中学的师大女附中评选杰出校友。起初参与评选的决定由宋彬彬自行做出。但以后对于宋彬彬出现争议，学校征求刘进的意见，刘进主张若拿下宋彬彬会对宋的负面影响更大，且宋彬彬不属于文革后受到清查的“三种人”（编者注：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地球行星科学系第一位大陆女博士，具备知名校友资格，因此建议保留。
校友们的意见影响了宋彬彬，几天后她决定继续参选。不料，参选的后果超出了她的预料，宋彬彬再次卷入漩涡中心。
近年来，刘进一直在和校友们推动还原8·5事件历史。2013年1月4日，在北京大学原禹贡学社召开的“8·5事件真相”研讨会上，刘进说自己一直想还原她和宋彬彬在卞仲耘和天安门献袖章事件中的真实角色，分担宋彬彬肩上的责任。无奈，这不取决于她。
3、男记者
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袖章之后，下午返校，接受了一位《光明日报》年轻男记者采访。他听说了领袖对宋彬彬说的两句话，还让宋写下了这两句话。
两天之后，《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这篇文章以宋彬彬自述的口吻，将她改名宋要武。《人民日报》紧跟着转载，“宋要武”的大名播于天下。
宋彬彬说，这完全出乎她意料。她从来没有要改名为“要武”。但外界已经认同这一“御名”，宋彬彬开始收到成麻袋的信件，署名“宋要武”收。由于宋彬彬和宋要武两个名字都不便再用，宋彬彬改名宋岩，一直使用到文革之后。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 延伸阅读 | 更多... |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