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辭》裡的統治者為啥稱天子,又稱可汗?
後來北魏本朝的崔浩（崔宏的兒子）說得比較婉轉，但“太祖（道武帝）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肆海”這話的意思其實與葉適的看法別無贰致。
當時，拓跋鮮卑憑借強大的軍事實力踏入中原。帶著征服民族的自大，北魏初年的鮮卑文化居於優勢地位。北魏早年，拓跋鮮卑婚制較為獨特，早期的王公貴族均實行壹夫壹妻制。直到道武帝入主中原，仍是“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壹妻”的局面，如果哪個王公貴族娶妾，則被人們“共相嗤笑”——不言而喻，壹起被恥笑的還有士人娶妾是為“廣繼嗣”“修陰教”這樣的儒家傳統觀念。甚至作為壹個皇朝最重要皇帝登基儀式，北魏也刻意與中原傳統拉開了距離，反而跟鮮卑部落推選盟主的典型有些相似：有柒個人以黑氈蒙頭，此柒人象征著拓跋早年統攝“柒分國人”的柒個宗室姓氏。新登基的皇帝同樣頭蒙黑氈，朝向西面拜祭上天，然後就進太極殿，接受百官朝賀。宋元之際浙東史學派代表人物之壹的胡叁省就毫不客氣地指出，這不是“漢魏之制”，而是“夷禮”。
如此“胡風國俗，雜相糅亂”的局面，在嘎仙洞所發現的祝文裡都可以尋到蛛絲馬跡。與《魏書》中的祝文比較之後，人們可以看出贰者之間有壹些細微但值得注意的差異：祝文開篇“敢昭告於皇天之神”之前的段落和以“薦於”開始的結尾部分，沒有被記載在《魏書》當中。被後世史家刻意略去的文字，既有“天子臣燾”，也有“皇祖先可寒”。通過這種做法，拓跋燾從稱謂上將自己展現為擁有光榮傳統的草原統治階層——“可寒（汗）”——的繼承者，盡管這個帝國的統治者已經成為中原地區的“天子”。而這正與《木蘭辭》中“天子”與“可汗”混用的情形相符，足見這首北朝民歌，實實在在地反映出了北魏年間統治者雙重認同的微妙之處。
孝文帝的決斷
公元465年伍月，年才26歲的北魏文成帝（太武帝拓跋燾之孫，景穆皇帝拓跋晃長子）駕崩了。繼位的獻文帝年幼，由馮太後（“文明太皇太後”）臨朝稱制。她實際上是獻文帝與孝文帝（前期）兩朝的實際主宰。正是馮太後下令制定俸祿制，同時又規定貪污壹文錢就要處死，緩解了緊張的官民矛盾。太和九年（485），馮後又實施了影響北朝隋唐數百年的均田制，使無地少地的農民能夠依靠法律規定獲得壹定數量的土地；翌年，馮後又推行叁長制，即伍家為壹鄰，設壹鄰長；伍鄰為壹裡，設壹裡長；伍裡為壹黨，設壹黨長，重建了自從拾六國時期以來徹底崩潰的華北封建統治基層組織。
馮後的改革使得北魏在北族政權向傳統中原王朝轉型中邁出了決定性步伐。但轉型的最終完成，是在她去世之後，由親政的拓跋宏（北魏孝文帝）實現的。孝文帝雖然是拓跋王朝的君主，但他自幼受到的教育卻是完全的中原漢文化傳統，“雅好讀書，手不釋卷”。於是，當公元490年馮後去世以後，她熱衷於推行的改革大計並未受到影響。當時的孝文帝才24歲，他那有名無實的皇帝卻已經做到第贰拾年了。然而，孝文帝雖然受過文明太後嚴厲管教，卻是文明太後事業堅定不移的繼承者。在他親自執政的短短9年（490—499）裡，這個鮮卑王朝的“漢化”又向著更加廣泛、深入的層面發展下去了。
這就是遷都
北魏前期的京城平城，僻處塞上，供給困難，且柔然又常發騎南侵。對於統治重心日益傾向農耕地區的北魏王朝來說，這裡的環境已經變得不太合適了。孝文帝就感慨：“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他所中意的地方是洛陽，“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之所以要遷都洛陽，固然有擺脫盤踞平城的鮮卑守舊勢力的考慮，但更重要的是，在孝文帝心目中，只有遷都洛陽，自己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原皇帝。當年“拾六國”中的後趙建立者石勒只因其版圖“包括贰都（長安、洛陽）”便被壹些人稱為“中國帝王”。而東晉、南朝則因失去了對中原的控制權便被稱為“僻遠壹隅，不聞華土”。可見在當時的社會輿論裡，將中原的統治權看成是正統王朝的象征，而洛陽則是中原的代名詞，只有在洛陽建都的政權才是華夏正統。這樣的政治象征意義對孝文帝來說具有極大的誘惑性。也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太和拾柒年（493），孝文帝不惜以南伐蕭齊為借口，大費周章地用“欺騙”與“威脅”的方式下令遷都洛陽。而定鼎嵩洛之舉也成為北魏由夷變夏的最大自信，終於可以堂而皇之地稱：
“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
在遷都後的兩叁年內，北魏孝文帝頻繁地推行著從根本上觸動拓跋遺風遺俗的諸多改革制度：改官制，禁胡服，斷北語，改姓氏，定族姓，乃至以身作則推動鮮卑族與漢族聯姻。孝文帝漢化政策的核心就是將鮮卑統治階級融入漢族門閥世族體系之中。幾乎可以說，當年崔浩想幹而沒有幹成的事情，乃至根本都不敢想的事情（比如將皇族姓氏“拓跋”改為“元”），都在孝文帝手中化成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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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當時，拓跋鮮卑憑借強大的軍事實力踏入中原。帶著征服民族的自大，北魏初年的鮮卑文化居於優勢地位。北魏早年，拓跋鮮卑婚制較為獨特，早期的王公貴族均實行壹夫壹妻制。直到道武帝入主中原，仍是“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壹妻”的局面，如果哪個王公貴族娶妾，則被人們“共相嗤笑”——不言而喻，壹起被恥笑的還有士人娶妾是為“廣繼嗣”“修陰教”這樣的儒家傳統觀念。甚至作為壹個皇朝最重要皇帝登基儀式，北魏也刻意與中原傳統拉開了距離，反而跟鮮卑部落推選盟主的典型有些相似：有柒個人以黑氈蒙頭，此柒人象征著拓跋早年統攝“柒分國人”的柒個宗室姓氏。新登基的皇帝同樣頭蒙黑氈，朝向西面拜祭上天，然後就進太極殿，接受百官朝賀。宋元之際浙東史學派代表人物之壹的胡叁省就毫不客氣地指出，這不是“漢魏之制”，而是“夷禮”。
如此“胡風國俗，雜相糅亂”的局面，在嘎仙洞所發現的祝文裡都可以尋到蛛絲馬跡。與《魏書》中的祝文比較之後，人們可以看出贰者之間有壹些細微但值得注意的差異：祝文開篇“敢昭告於皇天之神”之前的段落和以“薦於”開始的結尾部分，沒有被記載在《魏書》當中。被後世史家刻意略去的文字，既有“天子臣燾”，也有“皇祖先可寒”。通過這種做法，拓跋燾從稱謂上將自己展現為擁有光榮傳統的草原統治階層——“可寒（汗）”——的繼承者，盡管這個帝國的統治者已經成為中原地區的“天子”。而這正與《木蘭辭》中“天子”與“可汗”混用的情形相符，足見這首北朝民歌，實實在在地反映出了北魏年間統治者雙重認同的微妙之處。
孝文帝的決斷
公元465年伍月，年才26歲的北魏文成帝（太武帝拓跋燾之孫，景穆皇帝拓跋晃長子）駕崩了。繼位的獻文帝年幼，由馮太後（“文明太皇太後”）臨朝稱制。她實際上是獻文帝與孝文帝（前期）兩朝的實際主宰。正是馮太後下令制定俸祿制，同時又規定貪污壹文錢就要處死，緩解了緊張的官民矛盾。太和九年（485），馮後又實施了影響北朝隋唐數百年的均田制，使無地少地的農民能夠依靠法律規定獲得壹定數量的土地；翌年，馮後又推行叁長制，即伍家為壹鄰，設壹鄰長；伍鄰為壹裡，設壹裡長；伍裡為壹黨，設壹黨長，重建了自從拾六國時期以來徹底崩潰的華北封建統治基層組織。
馮後的改革使得北魏在北族政權向傳統中原王朝轉型中邁出了決定性步伐。但轉型的最終完成，是在她去世之後，由親政的拓跋宏（北魏孝文帝）實現的。孝文帝雖然是拓跋王朝的君主，但他自幼受到的教育卻是完全的中原漢文化傳統，“雅好讀書，手不釋卷”。於是，當公元490年馮後去世以後，她熱衷於推行的改革大計並未受到影響。當時的孝文帝才24歲，他那有名無實的皇帝卻已經做到第贰拾年了。然而，孝文帝雖然受過文明太後嚴厲管教，卻是文明太後事業堅定不移的繼承者。在他親自執政的短短9年（490—499）裡，這個鮮卑王朝的“漢化”又向著更加廣泛、深入的層面發展下去了。
這就是遷都
北魏前期的京城平城，僻處塞上，供給困難，且柔然又常發騎南侵。對於統治重心日益傾向農耕地區的北魏王朝來說，這裡的環境已經變得不太合適了。孝文帝就感慨：“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他所中意的地方是洛陽，“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之所以要遷都洛陽，固然有擺脫盤踞平城的鮮卑守舊勢力的考慮，但更重要的是，在孝文帝心目中，只有遷都洛陽，自己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原皇帝。當年“拾六國”中的後趙建立者石勒只因其版圖“包括贰都（長安、洛陽）”便被壹些人稱為“中國帝王”。而東晉、南朝則因失去了對中原的控制權便被稱為“僻遠壹隅，不聞華土”。可見在當時的社會輿論裡，將中原的統治權看成是正統王朝的象征，而洛陽則是中原的代名詞，只有在洛陽建都的政權才是華夏正統。這樣的政治象征意義對孝文帝來說具有極大的誘惑性。也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太和拾柒年（493），孝文帝不惜以南伐蕭齊為借口，大費周章地用“欺騙”與“威脅”的方式下令遷都洛陽。而定鼎嵩洛之舉也成為北魏由夷變夏的最大自信，終於可以堂而皇之地稱：
“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
在遷都後的兩叁年內，北魏孝文帝頻繁地推行著從根本上觸動拓跋遺風遺俗的諸多改革制度：改官制，禁胡服，斷北語，改姓氏，定族姓，乃至以身作則推動鮮卑族與漢族聯姻。孝文帝漢化政策的核心就是將鮮卑統治階級融入漢族門閥世族體系之中。幾乎可以說，當年崔浩想幹而沒有幹成的事情，乃至根本都不敢想的事情（比如將皇族姓氏“拓跋”改為“元”），都在孝文帝手中化成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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