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消費稅改革––揚湯止沸 甚至竭澤而漁
消費稅改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由100%全歸中央變成央地分享，征收由生產端向消費端後移。其中征收環節的後移，對出廠價和零售和批發價之間價差較大的品種帶來的間接“加價”效應會更明顯。此前消費稅在生產環節征收，需要先行墊付稅款，征收環節後移則有助於減少對企業營運資金的占用，但商品從出廠、流通、最後到零售環節，價格也會逐步上升。此外問幾個國家壟斷的煙草企業收稅，成本自然比問無數零售煙酒店收入來得低。征收環節後移明顯會提升征繳成本，還會因流通及銷售環節的成本增加或帶來終端價格上漲的壓力。對於各類終端和出廠價之間價差較大的消費品而言，“加稅”效果或較為明顯。
目的：給地方“讓利救急”
消費稅改革的目的壹望即知：給已經大面積崩塌的地方財政“補血”。隨著地產周期走弱，過去兩年地方政府土地相關收入縮減，如2023年國有土地出讓收入相較2021年下降33.4%，土地相關稅收收入相較2021年下降17%。2021年峰值時地方政府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達8.5萬億元。2021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87051億元，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高達41.47%。接下來的兩年，近半壁江山的賣地收入終於崩了，同比銳減33%後留下的，是近叁萬億級的財政缺口。
為此，各個地方首先是加大了稅收征管力度，甚至掀起壹系列諸如“稅收倒查30年”的抽象行為。此外各類公共事業也紛紛漲價，各種亂柒八糟的罰款也讓人民苦不堪言。今年上半年，全國非稅收入高達2.18萬億，同比上漲11.7%。水、燃氣等依賴財政補貼的公共事業，漲聲壹片。這種行為，對於地方政府那當然只是為了解燃眉之急，但對於已經被叁年新冠封控折磨得灰頭土臉的中國企業家們來說，意味著又壹次可能讓他們死心的打擊。這種無異於殺雞取卵的行為如果發展下去，那哪怕是對天降偉人這樣面對經濟規律壹直桀驁不馴的人，也算是近憂而非遠慮了。
消費稅雖然不是主導地位的稅種，但在2023年，消費稅也占整體稅收比重的8.9%，超過了個人所得稅，全年為中央政府提供1.61萬億元的財政收入。相對龐大的地方債務，這點錢當然是杯水車薪。但現在各個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事情是保運轉，這筆錢就算只給50%給地方，用來給體制內人員發工資、維持壹下基本公共服務，那還確實算得上是壹種雪中送炭。
用消費稅“促消費”？
雖然中國的消費稅看起來更像是對某些消費行為的懲罰。但還是有不少人預期這筆錢劃給地方以後，又更強的行動能力的地方政府會像土地財政下折騰房地產壹樣，折騰出壹個“主要靠消費支撐”的新型經濟模式，長期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
1994年的那場分稅改革，雖然有助於後來中國各種突飛猛進的基礎建設和政府主導的各類項目投入。但那場稅改下放事權、上收財權，贰者的不匹配使多地入不敷出，維持運轉，需仰賴中央財政的支付轉移。於是，當1998年房地產市場化的號角吹響，囊中羞澀的地方政府立即發揚艱苦奮斗精神，開拓了新的搞錢路線，以“征地—賣地—收稅收費—抵押—再征地”的模式，紛紛興起了中國特色的“土地財政”。從搞錢角度來講，這條路線在過去很長時間都基本上是成功的。只是這種發展方式不可持續，它推高了中國地價與房價，在很大程度上擠壓消費，讓“消費型社會”遲遲不能到來；且疫後房地產壹蹶不振，同樣讓土地財政迎來衰敗，終於將中國經濟帶入深淵。
在消費稅主要由生產環節征收的現狀下，煙草生產大省雲南、湖南和湖北，以及白酒生產大省貴州，只需要負責生產，就能坐擁大筆消費稅，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光是壹個貴州茅台，2021年就為貴州貢獻了120億的消費稅。但改革後，繳稅主體將會從本地的廠商變成散落在各地的零售商，受益者也從生產大省變為消費大省。光大證券采用2023年消費稅基數測算發現，假定煙酒等消費稅，央地各分成50%，成品油為央地八贰分，小汽車由地方100%分成，預計地方稅收增加超過7000億元，拉動地方財政收入約6個百分點。雖然還不能完全補足“土地財政”的缺口，但也不失為壹個救急良策。
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可能有助於調整地方政府激勵、改變此前地方政府“重生產、輕消費”的情況，讓地方政府至少能。如成品油稅率的上調或有助於新能源汽車的發展，而汽車消費稅部分劃歸地方政府，或有助於各地改善基礎設施及用車環境從而提升汽車保有量，破除部分較為低效的限行限購措施。或者像酒類這塊，2001年“從量計稅”的白酒消費稅，推動了白酒的行業格局，推動行業走向“高端化”，而如果酒類消費稅稅率調整、且征收環節後移，則可能反而對出廠和批發/零售環節價差較小的子品類的影響相對更小。誠然，供給受限、稀缺性較高的高端白酒品牌溢價較高，轉嫁消費稅的能力也更強，受消費稅改革的直接影響可能較小。而成品油和汽車方面的稅收，反正中國現在有嚴重過剩的新能源汽車產能，給燃油和傳統油車加稅，則可能有利於新能源車的銷售，至少能挽回壹些丟進過剩產能裡去的真金白銀，收回來壹部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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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稅改革的目的壹望即知：給已經大面積崩塌的地方財政“補血”。隨著地產周期走弱，過去兩年地方政府土地相關收入縮減，如2023年國有土地出讓收入相較2021年下降33.4%，土地相關稅收收入相較2021年下降17%。2021年峰值時地方政府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達8.5萬億元。2021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87051億元，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高達41.47%。接下來的兩年，近半壁江山的賣地收入終於崩了，同比銳減33%後留下的，是近叁萬億級的財政缺口。
為此，各個地方首先是加大了稅收征管力度，甚至掀起壹系列諸如“稅收倒查30年”的抽象行為。此外各類公共事業也紛紛漲價，各種亂柒八糟的罰款也讓人民苦不堪言。今年上半年，全國非稅收入高達2.18萬億，同比上漲11.7%。水、燃氣等依賴財政補貼的公共事業，漲聲壹片。這種行為，對於地方政府那當然只是為了解燃眉之急，但對於已經被叁年新冠封控折磨得灰頭土臉的中國企業家們來說，意味著又壹次可能讓他們死心的打擊。這種無異於殺雞取卵的行為如果發展下去，那哪怕是對天降偉人這樣面對經濟規律壹直桀驁不馴的人，也算是近憂而非遠慮了。
消費稅雖然不是主導地位的稅種，但在2023年，消費稅也占整體稅收比重的8.9%，超過了個人所得稅，全年為中央政府提供1.61萬億元的財政收入。相對龐大的地方債務，這點錢當然是杯水車薪。但現在各個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事情是保運轉，這筆錢就算只給50%給地方，用來給體制內人員發工資、維持壹下基本公共服務，那還確實算得上是壹種雪中送炭。
用消費稅“促消費”？
雖然中國的消費稅看起來更像是對某些消費行為的懲罰。但還是有不少人預期這筆錢劃給地方以後，又更強的行動能力的地方政府會像土地財政下折騰房地產壹樣，折騰出壹個“主要靠消費支撐”的新型經濟模式，長期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
1994年的那場分稅改革，雖然有助於後來中國各種突飛猛進的基礎建設和政府主導的各類項目投入。但那場稅改下放事權、上收財權，贰者的不匹配使多地入不敷出，維持運轉，需仰賴中央財政的支付轉移。於是，當1998年房地產市場化的號角吹響，囊中羞澀的地方政府立即發揚艱苦奮斗精神，開拓了新的搞錢路線，以“征地—賣地—收稅收費—抵押—再征地”的模式，紛紛興起了中國特色的“土地財政”。從搞錢角度來講，這條路線在過去很長時間都基本上是成功的。只是這種發展方式不可持續，它推高了中國地價與房價，在很大程度上擠壓消費，讓“消費型社會”遲遲不能到來；且疫後房地產壹蹶不振，同樣讓土地財政迎來衰敗，終於將中國經濟帶入深淵。
在消費稅主要由生產環節征收的現狀下，煙草生產大省雲南、湖南和湖北，以及白酒生產大省貴州，只需要負責生產，就能坐擁大筆消費稅，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光是壹個貴州茅台，2021年就為貴州貢獻了120億的消費稅。但改革後，繳稅主體將會從本地的廠商變成散落在各地的零售商，受益者也從生產大省變為消費大省。光大證券采用2023年消費稅基數測算發現，假定煙酒等消費稅，央地各分成50%，成品油為央地八贰分，小汽車由地方100%分成，預計地方稅收增加超過7000億元，拉動地方財政收入約6個百分點。雖然還不能完全補足“土地財政”的缺口，但也不失為壹個救急良策。
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可能有助於調整地方政府激勵、改變此前地方政府“重生產、輕消費”的情況，讓地方政府至少能。如成品油稅率的上調或有助於新能源汽車的發展，而汽車消費稅部分劃歸地方政府，或有助於各地改善基礎設施及用車環境從而提升汽車保有量，破除部分較為低效的限行限購措施。或者像酒類這塊，2001年“從量計稅”的白酒消費稅，推動了白酒的行業格局，推動行業走向“高端化”，而如果酒類消費稅稅率調整、且征收環節後移，則可能反而對出廠和批發/零售環節價差較小的子品類的影響相對更小。誠然，供給受限、稀缺性較高的高端白酒品牌溢價較高，轉嫁消費稅的能力也更強，受消費稅改革的直接影響可能較小。而成品油和汽車方面的稅收，反正中國現在有嚴重過剩的新能源汽車產能，給燃油和傳統油車加稅，則可能有利於新能源車的銷售，至少能挽回壹些丟進過剩產能裡去的真金白銀，收回來壹部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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