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召开时间敲定 传说中的经济改革会落空吗?
这位专家暗示，所谓战时经济是与台海形势相关的；他分析说，这是中共自己的历史观决定的，而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意志，“这体现了作为已经转为民族主义政党的中共的民族经济的真正意义；”所谓民族经济，仍然是以国企为本，中国经济仍然需要以此来固本培元。
美国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频则认为，中国政府在三中全会要展示的是追求长期增长的金融、科技布局，而这与习近平掌权规律有关，“一方面是习全面掌权之后第一次战略性政策宣示，同时也是中外环境变化之后的政策宣示。”
何频指出，习近平仍然处于“集权窗口期”，“二十大才决定了所有的人事，不再有类似李克强的人；”所以，他认为三中全会上不一定会有惊天动地、突破性的现实政策。他暗示，中共高层对当前中国经济困局未必非常在意，他们可能认为经济出现低迷是多层次因素造成的，比如疫情的因素。
2024年5月26日，购物者在北京一家商场内选购时装。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7日开会决定举行二十届三中全会，而外界则认为该会议将主要关注经济问题。
期待中的税制改革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界仍然不时传出消息或暗示，对三中全会可能出台的经济政策作出揣测。
财新周刊本周早些时候（6月24日）刊发封面文章《酝酿新一轮财税改革》，其中提到，由于当前面临的财政困难、地方债等现实难题，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在部署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清单中提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并回顾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财税体制改革都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文章报道说，多方专家认为，这次财税改革应以增强地方活力，为地方保留更多收入为主。
路透社在上周的报道中也援引中国内部的政策顾问说，三中全会的重中之重将是允许地方政府保留更多财政收入，这是消除金融稳定威胁的重要一步。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二十一世纪中国中心主任史宗瀚（Victor C. Shih）也注意到了这些信息，但他对此表示怀疑，“我不太确定这种改变会有多少，我感觉党中央仍然想控制大多数财政资源，也就是税收，所以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或许我可能是错的。”
史宗瀚被认为是最早指出中国巨额地方债风险的分析家之一，他告诉记者，“每个月地方政府都要向金融机构支出上万亿人民币来还债或支付债务利息，这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尤其是现在地方政府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大量卖地了。”
几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消息在中国的网络上不绝于耳。去年贵州省政府无法消解自身债务，向中央求助，几度被顶上社媒热搜，被外界广泛认为贵州已经破产。近日又有传闻说，中国富庶的江苏省会南京市传出财政吃紧的消息。本台记者查询了南京市统计局网站。南京市政府从2022年4月份就开始停止发布两项关键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当月这两项名目还在，到6月份就消失了。而统计局网站上的“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列表中的数据名目也越来越简化。这让外界不禁质疑南京市政府真实的财政状况。
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讲座教授李少民认为，即使地方财政如此糟糕，中央政府也不太会对现行财税体制有大改动，“中国内部现在的评价是中央政府定力很好，什么是定力很好，就是不动；为什么不动，因为中央的财政非常保守，不愿意放水，不愿意拿出钱，真金白银。”他解释说，这涉及到中央政府的理念，“他现在不愿意放水，一防水，老百姓拿了钱就存起来，不花；所以放水不是他的理念，他的理念就是你们要度过难关，勒紧裤腰带，不能靠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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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频则认为，中国政府在三中全会要展示的是追求长期增长的金融、科技布局，而这与习近平掌权规律有关，“一方面是习全面掌权之后第一次战略性政策宣示，同时也是中外环境变化之后的政策宣示。”
何频指出，习近平仍然处于“集权窗口期”，“二十大才决定了所有的人事，不再有类似李克强的人；”所以，他认为三中全会上不一定会有惊天动地、突破性的现实政策。他暗示，中共高层对当前中国经济困局未必非常在意，他们可能认为经济出现低迷是多层次因素造成的，比如疫情的因素。
2024年5月26日，购物者在北京一家商场内选购时装。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7日开会决定举行二十届三中全会，而外界则认为该会议将主要关注经济问题。
期待中的税制改革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界仍然不时传出消息或暗示，对三中全会可能出台的经济政策作出揣测。
财新周刊本周早些时候（6月24日）刊发封面文章《酝酿新一轮财税改革》，其中提到，由于当前面临的财政困难、地方债等现实难题，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在部署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清单中提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并回顾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财税体制改革都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文章报道说，多方专家认为，这次财税改革应以增强地方活力，为地方保留更多收入为主。
路透社在上周的报道中也援引中国内部的政策顾问说，三中全会的重中之重将是允许地方政府保留更多财政收入，这是消除金融稳定威胁的重要一步。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二十一世纪中国中心主任史宗瀚（Victor C. Shih）也注意到了这些信息，但他对此表示怀疑，“我不太确定这种改变会有多少，我感觉党中央仍然想控制大多数财政资源，也就是税收，所以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或许我可能是错的。”
史宗瀚被认为是最早指出中国巨额地方债风险的分析家之一，他告诉记者，“每个月地方政府都要向金融机构支出上万亿人民币来还债或支付债务利息，这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尤其是现在地方政府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大量卖地了。”
几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消息在中国的网络上不绝于耳。去年贵州省政府无法消解自身债务，向中央求助，几度被顶上社媒热搜，被外界广泛认为贵州已经破产。近日又有传闻说，中国富庶的江苏省会南京市传出财政吃紧的消息。本台记者查询了南京市统计局网站。南京市政府从2022年4月份就开始停止发布两项关键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当月这两项名目还在，到6月份就消失了。而统计局网站上的“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列表中的数据名目也越来越简化。这让外界不禁质疑南京市政府真实的财政状况。
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讲座教授李少民认为，即使地方财政如此糟糕，中央政府也不太会对现行财税体制有大改动，“中国内部现在的评价是中央政府定力很好，什么是定力很好，就是不动；为什么不动，因为中央的财政非常保守，不愿意放水，不愿意拿出钱，真金白银。”他解释说，这涉及到中央政府的理念，“他现在不愿意放水，一防水，老百姓拿了钱就存起来，不花；所以放水不是他的理念，他的理念就是你们要度过难关，勒紧裤腰带，不能靠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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