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 悲观的中国: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前夕观察
当然，这种如同新原教旨主义一般的顽固，并不妨碍北京当局说一些安抚的话，做一些技术性的调整。例如，为了召开“三中全会”，为了在“坚决不改”的底线和人民群众从各种自由到修宪的各种呼吁之间巨大的鸿沟里找到一点儿“重叠共识”，中共的领导群体难得地放下身段召集企业家、经济学家们座谈，也在内部召开各种谘商会议；对外则用单向放开签证等小恩小惠做一些姿态。这几乎是中国内政外交能够做出的最大限度让步了。
普遍悲观也意味着人民的觉醒
不过，所有这些以寸计的让步，也不免陷入到“承诺疲劳”中，人民和资本信心全无，国际社会则将信将疑。譬如，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问题上，一方面中国以对第三方间接承认暂时冻结攻台计划而争取缓和，形同在美国强大压力下被迫委婉认错；但另一方面，在2024年六月，中国选择性地对待弱小政权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先后宣布了南中国海和对待“台独”的强硬法案，试图将国际岛礁纠纷和台湾人民的自决权纳入国内法范畴，自我赋予对菲律宾人的执法权、直接宣判台湾人民的自决是有罪的。
这些绝不妥协的姿态，自然引发国际社会的反感和不信任，也窥见到中国政治与民主世界的巨大和根本差异难以弥合。因为，妥协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政治技巧正是自由政体的标志，如主持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法官比德尔(Francis Biddle)在1957年曾经写过的，“我们的整个国民生活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伟大的制度即美国宪法本身，就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妥协”。这是美国和全球自由世界的自由主义基础和力量所在，如果遇到一个拒绝向内向外妥协的顽固政权，如何可能避免相互间的不信任、脱钩和对抗？
这就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没有妥协，也就意味着中共并没有改善内外任何一方关系的意愿，无论减少对外贸易战风险还是提升内需都成泡影，全会能展开的经济和改革议题自然非常有限，人民对大会以及未来的悲观便可以理解了。
这种普遍悲观的政治失望何尝不意味着人民的觉醒？他们终将明白，在党内“没有一人是男儿”、更无“七千人大会”的刘少奇的背景下，作为无力的被统治者，期盼单向的政治妥协并不现实。那或许就是改变悲观、重燃希望的政治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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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悲观也意味着人民的觉醒
不过，所有这些以寸计的让步，也不免陷入到“承诺疲劳”中，人民和资本信心全无，国际社会则将信将疑。譬如，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问题上，一方面中国以对第三方间接承认暂时冻结攻台计划而争取缓和，形同在美国强大压力下被迫委婉认错；但另一方面，在2024年六月，中国选择性地对待弱小政权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先后宣布了南中国海和对待“台独”的强硬法案，试图将国际岛礁纠纷和台湾人民的自决权纳入国内法范畴，自我赋予对菲律宾人的执法权、直接宣判台湾人民的自决是有罪的。
这些绝不妥协的姿态，自然引发国际社会的反感和不信任，也窥见到中国政治与民主世界的巨大和根本差异难以弥合。因为，妥协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政治技巧正是自由政体的标志，如主持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法官比德尔(Francis Biddle)在1957年曾经写过的，“我们的整个国民生活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伟大的制度即美国宪法本身，就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妥协”。这是美国和全球自由世界的自由主义基础和力量所在，如果遇到一个拒绝向内向外妥协的顽固政权，如何可能避免相互间的不信任、脱钩和对抗？
这就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没有妥协，也就意味着中共并没有改善内外任何一方关系的意愿，无论减少对外贸易战风险还是提升内需都成泡影，全会能展开的经济和改革议题自然非常有限，人民对大会以及未来的悲观便可以理解了。
这种普遍悲观的政治失望何尝不意味着人民的觉醒？他们终将明白，在党内“没有一人是男儿”、更无“七千人大会”的刘少奇的背景下，作为无力的被统治者，期盼单向的政治妥协并不现实。那或许就是改变悲观、重燃希望的政治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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