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 揭秘中共內幕的《天安門文件》 為何引發真偽之辯
《天安門文件》的原始資料來自於化名張良的人，至今無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根據黎安友教授在序言中指出，他提供的數千份文件並非原版歷史文獻，而是從這些文件中精選出來的電腦打印件。這成為重要的質疑焦點。
原香港《開放雜志》總編輯、開放出版社創辦人金鍾（本名冉懋華）參與了中文版早期編輯過程。他在對BBC的回憶中表示，剛開始完全沒有質疑材料的真實性，後來才有所改變。
根據他多年在香港做新聞的經驗，金鍾認為，中共高層文件很難確切地知道真假，只能憑經驗判斷內容是否值得刊登；加上黎安友教授的地位和影響力，他便沒有想過材料來源的問題。 但後來看過書稿以後，他覺得“並不是拾分的滿意。”
金鍾曾撰文表示，除非“內容有爆炸性的材料”，否則這本書不可能熱賣。他也提出先發行英文版，後發行中文版，或能通過英文的影響力來提升銷量，這壹方案得到采用。
“30多年過去了，這本書在政治上沒有產生預期的影響力，但在市場上是成功的，”金鍾說，“可以說是創造了出版界的奇跡。”據他所知，該書的銷量超過了預期的10萬本。
中國官方曾在《天安門文件》出版後表態，指該書歪曲事實，屬捏造材料，但未提供任何細節。
爭議不斷
中國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2001年發表的壹篇文章寫道，“很明顯，這本書的成敗取決於不同來源的材料的真實性。這位匿名編纂者有多大可能接觸到這些資料，並將其提供給他的美國編輯？很難給出絕對明確的答案。”
史景遷指出，書中壹部分材料是相當常規性的資料，“聽上去是真實的”，因為它們反映了在共產黨官僚機構中，許多人在試圖分析學生訴求以及黨內高層不斷變化的政策時，必然遇到的日常問題，“這部分材料通常可以從其他來源得到證實，並且似乎沒有隱藏任何意識形態信息。”
但另壹組包含黨內最高層會議紀要的材料來說，“其來源更難以評估”。“在我看來，體制內有人能夠拿到肆中全會的文件是完全有可能的。黨內最高層重要會議的記錄是否也是如此？這些文件副本可能被泄露，或被值得信賴的秘書或顧問人員偷偷獲取，但文件的分發肯定受到嚴密監控，”史景遷寫道。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政治學教授陳仲禮（Alfred Chan）2004年在當代中國研究領域的頂級刊物《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上發文指出，《天安門文件》“並非是對原始文獻的忠實再現，而是利用這些資料對歷史進行了大量濃縮、合並和概括。此外，張良還經常在所謂的事實文件中插入自己的解釋和評論，這種做法只能稱作是編輯過程。”
黎安友教授隨後在《中國季刊》上刊文反駁指出：“該書幾乎全部（約占 90%）是以文件原文的措辭抄錄的，有些是全文抄錄，有些是部分抄錄。編纂者撰寫了簡短的銜接段落，將這些內容鏈接起來……張良的銜接段落中只有壹小部分是敘事性的，這些段落采用了中國歷史寫作中廣泛存在的敘事風格。”
專門研究中國精英政治的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關系與政治學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在2021年出版的《重新思考中國政治》（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壹書中引用了《天安門文件》，但他留意到與《最後的秘密》中薄壹波沒有參與決策這壹差異，在壹處腳注中做出了詳細說明。
傅士卓寫道，“《天安門文件》的文件來歷並不可靠，因此該故事並不確定。”
在壹封回復BBC的郵件查詢中，傅士卓確認了上述信息。他表示：“（《天安門文件》）的總體敘述看上去是准確的，即他們（中共領導人）做出了宣布戒嚴的決定，但我不會引用具體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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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香港《開放雜志》總編輯、開放出版社創辦人金鍾（本名冉懋華）參與了中文版早期編輯過程。他在對BBC的回憶中表示，剛開始完全沒有質疑材料的真實性，後來才有所改變。
根據他多年在香港做新聞的經驗，金鍾認為，中共高層文件很難確切地知道真假，只能憑經驗判斷內容是否值得刊登；加上黎安友教授的地位和影響力，他便沒有想過材料來源的問題。 但後來看過書稿以後，他覺得“並不是拾分的滿意。”
金鍾曾撰文表示，除非“內容有爆炸性的材料”，否則這本書不可能熱賣。他也提出先發行英文版，後發行中文版，或能通過英文的影響力來提升銷量，這壹方案得到采用。
“30多年過去了，這本書在政治上沒有產生預期的影響力，但在市場上是成功的，”金鍾說，“可以說是創造了出版界的奇跡。”據他所知，該書的銷量超過了預期的10萬本。
中國官方曾在《天安門文件》出版後表態，指該書歪曲事實，屬捏造材料，但未提供任何細節。
爭議不斷
中國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2001年發表的壹篇文章寫道，“很明顯，這本書的成敗取決於不同來源的材料的真實性。這位匿名編纂者有多大可能接觸到這些資料，並將其提供給他的美國編輯？很難給出絕對明確的答案。”
史景遷指出，書中壹部分材料是相當常規性的資料，“聽上去是真實的”，因為它們反映了在共產黨官僚機構中，許多人在試圖分析學生訴求以及黨內高層不斷變化的政策時，必然遇到的日常問題，“這部分材料通常可以從其他來源得到證實，並且似乎沒有隱藏任何意識形態信息。”
但另壹組包含黨內最高層會議紀要的材料來說，“其來源更難以評估”。“在我看來，體制內有人能夠拿到肆中全會的文件是完全有可能的。黨內最高層重要會議的記錄是否也是如此？這些文件副本可能被泄露，或被值得信賴的秘書或顧問人員偷偷獲取，但文件的分發肯定受到嚴密監控，”史景遷寫道。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政治學教授陳仲禮（Alfred Chan）2004年在當代中國研究領域的頂級刊物《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上發文指出，《天安門文件》“並非是對原始文獻的忠實再現，而是利用這些資料對歷史進行了大量濃縮、合並和概括。此外，張良還經常在所謂的事實文件中插入自己的解釋和評論，這種做法只能稱作是編輯過程。”
黎安友教授隨後在《中國季刊》上刊文反駁指出：“該書幾乎全部（約占 90%）是以文件原文的措辭抄錄的，有些是全文抄錄，有些是部分抄錄。編纂者撰寫了簡短的銜接段落，將這些內容鏈接起來……張良的銜接段落中只有壹小部分是敘事性的，這些段落采用了中國歷史寫作中廣泛存在的敘事風格。”
專門研究中國精英政治的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關系與政治學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在2021年出版的《重新思考中國政治》（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壹書中引用了《天安門文件》，但他留意到與《最後的秘密》中薄壹波沒有參與決策這壹差異，在壹處腳注中做出了詳細說明。
傅士卓寫道，“《天安門文件》的文件來歷並不可靠，因此該故事並不確定。”
在壹封回復BBC的郵件查詢中，傅士卓確認了上述信息。他表示：“（《天安門文件》）的總體敘述看上去是准確的，即他們（中共領導人）做出了宣布戒嚴的決定，但我不會引用具體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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