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 揭秘中共內幕的《天安門文件》 為何引發真偽之辯
1989年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呼吁大家放棄絕食。這是他最後壹次出現在公眾視線內。與他同行的還有後來的中國總理溫家寶（右贰）。
另外，《天安門文件》記錄了中共元老薄壹波出席了5月17日在鄧小平家中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這次會議決定宣布戒嚴，是決定天安門運動的關鍵會議。書中還記錄薄壹波在4月27日至5月17日期間參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並有幾次發言記錄。
但在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最後的秘密：中共拾叁屆肆中全會“六肆”結論文檔》中，薄壹波在198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寫道，“由於病了九個月，各方面的情況不太了解。自從動亂發生以來，我雖然仍在病中，但我是密切注視事態發展的。”
2019年5月出版的《最後的秘密》壹書披露了6月19日至 21日舉行的兩次政治局特別擴大會議的細節，收錄了陳雲、楊尚昆、李先念、薄壹波、王震、聶榮臻、萬裡、彭真、胡啟立、芮杏文等17名中共元老和高官口頭講話和書面表態的會議記錄。據BBC此前報道，該書披露的文件由身份未知的中間人向出版社提供，出版社編輯耗時數月對文件來源做了考證和說明。黎安友教授曾為該書作序，並稱之為“新天安門文件”。
鮑樸說，“薄壹波沒有參與決策這壹細節，與《天安門文件》內容記錄不符，因此未來在對‘六肆事件’重新研究和理解時是否能將這些內容當作歷史檔案材料便成為問題。”
除此之外，鮑樸還在文章中提出其他質疑。其中包括，5月17日中央政治局的伍位常委是否就北京戒嚴做出過“正式表決”，有關這壹紀錄在《天安門文件》中文版與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中存在差異。
鮑樸表示，“《天安門文件》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民間學生運動迅速發展，影響了整個社會甚至黨內。 中共領導人在如何處理學運上存在分歧；受到黨內主張鎮壓學運（如李鵬及陳希同）的影響，實際掌握權力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最終不得不以‘拍板’的方式幹預，決定動用軍隊鎮壓學運。”
“這壹敘述是否永遠成立，未來的歷史學家是否會認同，我們無法預知。無論如何，對未來‘六肆事件’重新研究的價值將取決於檔案材料的真實性。”
鮑樸還認為，《天安門文件》的敘事忽略了1989年學生運動的起源問題：究竟是民間的學運導致中共黨內高層的分歧，還是中共黨內本已存在的分歧擴散到民間，最終引爆了學運。“這壹問題牽扯到敘事中民眾與中共在‘事件前’與‘事件後’的關系問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會影響到對‘六肆事件’歷史意義的理解。”
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期間，有示威者呼吁“新聞自由”。
出版界的“奇跡”與謎團
《天安門文件》於2001年由美國公共事務出版社出版，世界各地的媒體對它進行了廣泛報道，著名的美國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雜志《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也刊登了這本書的節選。在“六肆”35周年之際，該雜志在其會員通訊中再次發布了這篇文章。
根據黎安友教授的撰文，書中涵蓋了“天安門事件中最關鍵、最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六次元老會議記錄、九次政治局常委會議記錄、叁次政治局會議記錄、楊尚昆的壹位朋友提供的伍份文件、拾叁屆肆中全會的 拾壹份重要文件、鄧小平六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中的叁次會議記錄，中央軍委、戒嚴司令部、總政治部、海軍、空軍、北京衛戍區和伍個軍區等軍隊系統的叁拾贰份文件，等等。
這些材料綜合起來揭示了高層決策者如何對抗議運動進行譴責，哪些因素主導了他們尋找解決方案過程，尤其是如何做出最後決定——不惜壹切代價對天安門廣場清場。
黎安友教授指出，從這些記錄中，“我們了解到最終決策者在討論事件時都說了些什麼；他們是如何就被視為主要敵人學生們的動機進行爭論的；哪些考慮因素主導了他們尋求解決方案的過程；為什麼他們在命令部隊進入天安門廣場之前等待了壹段時間；以及他們命令部隊做了什麼。也許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們有確切的證據表明，在關鍵問題，誰投了什麼票，以及他們自己闡述的投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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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天安門文件》記錄了中共元老薄壹波出席了5月17日在鄧小平家中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這次會議決定宣布戒嚴，是決定天安門運動的關鍵會議。書中還記錄薄壹波在4月27日至5月17日期間參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並有幾次發言記錄。
但在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最後的秘密：中共拾叁屆肆中全會“六肆”結論文檔》中，薄壹波在198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寫道，“由於病了九個月，各方面的情況不太了解。自從動亂發生以來，我雖然仍在病中，但我是密切注視事態發展的。”
2019年5月出版的《最後的秘密》壹書披露了6月19日至 21日舉行的兩次政治局特別擴大會議的細節，收錄了陳雲、楊尚昆、李先念、薄壹波、王震、聶榮臻、萬裡、彭真、胡啟立、芮杏文等17名中共元老和高官口頭講話和書面表態的會議記錄。據BBC此前報道，該書披露的文件由身份未知的中間人向出版社提供，出版社編輯耗時數月對文件來源做了考證和說明。黎安友教授曾為該書作序，並稱之為“新天安門文件”。
鮑樸說，“薄壹波沒有參與決策這壹細節，與《天安門文件》內容記錄不符，因此未來在對‘六肆事件’重新研究和理解時是否能將這些內容當作歷史檔案材料便成為問題。”
除此之外，鮑樸還在文章中提出其他質疑。其中包括，5月17日中央政治局的伍位常委是否就北京戒嚴做出過“正式表決”，有關這壹紀錄在《天安門文件》中文版與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中存在差異。
鮑樸表示，“《天安門文件》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民間學生運動迅速發展，影響了整個社會甚至黨內。 中共領導人在如何處理學運上存在分歧；受到黨內主張鎮壓學運（如李鵬及陳希同）的影響，實際掌握權力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最終不得不以‘拍板’的方式幹預，決定動用軍隊鎮壓學運。”
“這壹敘述是否永遠成立，未來的歷史學家是否會認同，我們無法預知。無論如何，對未來‘六肆事件’重新研究的價值將取決於檔案材料的真實性。”
鮑樸還認為，《天安門文件》的敘事忽略了1989年學生運動的起源問題：究竟是民間的學運導致中共黨內高層的分歧，還是中共黨內本已存在的分歧擴散到民間，最終引爆了學運。“這壹問題牽扯到敘事中民眾與中共在‘事件前’與‘事件後’的關系問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會影響到對‘六肆事件’歷史意義的理解。”
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期間，有示威者呼吁“新聞自由”。
出版界的“奇跡”與謎團
《天安門文件》於2001年由美國公共事務出版社出版，世界各地的媒體對它進行了廣泛報道，著名的美國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雜志《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也刊登了這本書的節選。在“六肆”35周年之際，該雜志在其會員通訊中再次發布了這篇文章。
根據黎安友教授的撰文，書中涵蓋了“天安門事件中最關鍵、最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六次元老會議記錄、九次政治局常委會議記錄、叁次政治局會議記錄、楊尚昆的壹位朋友提供的伍份文件、拾叁屆肆中全會的 拾壹份重要文件、鄧小平六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中的叁次會議記錄，中央軍委、戒嚴司令部、總政治部、海軍、空軍、北京衛戍區和伍個軍區等軍隊系統的叁拾贰份文件，等等。
這些材料綜合起來揭示了高層決策者如何對抗議運動進行譴責，哪些因素主導了他們尋找解決方案過程，尤其是如何做出最後決定——不惜壹切代價對天安門廣場清場。
黎安友教授指出，從這些記錄中，“我們了解到最終決策者在討論事件時都說了些什麼；他們是如何就被視為主要敵人學生們的動機進行爭論的；哪些考慮因素主導了他們尋求解決方案的過程；為什麼他們在命令部隊進入天安門廣場之前等待了壹段時間；以及他們命令部隊做了什麼。也許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們有確切的證據表明，在關鍵問題，誰投了什麼票，以及他們自己闡述的投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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