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博士后第二大国,他们却说是学术临时工?

然而,取消年龄限制,就能解决博士后们所面临的问题吗?


事实上,即便在没有博士后年龄限额的西方发达国家,《自然》杂志的全球博士后调查显示,第一和第二个博士后期间通常是博士后们满意程度最高的时期。而早在2015年,《自然》就曾刊载文章指出,要警惕“永久博士后”困局对于博士后们的负面影响。

井喷式增长的中国博士后该怎么走,研究了20几年博士后制度,也曾做过博士后的姚云提到: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想清楚博士后这个职位是做什么的,对于高校、科研机构和博士后们而言,这个职位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博士后还是必要的,这“是博士离开了导师这根’拐杖’之后,自己独立做研究的一个试水。他们要像一个独立研究者一样申报项目、开展研究,包括,处理跟学校沟通的各种事务”。

姚云说:这样的训练,对一个年轻的博士,很重要。“如果你毕业后去了一个地方高校,可能一入职就要去上课,做科研只能利用休息时间,而博士后的工作站,通常在较大的城市,在学术交流氛围比较好的地方,在这样的氛围中,有一个静下心来做自己研究的经历,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当然,博士后出站时的报告,应该是一份工作报告,里面可以有博士后的教学经验,尝试指导博士生、管理实验室的经验,或是正在思考却尚未发表的问题,而非像现在这样只用学术论文衡量的。


而博士后的经费,姚云更倾向于:谁使用,谁出钱的原则。根据他介绍,目前国字头的博士后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博新计划等)中标率大约在1/3左右,已经比最低的时候(15%)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作为一个竞争性经费,不低于1/3,又不高于1/2,这样的中标率有适当的压力,又有一定的覆盖面,符合基金的初衷。这类基金不会让所有的人都拿到,所以除了来自国家的博士后经费之外,应该进一步引入其他资助,实施谁使用谁出钱的原则。

“在将来,博士后的入站人数还会扩大,翻一倍也许都算很正常,毕竟美国的博士后入职人数大约是8-9万/年的样子,中国目前是3万/年,而且,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姚云说: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要用平常心来看待博士后这个职位,这些人可能不是每一个都会留在学术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留在学术界,而且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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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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