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博士后第二大国,他们却说是学术临时工?
在2021年的一篇论文中，浙江工业大学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高教研究所副所长许士荣写道：“最优秀的博士基本将直接就业代替做博士后作为首选”。
定位模糊的学术边缘人
在社会上，将博士后当作比博士更高的学位，或是技术职务的误区并不少见；然而，对于博士后最为致命的误读来自于他们的雇主——高校和研究机构们。
首先，在大学眼中，博后与正式在编的教职员工完全不同，这使得博士后很难找到归属感。
上海师范大学的一项研究（《艰难的进阶者: 大学博士后工作时间分配与角色身份认知 》）发现：大学科研声誉越高，其博士后群体“大学教师”认同感越低，博士后与“正式教师”之间的隔阂区分愈发明显，博士后享受的“制度待遇”包括新教师培训、编制、职称定级、工作稳定性等也愈少。研究者们还发现，高校往往针对博士后单独管理和考核，且岗位设定与考核文件中也难见“教师”称呼， “这进一步强化了博士后在’大学教师’角色身份认知上的模糊与不确定性”。
归属感之外，如同许士荣在论文中曾写道的：博士后困惑于自身的定位：“我们不是学生、不是老师、不是公务员、不是打工者，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是谁”的哲学问题背后，则是博士后需要面对的一个真正困局——高校究竟是在培养博士后还是只是在消耗性地使用这批年轻人？这便成了围绕博士后定位的“学术生力军”还是“学术临时工”之辩。
在很多高校，博士后无稳定编制的定位，叠加上浮躁的学术氛围，“绩效为王”、“数字至上”的学术评价导向，这批本应成为科研创新生力军的年轻人便成了完成学术KPI的主力军，忙于完成论文发表的数字任务。
2021年，一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后杨国骞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便曾指出：“中国的许多学院和大学中，博士后培训仅专注于产生可以快速提升大学学术排名的可发表论文”。
这样做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有受访者向《知识分子》提到，目前，大部分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博士后们丝毫不敢探索新鲜领域，只能靠吃博士期间的“老本”，把原来没做完的实验做完，没写完的文章赶紧写完投出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博士后论文产出的要求。
姚云说：“博士后两年，前面半年办手续，熟悉环境……”
“如果是人文社科领域想做些调查的话，收数据可能就要一年到一年半，文章发表周期要留出半年来，这还是最理想的情况。”马立超这样补充。
而事实上，因为定位模糊，很多博士后，尤其是师资博士后不仅需要从事科研工作，还需要进行各种基金申请，完成教学任务，帮助导师培养博士生……
时间的魔咒？
“时间是个很大的问题”，多位受访者向《知识分子》提到。
大部分博士后只有两年，科研、教学、杂务，又加上一个30来岁需要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年龄，对很多博士后而言，时间如一根紧绷的弦。
在留任转聘条件持续攀升的当下，绝大多数博士后出站必须面临“二次择业”，而根据中国现行的政策，申请博士后要求35周岁以下，及获得博士学位后3年内的限制条件，这几乎意味着博士后们几乎不再有在需要做师资博士后才能入职的顶级高校进行二次试错的机会了——事实上，在马立超访谈的400多名博士后中，只有1人做了自己的第二期博士后，“那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老师，转了专业，所以作为特例又做了一期博士后”。
于是，与欧美那些可以做几期博士后的博士们不同，中国的博士后们，从他们入站的那天起，往往只能面对着两个选项：“争取留任”或是被迫“向下流动”。这些本该锐气满满的学术界初生牛犊们往往只能挑选能够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发表成论文的短线研究，简单粗暴地获取尽可能多的学术资本。这是件很无奈的选择。
如果中国的博士后没有年龄限制，是否情况会有不小的改观？
今年的两会期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戚益军对于博士后制度的三个提议广受关注，他建议：“取消博士后申请年龄限制，提高对博士后的资助强度及规模，减少对博士后’类学位’式的管理制度”。
对于35岁年龄限制曾经的出台，姚云解释：2015年出台这项政策时，主要是为了避免一些官员将做博士后作为自己职务晋升的筹码，“当时民间有些看法认为博士后比博士更’厉害’，有些人名片也特意印出来自己是博士后，好像显得比博士更高级。在这个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官员也来做博士后，因为希望有这个身份之后对将来的晋升会有好处”，35岁的年龄限制让博士后变得更纯粹。而今天看来，这个限制确实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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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模糊的学术边缘人
在社会上，将博士后当作比博士更高的学位，或是技术职务的误区并不少见；然而，对于博士后最为致命的误读来自于他们的雇主——高校和研究机构们。
首先，在大学眼中，博后与正式在编的教职员工完全不同，这使得博士后很难找到归属感。
上海师范大学的一项研究（《艰难的进阶者: 大学博士后工作时间分配与角色身份认知 》）发现：大学科研声誉越高，其博士后群体“大学教师”认同感越低，博士后与“正式教师”之间的隔阂区分愈发明显，博士后享受的“制度待遇”包括新教师培训、编制、职称定级、工作稳定性等也愈少。研究者们还发现，高校往往针对博士后单独管理和考核，且岗位设定与考核文件中也难见“教师”称呼， “这进一步强化了博士后在’大学教师’角色身份认知上的模糊与不确定性”。
归属感之外，如同许士荣在论文中曾写道的：博士后困惑于自身的定位：“我们不是学生、不是老师、不是公务员、不是打工者，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是谁”的哲学问题背后，则是博士后需要面对的一个真正困局——高校究竟是在培养博士后还是只是在消耗性地使用这批年轻人？这便成了围绕博士后定位的“学术生力军”还是“学术临时工”之辩。
在很多高校，博士后无稳定编制的定位，叠加上浮躁的学术氛围，“绩效为王”、“数字至上”的学术评价导向，这批本应成为科研创新生力军的年轻人便成了完成学术KPI的主力军，忙于完成论文发表的数字任务。
2021年，一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后杨国骞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便曾指出：“中国的许多学院和大学中，博士后培训仅专注于产生可以快速提升大学学术排名的可发表论文”。
这样做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有受访者向《知识分子》提到，目前，大部分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博士后们丝毫不敢探索新鲜领域，只能靠吃博士期间的“老本”，把原来没做完的实验做完，没写完的文章赶紧写完投出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博士后论文产出的要求。
姚云说：“博士后两年，前面半年办手续，熟悉环境……”
“如果是人文社科领域想做些调查的话，收数据可能就要一年到一年半，文章发表周期要留出半年来，这还是最理想的情况。”马立超这样补充。
而事实上，因为定位模糊，很多博士后，尤其是师资博士后不仅需要从事科研工作，还需要进行各种基金申请，完成教学任务，帮助导师培养博士生……
时间的魔咒？
“时间是个很大的问题”，多位受访者向《知识分子》提到。
大部分博士后只有两年，科研、教学、杂务，又加上一个30来岁需要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年龄，对很多博士后而言，时间如一根紧绷的弦。
在留任转聘条件持续攀升的当下，绝大多数博士后出站必须面临“二次择业”，而根据中国现行的政策，申请博士后要求35周岁以下，及获得博士学位后3年内的限制条件，这几乎意味着博士后们几乎不再有在需要做师资博士后才能入职的顶级高校进行二次试错的机会了——事实上，在马立超访谈的400多名博士后中，只有1人做了自己的第二期博士后，“那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老师，转了专业，所以作为特例又做了一期博士后”。
于是，与欧美那些可以做几期博士后的博士们不同，中国的博士后们，从他们入站的那天起，往往只能面对着两个选项：“争取留任”或是被迫“向下流动”。这些本该锐气满满的学术界初生牛犊们往往只能挑选能够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发表成论文的短线研究，简单粗暴地获取尽可能多的学术资本。这是件很无奈的选择。
如果中国的博士后没有年龄限制，是否情况会有不小的改观？
今年的两会期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戚益军对于博士后制度的三个提议广受关注，他建议：“取消博士后申请年龄限制，提高对博士后的资助强度及规模，减少对博士后’类学位’式的管理制度”。
对于35岁年龄限制曾经的出台，姚云解释：2015年出台这项政策时，主要是为了避免一些官员将做博士后作为自己职务晋升的筹码，“当时民间有些看法认为博士后比博士更’厉害’，有些人名片也特意印出来自己是博士后，好像显得比博士更高级。在这个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官员也来做博士后，因为希望有这个身份之后对将来的晋升会有好处”，35岁的年龄限制让博士后变得更纯粹。而今天看来，这个限制确实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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