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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陪读 我读自己的书 女儿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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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思思是资深的差生，从小学三年级成绩就开始倒数。她在国内读一年级的时候，上学还挺积极。那时的班主任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眼睛里都是笑。等过了半年，我去找老师沟通，走到教室门口，小姑娘得把脸板得苦大仇深，闹腾的教室才能静下来。
结果，小姑娘最后还是被调走了，因为很多家长觉得她不够严厉。后来的班主任，个个都是严师，就像家长希望的那么严。可老师越严，思思就越不想上学。我遇到过家长在校门口拉着老师的手说：“我的娃，你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严师出高徒呀。”可我好想去拉着老师的手说：“我的娃，就是个渣，你就让她坐在教室后面渣就是了。”
到了二年级，我送思思上学，她垂头丧气，像是去上刀山。接她放学，她神采飞扬，就像“中国郎”。轮到要做作业的时候，她愁苦得就像书包里面要窜出一条蛇来咬她一口。我在家里翻《老舍选集》，思思跑过来一看，就厌恶地说：“这个人，是专门写好词好句的嘛？”原来语文课的时候，老师常常大手一挥，说：“这里那里，都是好词好句，你们把它抄下来，背下来！”于是小朋友就连老舍也恨上了。
8岁的思思告诉我：“老师骂人的时候，我觉得教室垮塌了，整个世界都垮塌了。那些碎片穿过我，击碎我。”
到了三年级，思思的成绩已经很差了。一天我去学校接她，看见她正在写检讨：“对不起，我数学只考了78分，拉低了班上的平均分。”她告诉我，数学老师会在上课的时候说：“低于平均分的同学，站起来！”然后对坐着的同学说：“看，就是他们拉低了你们班的平均分！”于是，坐着的孩子投来鄙夷的目光，站着的孩子，就深深低下头去。
我是个溺爱孩子的妈妈，听到这个，心都炸裂了，转身就去找数学老师理论：“平均分就是用来拉低的！如果个个娃儿都要比它高，那个该是最低分啊。你这也是九年义务教育，我的孩子再差，你也不能这样对待她！”
我的“义务教育宣言”气得数学老师几乎跳起来。后来，他在班上常常冷笑一声，道：“思思的家长就是包庇她！我看她九年义务教育完了怎么办，只有去捡二煤炭！（成都方言，捡煤渣，意思是只能去做底层低端的工作）”
思思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但她说，她心里有点小骄傲：“我的妈妈是和我一伙的，你们的妈妈都是和老师一伙的。”
等到思思该上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终于拿到了加拿大(专题)的签证。临行前，玄幻小说读多了的我，跟女儿畅想未来：“如果我们有魔法指环就好了，一转，我们回到家里，一转，就出现在加拿大。”
没想到，思思小脸一板：“不需要，我走了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看来，严师也许能出高徒，但对渣娃来说，“被淘汰”的伤害是拉满了。
到了异国他乡，我带着思思去当地公立学校报道，英文和数学拿张卷子一测，老师连说“wonderful”，于是就把思思分配到了七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一）。
我去过那里的小学教室，桌子是围成U字型的，一个班只有十一二个孩子。教室的后面是洗手台，洗手台边上是满满的绿植和小石头、小树枝之类的工艺品。书架上堆满了图画书。老师的讲台边上是一个藤编的篮子，里面放着画了名字的石头。每个孩子来上学的时候，就把画着自己名字的石头给放进篮子里去——我想，天，这就是我梦想的教室呀，差生能在这里当差生，也是运气了。
思思在学校享受了将近一年的“一对一教学”——因为学校的小留学生(专题)实在太少，开不起单独的语言班了，所以干脆直接派了个老师和思思坐在一桌陪读。授课老师在上面讲课，陪读老师就在思思身边连比带划，力求思思能听懂、能跟上。我翻过孩子一张讲褒义词、贬义词的卷子，老师在褒义词旁都画上了笑脸，把贬义词画了个哭脸。
我发现，加拿大的老师，似乎个个都是宽师，一个比一个宽——可能因为敢于在教室里敢喊差生站起来的，都被处分了开除了？他们看见学生都是眉开眼笑，好像是见到了加元。思思初来乍到，就像小猫猫，吓得尾巴都夹起来了，但是见老师笑眯眯的样子，还是每天鼓起勇气去上学。
当然，思思并没因为老师们态度和蔼就成了优等生。她的成绩仍然很差，离不开课外补课。我找的补课老师是UBC毕业的，当地私立学校退休的，收费35加元一小时（约等于180人民币(专题)）。她是上门授课的，每次带来满兜的图画书，带着思思手把手做作业。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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