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 亚裔赢了哈佛歧视案,以后华人上名校更容易了吗？
对于亚裔群体的不同反应，关注该案的观察人士表示这在预料之中。
马颖毅解释说，亚裔内部有很多不同观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亚裔本身就不是一个传统上的种族身份，而更是一个政治身份，目标是团结协作。这次的亚裔内部分歧，也体现出这种政治身份面临的挑战。“亚裔产生于民权运动当中，从它产生之日起，它就跟西班牙裔、跟非裔不一样，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宗教，不一样的身份。”
但是，对于亚裔在此次诉讼或行动中的作用，有声音认为，亚裔在这场诉讼中被当成了“棋子”。非营利组织亚裔美国倡导基金（Asian American Advocacy Fund）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这些诉讼背后的白人至上主义议程，利用了少数亚裔美国人反对平权行动，将他们当作棋子，将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电视剧）用作武器来分裂我们的社群。”[5]
20世纪60年代，反种族歧视的美国的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以非裔为主体的大规模群众性抗议行动，推动美国在1964年和1965年相继通过《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和《选举权法》，结束了学校、工作场所和公共空间中的种族隔离，禁止了在选举中的歧视。
这时，亚裔被当作“模范少数族裔”用来说明所有人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美国梦，他们的安静与忍耐，被称赞为美德。一些白人学者在媒体发表文章，盛赞日裔和华裔(专题)美国人的“卓越表现”，并建议其他族群以他们为榜样，以此贬低非裔斗争的方式。
因此，平权法案等一系列用来纠正种族歧视的政策最终获得通过，亚裔从这些政策中获益，常常被认为是搭了非裔的便车，成为了白人的“棋子”。
那么，这次亚裔是否再次搭了保守派的“便车”？多位观察人士表示不能如此简单评价。
曾在美国做过多年社会学研究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游天龙认为，SFFA以亚裔的名义起诉哈佛和北卡歧视，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因为最重要的是亚裔不能做“哑”裔。
“这是华裔、亚裔政治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但能否取得实质性收益很难说，需要更多的智慧去平衡多方利益，而亚裔社区内部的分裂则不容忽视。”游天龙告诉《知识分子》。
他进一步解释说，SFFA这次在策略层面很成功，诉讼坚持打了快10年，“等待他们想要的总统（指代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等到足够的（保守派）大法官”，“要知道前面是连战连败，要汇集人心、资金各方面是极难的”。
马颖毅也表示，SFFA起诉哈佛的案件，任何意义上社会层面的讨论都是有作用的、有价值的，“visibility（可见度）很重要，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各种角度，左派的、右派的，然后中间的，亚裔内部的、外面的，互相质疑，这个对偏见消除绝对是有好的作用。”
去年，她在和《知识分子》讨论该案时表示，“哈佛招生就像是‘黑盒子’一样，所谓的黑盒子，就是大家对这个过程，不仅是亚裔，其他族裔的人，都是对这个过程讳莫如深，不知道这里面what is going now，像这个case至少可以逼着哈佛交出了大量的数据，然后雇佣经济学家做统计分析的模型，至少我们知道那些personality score，是怎么样一点点的减少。”
一直关注该案的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候选人曹起曈（见知识分子之前推送：哈佛本科招生被诉歧视亚裔，统计数据会撒谎吗？）也表示，称亚裔被共和党政客和保守派活动家裹挟“当枪使”，并不妥当，因为这种过度简化的说法严重抹杀了整个过程中亚裔的政治参与和动员的自主性。
“自由派应该重视亚裔爆发这种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同时鼓舞和激励大家把这一份热情延续到其他领域的进步事业中。”曹起曈表示。
亚裔真能受益吗？
亚裔能从这一历史性变化中能获益多少，许多声音都认为还需要观察。
游天龙认为，AA被推翻，出现的新的（大学们所追求的）多样化很可能是 socioeconomic status-based diversity，也就是基于社会经济状态的多样化，社会经济条件没那么好的申请人可能首先因此而受益，而不一定是亚裔，因为美国社会依然是白人主导，而底层白人的绝对数量是远远高于亚裔的。
“利益结构格局重新调整的时候，以华人(专题)的人数，政坛的力量，集合起来的经济实力，我都不觉得能在新的格局中分到更大的一杯羹。”游天龙说。
另外，他也担忧，平权法案涉及到了利益分配的问题，“当你从别的族群那边虎口夺食的时候，你得想办法在其他方面给别人找平衡，不然的话，你虽然可能在教育的战场上赢了其他的少数族裔，赢了哈佛，但是在系统性的劣势的情况下，你不能让自己变得太孤立，不然从长远来看就不是一个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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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马颖毅解释说，亚裔内部有很多不同观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亚裔本身就不是一个传统上的种族身份，而更是一个政治身份，目标是团结协作。这次的亚裔内部分歧，也体现出这种政治身份面临的挑战。“亚裔产生于民权运动当中，从它产生之日起，它就跟西班牙裔、跟非裔不一样，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宗教，不一样的身份。”
但是，对于亚裔在此次诉讼或行动中的作用，有声音认为，亚裔在这场诉讼中被当成了“棋子”。非营利组织亚裔美国倡导基金（Asian American Advocacy Fund）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这些诉讼背后的白人至上主义议程，利用了少数亚裔美国人反对平权行动，将他们当作棋子，将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电视剧）用作武器来分裂我们的社群。”[5]
20世纪60年代，反种族歧视的美国的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以非裔为主体的大规模群众性抗议行动，推动美国在1964年和1965年相继通过《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和《选举权法》，结束了学校、工作场所和公共空间中的种族隔离，禁止了在选举中的歧视。
这时，亚裔被当作“模范少数族裔”用来说明所有人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美国梦，他们的安静与忍耐，被称赞为美德。一些白人学者在媒体发表文章，盛赞日裔和华裔(专题)美国人的“卓越表现”，并建议其他族群以他们为榜样，以此贬低非裔斗争的方式。
因此，平权法案等一系列用来纠正种族歧视的政策最终获得通过，亚裔从这些政策中获益，常常被认为是搭了非裔的便车，成为了白人的“棋子”。
那么，这次亚裔是否再次搭了保守派的“便车”？多位观察人士表示不能如此简单评价。
曾在美国做过多年社会学研究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游天龙认为，SFFA以亚裔的名义起诉哈佛和北卡歧视，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因为最重要的是亚裔不能做“哑”裔。
“这是华裔、亚裔政治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但能否取得实质性收益很难说，需要更多的智慧去平衡多方利益，而亚裔社区内部的分裂则不容忽视。”游天龙告诉《知识分子》。
他进一步解释说，SFFA这次在策略层面很成功，诉讼坚持打了快10年，“等待他们想要的总统（指代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等到足够的（保守派）大法官”，“要知道前面是连战连败，要汇集人心、资金各方面是极难的”。
马颖毅也表示，SFFA起诉哈佛的案件，任何意义上社会层面的讨论都是有作用的、有价值的，“visibility（可见度）很重要，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各种角度，左派的、右派的，然后中间的，亚裔内部的、外面的，互相质疑，这个对偏见消除绝对是有好的作用。”
去年，她在和《知识分子》讨论该案时表示，“哈佛招生就像是‘黑盒子’一样，所谓的黑盒子，就是大家对这个过程，不仅是亚裔，其他族裔的人，都是对这个过程讳莫如深，不知道这里面what is going now，像这个case至少可以逼着哈佛交出了大量的数据，然后雇佣经济学家做统计分析的模型，至少我们知道那些personality score，是怎么样一点点的减少。”
一直关注该案的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候选人曹起曈（见知识分子之前推送：哈佛本科招生被诉歧视亚裔，统计数据会撒谎吗？）也表示，称亚裔被共和党政客和保守派活动家裹挟“当枪使”，并不妥当，因为这种过度简化的说法严重抹杀了整个过程中亚裔的政治参与和动员的自主性。
“自由派应该重视亚裔爆发这种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同时鼓舞和激励大家把这一份热情延续到其他领域的进步事业中。”曹起曈表示。
亚裔真能受益吗？
亚裔能从这一历史性变化中能获益多少，许多声音都认为还需要观察。
游天龙认为，AA被推翻，出现的新的（大学们所追求的）多样化很可能是 socioeconomic status-based diversity，也就是基于社会经济状态的多样化，社会经济条件没那么好的申请人可能首先因此而受益，而不一定是亚裔，因为美国社会依然是白人主导，而底层白人的绝对数量是远远高于亚裔的。
“利益结构格局重新调整的时候，以华人(专题)的人数，政坛的力量，集合起来的经济实力，我都不觉得能在新的格局中分到更大的一杯羹。”游天龙说。
另外，他也担忧，平权法案涉及到了利益分配的问题，“当你从别的族群那边虎口夺食的时候，你得想办法在其他方面给别人找平衡，不然的话，你虽然可能在教育的战场上赢了其他的少数族裔，赢了哈佛，但是在系统性的劣势的情况下，你不能让自己变得太孤立，不然从长远来看就不是一个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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