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新聞] 1位耶魯博士在中國養老院的13個月
“壞人變老”與“養兒防老”
近年來，市場經濟觀念將“互惠原則”重新定義為“理性計算的平等交換原則”，然而當代老年人由於之前掙的工資非常低，無法采取這種交換。此外，居住空間縮小、子代收入提高、孫代減少都阻礙了多代同居，切斷了這條老父母為家庭做出貢獻的主要途徑。尤其是殘疾和無法自理的父母，無法參與到代際交換中，只能作為受惠方，這就增加了他們的內疚感和負債感。
將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最小化，是老人們應對親子關系失衡的策略之壹。策略之贰，是為孩子提供無形資源，以代替有形資源。例如，張爺爺覺得，主動搬進養老院是給予女兒真正想要的東西——時間、金錢、空間和自由。他力所能及地維持了親子關系的和諧，或至少是感覺上的和諧。
（2013年9月，田野調查開始之前）母親轉到神經康復科後，父親和我開始商量照護計劃。他還在全職工作，我的兩個姐妹也是，所以我本想持續推遲實地考察工作。父親反對我這樣做，要我去中國，說他們會解決的。
本項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壹種個人盡孝（或父母盡仁，看你怎麼看了）的行為。
澎湃新聞：看你寫根據傳統文化，父母以“仁”來應對兒女之“孝”，老人們為了“仁”而搬入養老院。我想到了兩個人互相鞠躬的畫面。他們都想要鞠得比對方更低，結果鞠起躬沒個完。
葛玫：有意思。我開始做這個研究的時候，確實以為會和很多憤怒的老年人交談，他們可能談到自己被家人遺棄、說家人沒有盡到責任。我感到很驚訝，這種情況很少。
澎湃新聞：在中國，受到“孝道”影響，我們傾向於更相信老年人，壹旦發現他們不可信，會比較受傷，所以會有“不是老人變壞，而是壞人變老”這種特別的說法。你覺得，到了現代社會，中國“敬老”的傳統還能延續下去嗎？
葛玫：作為壹個外國人，在大學裡讀到中國傳統的時候，感到非常新鮮，它填補了我思想觀念上的空白。這種思想是可以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實踐的，切近於日常生活。
我個人會把老年人等同於自己，他們與我們沒有什麼不同，也沒有特別高人壹等的地方。有的同齡人對我很好，有的想利用我，我想，他們到老也是壹樣。老年人只是人生經驗更多。我尊敬別人的人生經驗。
澎湃新聞：你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希望得到怎樣的照顧？
葛玫：我最近常思考這壹問題。我今年肆拾歲，可以預想還能獨立地生活叁拾年，希望如此。對於叁拾年以後發生的事，我可以理想主義壹點吧。
我希望住進壹個社區，有好的醫療服務，如果我需要疼痛管理，我能獲得。有足夠多在意我的人圍繞著我，與我分享壹些智識上的興趣。
我希望住進壹個房子，大家各有各的廚房，但又近得可以分享各種東西、互相照顧、互相倚靠。即便我病得下不來床了，我還處在各種與人的關系之中。仍然有人來與我說話，我還能對群體發揮作用。
我的孩子和孫輩能來看望我，也能離開。
我從前總是很樂觀地暢想科技能改變多少，生育的經驗讓我最近更多地知覺到自己身體的脆弱。
不過，我還是挺希望看見新科技能解決壹些問題，比如把我搬來搬去，護理我的人能少幹壹些體力活。
澎湃新聞：你打算直接向你的女兒提出“來看我”嗎？
葛玫：會的吧。我父母也不會對我提“來看我”，但我讀大學的時候，他們要求我每周日給他們打電話。這種直接的要求挺好的。
不過，如果我要我女兒來看望我，她說“不來”，我也不會很生氣。我會說“好吧，下周再來”。我希望她可以說“不”，我理解她有別的事要忙。
澎湃新聞：現在有壹些中國人對於傳統的“養兒防老”很反感，認為當父母的不可以這麼想。你怎麼看？
葛玫：你如何照顧壹個人，和你將得到怎麼樣的照顧，我想確實是有聯系的。孩子是從父母如何照顧自己來學習自己應該怎麼照顧別人。
但要是寄希望於他們來照顧自己，也可能失望。
我不是為了讓我的女兒未來照顧我，才生下她。我們可以把家庭想象成壹個更大的存在，她需要作為家的壹部分去照顧它、照顧不同的人，但並不對我個人負責任。她不必成為未來唯壹壹個我能倚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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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市場經濟觀念將“互惠原則”重新定義為“理性計算的平等交換原則”，然而當代老年人由於之前掙的工資非常低，無法采取這種交換。此外，居住空間縮小、子代收入提高、孫代減少都阻礙了多代同居，切斷了這條老父母為家庭做出貢獻的主要途徑。尤其是殘疾和無法自理的父母，無法參與到代際交換中，只能作為受惠方，這就增加了他們的內疚感和負債感。
將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最小化，是老人們應對親子關系失衡的策略之壹。策略之贰，是為孩子提供無形資源，以代替有形資源。例如，張爺爺覺得，主動搬進養老院是給予女兒真正想要的東西——時間、金錢、空間和自由。他力所能及地維持了親子關系的和諧，或至少是感覺上的和諧。
（2013年9月，田野調查開始之前）母親轉到神經康復科後，父親和我開始商量照護計劃。他還在全職工作，我的兩個姐妹也是，所以我本想持續推遲實地考察工作。父親反對我這樣做，要我去中國，說他們會解決的。
本項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壹種個人盡孝（或父母盡仁，看你怎麼看了）的行為。
澎湃新聞：看你寫根據傳統文化，父母以“仁”來應對兒女之“孝”，老人們為了“仁”而搬入養老院。我想到了兩個人互相鞠躬的畫面。他們都想要鞠得比對方更低，結果鞠起躬沒個完。
葛玫：有意思。我開始做這個研究的時候，確實以為會和很多憤怒的老年人交談，他們可能談到自己被家人遺棄、說家人沒有盡到責任。我感到很驚訝，這種情況很少。
澎湃新聞：在中國，受到“孝道”影響，我們傾向於更相信老年人，壹旦發現他們不可信，會比較受傷，所以會有“不是老人變壞，而是壞人變老”這種特別的說法。你覺得，到了現代社會，中國“敬老”的傳統還能延續下去嗎？
葛玫：作為壹個外國人，在大學裡讀到中國傳統的時候，感到非常新鮮，它填補了我思想觀念上的空白。這種思想是可以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實踐的，切近於日常生活。
我個人會把老年人等同於自己，他們與我們沒有什麼不同，也沒有特別高人壹等的地方。有的同齡人對我很好，有的想利用我，我想，他們到老也是壹樣。老年人只是人生經驗更多。我尊敬別人的人生經驗。
澎湃新聞：你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希望得到怎樣的照顧？
葛玫：我最近常思考這壹問題。我今年肆拾歲，可以預想還能獨立地生活叁拾年，希望如此。對於叁拾年以後發生的事，我可以理想主義壹點吧。
我希望住進壹個社區，有好的醫療服務，如果我需要疼痛管理，我能獲得。有足夠多在意我的人圍繞著我，與我分享壹些智識上的興趣。
我希望住進壹個房子，大家各有各的廚房，但又近得可以分享各種東西、互相照顧、互相倚靠。即便我病得下不來床了，我還處在各種與人的關系之中。仍然有人來與我說話，我還能對群體發揮作用。
我的孩子和孫輩能來看望我，也能離開。
我從前總是很樂觀地暢想科技能改變多少，生育的經驗讓我最近更多地知覺到自己身體的脆弱。
不過，我還是挺希望看見新科技能解決壹些問題，比如把我搬來搬去，護理我的人能少幹壹些體力活。
澎湃新聞：你打算直接向你的女兒提出“來看我”嗎？
葛玫：會的吧。我父母也不會對我提“來看我”，但我讀大學的時候，他們要求我每周日給他們打電話。這種直接的要求挺好的。
不過，如果我要我女兒來看望我，她說“不來”，我也不會很生氣。我會說“好吧，下周再來”。我希望她可以說“不”，我理解她有別的事要忙。
澎湃新聞：現在有壹些中國人對於傳統的“養兒防老”很反感，認為當父母的不可以這麼想。你怎麼看？
葛玫：你如何照顧壹個人，和你將得到怎麼樣的照顧，我想確實是有聯系的。孩子是從父母如何照顧自己來學習自己應該怎麼照顧別人。
但要是寄希望於他們來照顧自己，也可能失望。
我不是為了讓我的女兒未來照顧我，才生下她。我們可以把家庭想象成壹個更大的存在，她需要作為家的壹部分去照顧它、照顧不同的人，但並不對我個人負責任。她不必成為未來唯壹壹個我能倚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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