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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車輛廠：壹個與眾不同的小型社會(圖)
中國的車輛廠：壹個與眾不同的小型社會(圖)中國的車輛廠：壹個與眾不同的小型社會(圖)
這是我第壹次了解這些年我爸爸在做什麼。我從不問爸爸的工作，從小到大學校統計家長信息只寫“自由職業”。我也從不知道父母的工資。很多次我從大人的只言片語裡聽到廠裡效益不好，某個月只發了700塊。我假裝那只是個例。只要我不問，我就能騙自己媽媽總是能靠它過活的。只要我不知道那個准確的數字，我就不用去細想她那個月700的工資是怎麼支撐起我900的補習費的。我不敢了解我的媽媽，不敢細看她的照片，回避和她的見面與對話。只要不了解她，我還可以繼續欺騙自己，繼續不去注視我生命裡那些不體面的東西。
我以為離開車輛廠是我的“不認命”。我當然和父母不壹樣。我在北京讀大學，成為壹名記者，靠寫稿賺錢。每年回家長輩們像躲避壹個忌諱壹樣回避談論我的工作。我以為那是因為我在這個體制內家庭做出了壹種離經叛道的選擇。
“爸爸第壹次去北京還是在廠裡的時候，”他咧開了嘴，“寫的壹篇稿子被《工人日報》用了，就派我壹個人去北京交流交流。”我的目光從地板上第壹次移到他的臉上，手腳在那個瞬間都變得冰涼。那雙還沉浸在回憶裡的眼睛和我的眼睛壹模壹樣，上眼皮垂下的內雙，笑起來會變成壹個叁角。
我從不知道我的爸爸也是記者。他在車輛廠做了幾年工人，白天在車間修火車，晚上在家裡寫文章投稿。他靠這些發表進了廠報社，壹個人負責兩個版面的采寫、編排、審核校對，不到兩年又被調到廠電視台，自己采訪自己攝像。稿子被《工人日報》用了後，他壹個人帶著壹台相機去北京交流。那時我剛剛出生。
他在北京住中關村，拾年後我的學校也在中關村。他去北大踢野球，我在北大讀書。“踢球的時候我還想呢，我女兒以後會不會就來北大？”他撓了撓頭。
在北京的每個晚上，他只能在公用電話亭裡給抱著我的媽媽打電話。拾年後我有時從南門走回學校，夜晚路過靠近中關村的那條街，總忍不住盯著街邊電話亭的影子發呆。
我所以為的自己選擇的路，實際上只是在父親和母親的預言裡完成壹種重復。我不敢看爸爸，好像有什麼龐大的東西正在穿過我的身體，我不得不用牙齒咬住舌頭，閉上想流淚的眼睛。我想過很多詞來描述車輛廠之於我——不是階級，不是出身，不是家庭背景，而是壹種刻在我身體裡的血統。廠制造我的身體，穿過我的身體，連“逃離”也刻在它的身體裡，成為這種血統的基因。
“你想放煙花嗎？”爸爸看向我。為了避免和他對視我壹直無意識地看著客廳的角落，現在才發現那個角落裡堆著幾束煙花。
我們走到小區的空地上。伍村的窗戶大多黑著，我的發小們都搬到了新廠區的新宿舍，只有我的爸爸還住在伍村。他走到空地中央，圓筒形的煙花倒放在地上。童年時我最愛在操場放這種叫做降落傘的煙花，從主席台到泥跑道，到處都是點燃它的火星。
“砰”的壹聲巨響，煙花騰到叁層樓高，灰青色的煙霧散去，紫色的降落傘從空中飄下。我看著爸爸跑向降落傘的方向，它在空中打了幾個轉，差點掛在別人家的窗台上，最終搭在小區圍牆的鐵欄杆上，掉回伍村的地面。
冬天結束之前我回到北京。春節前我買了壹件流行的韓國羽絨服，版型方正，外面是低飽和度的灰色。我在地鐵10號線的玻璃倒影裡看自己穿著它的影子，模糊的玻璃窗裡它和媽媽身上那件灰色的車輛廠工服壹摸壹樣。我在地鐵上把羽絨服扒下來翻了個面，收拾行李時把它放進衣櫃的最底層。
今年春節回家我重新去了壹趟老廠區。綠地606已經建成，配套的濱江商務區很冷清。它最終沒有達到規劃中的606米，子彈頭被腰斬，400米的高空出現壹塊突兀的平地。廠房、石膏柱和鍾樓沒有留下壹點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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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離開車輛廠是我的“不認命”。我當然和父母不壹樣。我在北京讀大學，成為壹名記者，靠寫稿賺錢。每年回家長輩們像躲避壹個忌諱壹樣回避談論我的工作。我以為那是因為我在這個體制內家庭做出了壹種離經叛道的選擇。
“爸爸第壹次去北京還是在廠裡的時候，”他咧開了嘴，“寫的壹篇稿子被《工人日報》用了，就派我壹個人去北京交流交流。”我的目光從地板上第壹次移到他的臉上，手腳在那個瞬間都變得冰涼。那雙還沉浸在回憶裡的眼睛和我的眼睛壹模壹樣，上眼皮垂下的內雙，笑起來會變成壹個叁角。
我從不知道我的爸爸也是記者。他在車輛廠做了幾年工人，白天在車間修火車，晚上在家裡寫文章投稿。他靠這些發表進了廠報社，壹個人負責兩個版面的采寫、編排、審核校對，不到兩年又被調到廠電視台，自己采訪自己攝像。稿子被《工人日報》用了後，他壹個人帶著壹台相機去北京交流。那時我剛剛出生。
他在北京住中關村，拾年後我的學校也在中關村。他去北大踢野球，我在北大讀書。“踢球的時候我還想呢，我女兒以後會不會就來北大？”他撓了撓頭。
在北京的每個晚上，他只能在公用電話亭裡給抱著我的媽媽打電話。拾年後我有時從南門走回學校，夜晚路過靠近中關村的那條街，總忍不住盯著街邊電話亭的影子發呆。
我所以為的自己選擇的路，實際上只是在父親和母親的預言裡完成壹種重復。我不敢看爸爸，好像有什麼龐大的東西正在穿過我的身體，我不得不用牙齒咬住舌頭，閉上想流淚的眼睛。我想過很多詞來描述車輛廠之於我——不是階級，不是出身，不是家庭背景，而是壹種刻在我身體裡的血統。廠制造我的身體，穿過我的身體，連“逃離”也刻在它的身體裡，成為這種血統的基因。
“你想放煙花嗎？”爸爸看向我。為了避免和他對視我壹直無意識地看著客廳的角落，現在才發現那個角落裡堆著幾束煙花。
我們走到小區的空地上。伍村的窗戶大多黑著，我的發小們都搬到了新廠區的新宿舍，只有我的爸爸還住在伍村。他走到空地中央，圓筒形的煙花倒放在地上。童年時我最愛在操場放這種叫做降落傘的煙花，從主席台到泥跑道，到處都是點燃它的火星。
“砰”的壹聲巨響，煙花騰到叁層樓高，灰青色的煙霧散去，紫色的降落傘從空中飄下。我看著爸爸跑向降落傘的方向，它在空中打了幾個轉，差點掛在別人家的窗台上，最終搭在小區圍牆的鐵欄杆上，掉回伍村的地面。
冬天結束之前我回到北京。春節前我買了壹件流行的韓國羽絨服，版型方正，外面是低飽和度的灰色。我在地鐵10號線的玻璃倒影裡看自己穿著它的影子，模糊的玻璃窗裡它和媽媽身上那件灰色的車輛廠工服壹摸壹樣。我在地鐵上把羽絨服扒下來翻了個面，收拾行李時把它放進衣櫃的最底層。
今年春節回家我重新去了壹趟老廠區。綠地606已經建成，配套的濱江商務區很冷清。它最終沒有達到規劃中的606米，子彈頭被腰斬，400米的高空出現壹塊突兀的平地。廠房、石膏柱和鍾樓沒有留下壹點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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