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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批“中国通” 中国为何却难以产生“美国通”？(图)
美国有一批“中国通” 中国为何却难以产生“美国通”？(图)美国有一批“中国通” 中国为何却难以产生“美国通”？(图)
1. 战略思想的生产端
依然偏向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层级化状态。新的思想观点的生产往往是执行上层下达的指令任务的附带偶然产物，新思想的生产和流通取决于创新主体在等级体系中的层级，少数层级高的主体的新思想能够幸运地展示和表达，大多数中底层的就被压抑在萌芽阶段或是埋没了。
2. 战略思想的流通端
由于内部不公开和不同条线的信息隔绝状态，我国在思想公共讨论空间和交流融合平台机制还有欠缺，新的战略思想未能充分流通。加之我国思想界与政治体系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人事流通不顺畅。战略思想的生产流通环节的正向激励循环被切断了，战略人才的多样性来源和有效使用也被阻滞了，难以形成高质量新思想的持续生产和供给。
3. 战略思想的消费端
由于各个独立的信息向决策中枢集中，造成了决策中枢的信息过载，各种思想的竞争择优集中在决策中枢，由其根据情况或是个人偏好来择优采用，最终新思想的取用则可能取决于提出者与决策高层的关系是否紧密相关，一些与最高层有关系的可以直达天庭，但是更多的则缺乏通道和机会。
4. 战略思想的生产端
决策层的决策需求都是在内部少数机构传达指定，难以在思想界内部开展研究和讨论，也缺乏后续深化研究的资助机制，这就切断了及时反馈、深化研究讨论的再生产机制。
（二）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关系尚待理顺
针对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差异，目前还未能形成有效分工、相互补充的合作关系，两者之间仍然有着摩擦碰撞。随着中国学术界向国际学术界的接轨，国内美国研究涉及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都不同程度地向国际化接轨，但是程度有所不同。这在表象上似乎体现为所谓的留洋派和本土派的差异（经济学界中这两者关系一度紧张），其核心在外部强大社会科学体系的引进下，基于本土现实问题而自发生长的知识创新体系会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而出现“拿来”和“自主”之间的张力。
从学科和学者发展轨迹看，我国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恢复兴起，在学科发展初期，学术和政策之间的界限模糊，更加强调对现实问题的学理探讨和观点输出，从而逐步积累素材，推动学科发展，成就了老一代学人的政策影响力。但随着国外成熟的学科标准范式的引入，推动学科国际化进程的同时，也使得高校学术研究和智库政策研究之间的界限日益拉大。
以经济学学科为例，坚持国际化标准，则意味着中国学者需要在经济模型、定量、微观实证和方法论层面进行更加细化和高级的追求。如果坚持本土问题导向，则需要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全面清楚的摸底调查、与政府政策部门保持较为紧密的关系，了解政策的来龙去脉，输出决策层和大众能够看懂听懂的成果。两种研究范式虽在根本上并不冲突，但是在学术生产机制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两种路径。北大的姚洋教授曾批评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授“坐在金山上挖煤” ，呼吁经济学是一个入世的学问，要积极开展政策研究、参与政策讨论、与社会接触。人民大学的聂辉华教授也感慨如今经济学界的无趣，不如记者的实地调查更能启发人心。
经济学的国际化接轨，加上高校日益严苛的论文考核标准，已经迫使学者必须跟上国际化标准，在数据和回归中找论文，这是在学术界“不发表、就出局”下的有利生存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指望顶尖高校的青年学者不计功利，去做长周期、费精力且不容易发表顶级刊物的政策研究，实在难免有“面对饿汉谈营养”的苛责嫌疑。这样的现象也并非全是坏事，经济学向学院派“黑板经济学”转向的同时，中国成长起来的证券投资研究机构和个人工作室，他们是所谓的政策研究“实战派”，其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分析和观察，无论是在分析水平和素材数据掌握上，很多时候并不输于高校的教授。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高校教授在经济学实际上对于现实政策的影响力，可能已难以达到上世纪的“莫干山学派”，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投行券商首席经济学家和民间高人。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分工已经自然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借鉴和补充的局面。
这一现象并非经济学界独有，任何面临国际化和本土化发展碰撞的学科都会面临，只是经济学界提前走了一步。以中国对美关系研究而言，目前国际政治的国际化标准，已经使得学科内部呈现了学术派和政策派的争论。曾有观点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成熟，就意味着学术期刊中政策研究论文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国际关系研究应当国际化”。这样的观点，虽在理念和初衷上十分美好，但在实践中也要避免陷入绝对，不能以西方标准为唯一标准，国际政治学科的理论先进性要求和服务现实政策需求是学科发展的一体两面，都不可偏废。如果国际政治不再服务现实政策，或许这门学科自身的存在意义也将大打折，也可能损害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崛起，虽然也开始讨论如何称之为“学”，但是笔者猜测，这一学科建设的初衷并非解决中国的学科短缺、而是解决国家战略亟需的基本知识的短缺，间接上也凸显出以往院校学术研究对于特定对象基本事实的知识研究储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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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 5 人参与评论了, 我也来说几句吧
依然偏向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层级化状态。新的思想观点的生产往往是执行上层下达的指令任务的附带偶然产物，新思想的生产和流通取决于创新主体在等级体系中的层级，少数层级高的主体的新思想能够幸运地展示和表达，大多数中底层的就被压抑在萌芽阶段或是埋没了。
2. 战略思想的流通端
由于内部不公开和不同条线的信息隔绝状态，我国在思想公共讨论空间和交流融合平台机制还有欠缺，新的战略思想未能充分流通。加之我国思想界与政治体系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人事流通不顺畅。战略思想的生产流通环节的正向激励循环被切断了，战略人才的多样性来源和有效使用也被阻滞了，难以形成高质量新思想的持续生产和供给。
3. 战略思想的消费端
由于各个独立的信息向决策中枢集中，造成了决策中枢的信息过载，各种思想的竞争择优集中在决策中枢，由其根据情况或是个人偏好来择优采用，最终新思想的取用则可能取决于提出者与决策高层的关系是否紧密相关，一些与最高层有关系的可以直达天庭，但是更多的则缺乏通道和机会。
4. 战略思想的生产端
决策层的决策需求都是在内部少数机构传达指定，难以在思想界内部开展研究和讨论，也缺乏后续深化研究的资助机制，这就切断了及时反馈、深化研究讨论的再生产机制。
（二）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关系尚待理顺
针对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差异，目前还未能形成有效分工、相互补充的合作关系，两者之间仍然有着摩擦碰撞。随着中国学术界向国际学术界的接轨，国内美国研究涉及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都不同程度地向国际化接轨，但是程度有所不同。这在表象上似乎体现为所谓的留洋派和本土派的差异（经济学界中这两者关系一度紧张），其核心在外部强大社会科学体系的引进下，基于本土现实问题而自发生长的知识创新体系会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而出现“拿来”和“自主”之间的张力。
从学科和学者发展轨迹看，我国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恢复兴起，在学科发展初期，学术和政策之间的界限模糊，更加强调对现实问题的学理探讨和观点输出，从而逐步积累素材，推动学科发展，成就了老一代学人的政策影响力。但随着国外成熟的学科标准范式的引入，推动学科国际化进程的同时，也使得高校学术研究和智库政策研究之间的界限日益拉大。
以经济学学科为例，坚持国际化标准，则意味着中国学者需要在经济模型、定量、微观实证和方法论层面进行更加细化和高级的追求。如果坚持本土问题导向，则需要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全面清楚的摸底调查、与政府政策部门保持较为紧密的关系，了解政策的来龙去脉，输出决策层和大众能够看懂听懂的成果。两种研究范式虽在根本上并不冲突，但是在学术生产机制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两种路径。北大的姚洋教授曾批评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授“坐在金山上挖煤” ，呼吁经济学是一个入世的学问，要积极开展政策研究、参与政策讨论、与社会接触。人民大学的聂辉华教授也感慨如今经济学界的无趣，不如记者的实地调查更能启发人心。
经济学的国际化接轨，加上高校日益严苛的论文考核标准，已经迫使学者必须跟上国际化标准，在数据和回归中找论文，这是在学术界“不发表、就出局”下的有利生存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指望顶尖高校的青年学者不计功利，去做长周期、费精力且不容易发表顶级刊物的政策研究，实在难免有“面对饿汉谈营养”的苛责嫌疑。这样的现象也并非全是坏事，经济学向学院派“黑板经济学”转向的同时，中国成长起来的证券投资研究机构和个人工作室，他们是所谓的政策研究“实战派”，其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分析和观察，无论是在分析水平和素材数据掌握上，很多时候并不输于高校的教授。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高校教授在经济学实际上对于现实政策的影响力，可能已难以达到上世纪的“莫干山学派”，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投行券商首席经济学家和民间高人。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分工已经自然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借鉴和补充的局面。
这一现象并非经济学界独有，任何面临国际化和本土化发展碰撞的学科都会面临，只是经济学界提前走了一步。以中国对美关系研究而言，目前国际政治的国际化标准，已经使得学科内部呈现了学术派和政策派的争论。曾有观点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成熟，就意味着学术期刊中政策研究论文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国际关系研究应当国际化”。这样的观点，虽在理念和初衷上十分美好，但在实践中也要避免陷入绝对，不能以西方标准为唯一标准，国际政治学科的理论先进性要求和服务现实政策需求是学科发展的一体两面，都不可偏废。如果国际政治不再服务现实政策，或许这门学科自身的存在意义也将大打折，也可能损害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崛起，虽然也开始讨论如何称之为“学”，但是笔者猜测，这一学科建设的初衷并非解决中国的学科短缺、而是解决国家战略亟需的基本知识的短缺，间接上也凸显出以往院校学术研究对于特定对象基本事实的知识研究储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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