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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看文坛那把大火，烧出几多舍利子
李承鹏：看文坛那把大火，烧出几多舍利子李承鹏：看文坛那把大火，烧出几多舍利子
看文坛那把大火，烧出几多舍利子
李承鹏/文
1949年3月，人们总说春天来了。可北平的风筝还没飞上天，护城河的冰还没化完，沈从文已自杀了两次。
那时大军已隆隆进城，那时北平还剩下六个月就将改名北京，沈从文惴惴不安地住在中老胡同32号，就是那座光绪的瑾妃给娘家人买的私宅……已被人间烟火刷成了一处大杂院。
沈从文每天和朱光潜、闻家驷等三十多名教授挤在这所北大宿舍，抬头可见北大红楼，抬头也可见电源插头，他想了想，就把手伸过去，伸了过去……长子沈龙朱忽然发现，一脚把他踹开，拔掉电源插头。
这个月沈从文自杀了两次。另一次，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用刀片切开手腕和脖颈的血管，还喝下一些煤油。人们敲不开房门，破窗而入。清冽的风吹跑了一些煤油味，血泊中的沈从文失声痛哭。
一切皆有伏笔。自1948年3月郭沫若写了那篇《斥反动文艺》，沈从文就被定性“桃红色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红色文学逻辑是这样的：沈从文怎可以在《边城》里歌颂翠翠的三角恋呢，怎可以在《萧萧》里让被压迫的童养媳跟流氓无产者花狗搞破鞋还怀上孩子呢，怎可以把吊脚楼的妓女、船妓当主角且有血有肉呢……
重要的是，沈从文竟然公开喊出“反对作家从政”。
汪曾祺幽幽地说，这是对沈从文的“致命一击”。
沈从文开始念念叨叨，“郭沫若对我很不好，他对我很不好……”竟而精神失常了。家人也对他不好，张兆和抱怨他拖家庭后腿，次子沈虎雏干脆说“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生什么病不好，偏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在欢喜时代，不可以得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病。
沈从文在精神病院呆了一阵子，出来后，去了历史博物馆。组织上让他打扫女厕所。有人说是对作家的侮辱。沈从文却说：“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他们知道我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道德品质上可靠！”
文艺人说这是沈从文的幽默，自作多情了，这是他痛定思痛……多年以后，沈从文还记得多年以前他哆哆嗦嗦走在午门城楼上那无数个凛冽的冬天，城楼上刮着从煤山而来的刺骨穿堂风，零下十度，并不许烤火，他想了想，开始学习《为人民服务》。他说“我要保持耐心和持久热情，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身体折磨次要，改造思想才是目的，组织上成功了。
那股穿堂风穿透了湘西男人的封建思想，穿透了他在大城市形成的反动文艺观，终于在1968年12月，凝聚成一份诚恳的检讨稿，“我的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只是，每天关门时，他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默默说“我明白我的生命实在是完全的单独，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这份内心独白写在一封未发出的信里。幸好未发出，发出了，就是“用个人孤独来对抗组织”。
一个作家死了。他无法解决“我的生命是党给的”与“我明白生命的隔绝”的逻辑矛盾，就死了。
自郭沫若那篇《斥反动文艺》后，沈从文再没写出过一篇小说。有一天，领袖心苗一动，希望他重返文坛。他也满怀热情开始蕴酿新小说，可一动笔，就不行了，试过很多种方法都不行，像极一个阳痿的男人，到处找神油也不行。沈从文说：过去写作由一个“思”字出发，此后却必须从“信”字起步，看来，我终得把笔搁下，这是一代人必然结果。
这声哀叹，飘飘荡荡穿越午门城楼，在历史穿堂风中不甘心地打着旋儿，像漫长的监斩候，经年之后，一颗人头落地。
报载：1985年，几名记者访问沈从文，聊起文革中打扫女厕所，女记者说了一句：“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83岁的沈从文忽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什么话都不说，就是哭，满脸鼻涕眼泪地大哭，像终于找到大人倾诉过往委屈的孩子。
所有人都惊呆了。但这才是沈从文的真实流露，他再不哭，就来不及了。
三年后，沈从文去世，脖子上隐见刀割的痕迹。
那天，汉学家马悦然打电话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死询，中国文化参赞竟不识沈从文，连声问“谁，这人是谁”。
沈从文，还不如他脖颈上那道伤痕更让人容易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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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文
1949年3月，人们总说春天来了。可北平的风筝还没飞上天，护城河的冰还没化完，沈从文已自杀了两次。
那时大军已隆隆进城，那时北平还剩下六个月就将改名北京，沈从文惴惴不安地住在中老胡同32号，就是那座光绪的瑾妃给娘家人买的私宅……已被人间烟火刷成了一处大杂院。
沈从文每天和朱光潜、闻家驷等三十多名教授挤在这所北大宿舍，抬头可见北大红楼，抬头也可见电源插头，他想了想，就把手伸过去，伸了过去……长子沈龙朱忽然发现，一脚把他踹开，拔掉电源插头。
这个月沈从文自杀了两次。另一次，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用刀片切开手腕和脖颈的血管，还喝下一些煤油。人们敲不开房门，破窗而入。清冽的风吹跑了一些煤油味，血泊中的沈从文失声痛哭。
一切皆有伏笔。自1948年3月郭沫若写了那篇《斥反动文艺》，沈从文就被定性“桃红色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红色文学逻辑是这样的：沈从文怎可以在《边城》里歌颂翠翠的三角恋呢，怎可以在《萧萧》里让被压迫的童养媳跟流氓无产者花狗搞破鞋还怀上孩子呢，怎可以把吊脚楼的妓女、船妓当主角且有血有肉呢……
重要的是，沈从文竟然公开喊出“反对作家从政”。
汪曾祺幽幽地说，这是对沈从文的“致命一击”。
沈从文开始念念叨叨，“郭沫若对我很不好，他对我很不好……”竟而精神失常了。家人也对他不好，张兆和抱怨他拖家庭后腿，次子沈虎雏干脆说“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生什么病不好，偏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在欢喜时代，不可以得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病。
沈从文在精神病院呆了一阵子，出来后，去了历史博物馆。组织上让他打扫女厕所。有人说是对作家的侮辱。沈从文却说：“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他们知道我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道德品质上可靠！”
文艺人说这是沈从文的幽默，自作多情了，这是他痛定思痛……多年以后，沈从文还记得多年以前他哆哆嗦嗦走在午门城楼上那无数个凛冽的冬天，城楼上刮着从煤山而来的刺骨穿堂风，零下十度，并不许烤火，他想了想，开始学习《为人民服务》。他说“我要保持耐心和持久热情，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身体折磨次要，改造思想才是目的，组织上成功了。
那股穿堂风穿透了湘西男人的封建思想，穿透了他在大城市形成的反动文艺观，终于在1968年12月，凝聚成一份诚恳的检讨稿，“我的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只是，每天关门时，他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默默说“我明白我的生命实在是完全的单独，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这份内心独白写在一封未发出的信里。幸好未发出，发出了，就是“用个人孤独来对抗组织”。
一个作家死了。他无法解决“我的生命是党给的”与“我明白生命的隔绝”的逻辑矛盾，就死了。
自郭沫若那篇《斥反动文艺》后，沈从文再没写出过一篇小说。有一天，领袖心苗一动，希望他重返文坛。他也满怀热情开始蕴酿新小说，可一动笔，就不行了，试过很多种方法都不行，像极一个阳痿的男人，到处找神油也不行。沈从文说：过去写作由一个“思”字出发，此后却必须从“信”字起步，看来，我终得把笔搁下，这是一代人必然结果。
这声哀叹，飘飘荡荡穿越午门城楼，在历史穿堂风中不甘心地打着旋儿，像漫长的监斩候，经年之后，一颗人头落地。
报载：1985年，几名记者访问沈从文，聊起文革中打扫女厕所，女记者说了一句：“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83岁的沈从文忽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什么话都不说，就是哭，满脸鼻涕眼泪地大哭，像终于找到大人倾诉过往委屈的孩子。
所有人都惊呆了。但这才是沈从文的真实流露，他再不哭，就来不及了。
三年后，沈从文去世，脖子上隐见刀割的痕迹。
那天，汉学家马悦然打电话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死询，中国文化参赞竟不识沈从文，连声问“谁，这人是谁”。
沈从文，还不如他脖颈上那道伤痕更让人容易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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