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政策] 中国的职场跨性别女性：让我补上了职场歧视这课
我从三月初那次“入职谈话”之后开始公开反抗。当时我去找南方周末唯一的女性副总编辑赛琳（Celine）投诉姚的骚扰行为。然而自那以后，我在南方周末没有能发表过一次文章。到那时为止，我差不多2个月的工作，一分钱也没拿到，出差北京还是我自己垫的路费。（当然，他们后来在5月付了稿费和路费，但那只是一种安抚）。更糟糕的是？姚的歧视和骚扰开始给我带来严重的焦虑和抑郁，并伴有明显的身体症状。我无法集中精力。阅读对我来说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症状甚至在我摆脱了姚创造的有毒环境后还在折磨我。我曾经两次和他直接对峙。一次是在我和赛琳谈话后。当时姚向我吹嘘南方周末的历史，并声称我的发型会在高端场合玷污公司形象。第二次是在4月19日，当时我穿着黑色连衣裙，带着闪闪发光的银色耳环去了南方周末的办公楼。我在办公室待了大约3个小时后，他才敢和我说话。这一次是在开放的办公室里。尽管他曾经建议我们到一个封闭的房间里谈话，但我拒绝了他的“建议”。这次对峙中，他承认将剪头和入职挂钩。当然不出意外的，他再次试图使用假新闻技能。他试图说服我说我的技能不足以胜任这个岗位，因为我的文章没有吸引足够的点击量。用点击量这个数据来搞假新闻很容易，因为我无法访问公司的系统，所以我也无法看到我文章的点击率。同时，“仅凭”一个记者的文章吸引了多少点击量来评估新闻技能是不充分的。“唯流量论”是三级小报儿用来评估员工表现的标准。
Collaborators
不幸的是，赛琳也参与到了我经历过的性别暴力中，只是她并不像姚表现得那么残暴（或者说伎俩不太明显？），她是非常有策略性的，讲话也很“微妙”。通常情况下，当侵犯发生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已建立的渠道来处理施害者的组织中时，官僚主义就会成为性别暴力的放大器。这是因为当施害者和官僚体系试图让自己脱罪时，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受害者放弃维权。在这方面，我的案例并不是一个例外。赛琳就是那个扮演官僚主义角色的人。当然她宣称自己仅代表个人并不代表公司。在2023年3月下旬，当我仍在犹豫是否退出时，我被要求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我不确定这是赛琳还是姚的主意。但是当我开始要求南方周末和姚正式道歉，否则我将公开丑闻时，赛琳在2023年5月威胁我说如果我违反了保密协议将面临“法律后果”。这甚至还不是她参与性别暴力的全部。她想把歧视和骚扰描述为我与姚的“个人冲突”，而不是一个社会正义丑闻，以此来让南方周末免受追责，但同时默认姚的偏见，并避免对更具包容性的性别叙事表达赞同。这对于中国公共领域的顺直女来说是一个聪明的举动。由于审查和自我审查，跨性别者越来越难以在公共领域出现，性别问题在简中世界越来越被政治化，对于顺直女来说，“落袋为安”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也是简中世界一部分所谓"激进女权主义者（RadFem）"*在社交媒体上对跨性别者采取敌对行动的原因之一。一种恐惧，害怕失去她们已经获得的生活，这就像我在广州经历的恐惧一样。
Disclaimer: 这部分所谓激进女权主义者事实上内部差异非常复杂，如果整体来说可能可以称为“trans-exclusive feminist”, 但是里面其实有的也可以干脆称为“conservative women”，可能也存在类似于strategical voter的群体混入其中，etc., etc., 但是对于这部分群体通常情况下在简体中文世界用“RadFem”“激进女权主义者”“激女”指代。
我于2023年6月初离开广州前往德国柏林，并警告赛琳将在中文和英文世界公开丑闻。然后，在我追求社会正义的旅程中，发生了最戏剧性的时刻。此前她在玩“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赛琳建议我在五月通过报社的“官方渠道”投诉。这建议就仿佛我甚至不知道这应该是一个选项一样。事实上，当我在三月底决定撤回我的入职文件时，向人力资源部门投诉是我的第一个想法。然而，人力资源部门甚至没有回复我的投诉信息。两个月后，就在五月，就在赛琳的“建议”之后，人力资源部门终于开始回应我的投诉。不过令人咋舌的是，人力给我的回复居然说：“给我一些时间来了解官方程序。”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人力资源部门居然需要在处理我的投诉之前先“学习”官方程序。这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况，要么报社实际上没有处理性别暴力投诉的官方程序，要么就是这些官方程序形同虚设。我曾经多次要求了解整个程序的全貌，但人力资源部门拒绝了。两天后，另一个部门的一名官员就投诉事件联系了我，并表示将开始进行调查。这次调查只有这名官员负责。据赛琳和这名官员的说法，这个部门和将进行的调查都是具有独立性的，不会因为姚是南方周末编委受到影响。然而事实上，当时我多次要求暂停姚的职务，再进行调查，但一直未能成功。这时起我已经对调查的独立性产生怀疑。此后一个月里，我一直在推动他们推进调查，但我得到的只是“你的案子正在调查中”。但就在我向赛琳发出警告后的2天，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名官员在一个月的调查过程中第一次想起来要求我这个当事人提供证据。当时，她只给了我两天的时间收集所有证据，可见是有多着急。这几乎消耗了我对所谓报社“官方渠道”的最后一点信任。在我切断与这名官员的联系几天后，我得到了一张盖有南方周末公章的文件，上面写着我应该解决我与姚的“个人冲突”。正如你所看到的，调查所声称的独立性甚至不存在，因为他们的策略是一致的，甚至可能是经过协调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没有停止尝试其他渠道，但这些尝试都没能得到什么实质性结果。最终，在2023年11月底，我在微博和Twitter上开始讲述这个经过，并向南方周末施加压力。他们没有对我做出回应，但是几天后我接到了一名广州警官的电话，告诉我不要再给姚发消息骚扰他。这名警官对我还算友好，但似乎并不真的想介入这个案子。不过姚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愿意道歉，正义还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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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赛琳也参与到了我经历过的性别暴力中，只是她并不像姚表现得那么残暴（或者说伎俩不太明显？），她是非常有策略性的，讲话也很“微妙”。通常情况下，当侵犯发生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已建立的渠道来处理施害者的组织中时，官僚主义就会成为性别暴力的放大器。这是因为当施害者和官僚体系试图让自己脱罪时，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受害者放弃维权。在这方面，我的案例并不是一个例外。赛琳就是那个扮演官僚主义角色的人。当然她宣称自己仅代表个人并不代表公司。在2023年3月下旬，当我仍在犹豫是否退出时，我被要求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我不确定这是赛琳还是姚的主意。但是当我开始要求南方周末和姚正式道歉，否则我将公开丑闻时，赛琳在2023年5月威胁我说如果我违反了保密协议将面临“法律后果”。这甚至还不是她参与性别暴力的全部。她想把歧视和骚扰描述为我与姚的“个人冲突”，而不是一个社会正义丑闻，以此来让南方周末免受追责，但同时默认姚的偏见，并避免对更具包容性的性别叙事表达赞同。这对于中国公共领域的顺直女来说是一个聪明的举动。由于审查和自我审查，跨性别者越来越难以在公共领域出现，性别问题在简中世界越来越被政治化，对于顺直女来说，“落袋为安”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也是简中世界一部分所谓"激进女权主义者（RadFem）"*在社交媒体上对跨性别者采取敌对行动的原因之一。一种恐惧，害怕失去她们已经获得的生活，这就像我在广州经历的恐惧一样。
Disclaimer: 这部分所谓激进女权主义者事实上内部差异非常复杂，如果整体来说可能可以称为“trans-exclusive feminist”, 但是里面其实有的也可以干脆称为“conservative women”，可能也存在类似于strategical voter的群体混入其中，etc., etc., 但是对于这部分群体通常情况下在简体中文世界用“RadFem”“激进女权主义者”“激女”指代。
我于2023年6月初离开广州前往德国柏林，并警告赛琳将在中文和英文世界公开丑闻。然后，在我追求社会正义的旅程中，发生了最戏剧性的时刻。此前她在玩“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赛琳建议我在五月通过报社的“官方渠道”投诉。这建议就仿佛我甚至不知道这应该是一个选项一样。事实上，当我在三月底决定撤回我的入职文件时，向人力资源部门投诉是我的第一个想法。然而，人力资源部门甚至没有回复我的投诉信息。两个月后，就在五月，就在赛琳的“建议”之后，人力资源部门终于开始回应我的投诉。不过令人咋舌的是，人力给我的回复居然说：“给我一些时间来了解官方程序。”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人力资源部门居然需要在处理我的投诉之前先“学习”官方程序。这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况，要么报社实际上没有处理性别暴力投诉的官方程序，要么就是这些官方程序形同虚设。我曾经多次要求了解整个程序的全貌，但人力资源部门拒绝了。两天后，另一个部门的一名官员就投诉事件联系了我，并表示将开始进行调查。这次调查只有这名官员负责。据赛琳和这名官员的说法，这个部门和将进行的调查都是具有独立性的，不会因为姚是南方周末编委受到影响。然而事实上，当时我多次要求暂停姚的职务，再进行调查，但一直未能成功。这时起我已经对调查的独立性产生怀疑。此后一个月里，我一直在推动他们推进调查，但我得到的只是“你的案子正在调查中”。但就在我向赛琳发出警告后的2天，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名官员在一个月的调查过程中第一次想起来要求我这个当事人提供证据。当时，她只给了我两天的时间收集所有证据，可见是有多着急。这几乎消耗了我对所谓报社“官方渠道”的最后一点信任。在我切断与这名官员的联系几天后，我得到了一张盖有南方周末公章的文件，上面写着我应该解决我与姚的“个人冲突”。正如你所看到的，调查所声称的独立性甚至不存在，因为他们的策略是一致的，甚至可能是经过协调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没有停止尝试其他渠道，但这些尝试都没能得到什么实质性结果。最终，在2023年11月底，我在微博和Twitter上开始讲述这个经过，并向南方周末施加压力。他们没有对我做出回应，但是几天后我接到了一名广州警官的电话，告诉我不要再给姚发消息骚扰他。这名警官对我还算友好，但似乎并不真的想介入这个案子。不过姚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愿意道歉，正义还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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