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故事] 纽约华人女工，困在24小时工作里
一位护工向众人展示自己无法伸直的双手
来自纽约州和俄亥俄州的一支研究团队，分析了2014-2018年期间，近三千名家庭护理工的行为数据。结果显示，家庭护理工的各项身心健康状况，都远低于其他同等低薪工作的群体。
身体的崩塌，是压垮护工们的最后一根稻草。2015年，一些身心俱疲的24小时护理工，向纽约最高法院提交了第一份诉讼，要求护理公司支付24小时工资。同年，华策会的华人护理工们也第一次站出来公开抗议长时间劳累和薪酬赊欠问题。
一开始，她们只是想要回被克扣的薪水，以及关于工伤的合理赔偿。但法院对于收到的诉讼案件，不是“踢皮球”，就是延迟回复，其中最长的案子拖了8年。
相关部门的持续怠慢，让护理工变得绝望。有些个人申诉的案件，劳工局虽然判定了一个“缩水”的赔偿金额，却迟迟未督促保险公司及时落实赔偿。
美国法律没有规定工作时长的上限，这让护理公司的合同有漏洞可寻，长时间劳作的现象无法在根本层面杜绝。
政府、保险机构、护理公司、工会——在医疗保险资金落实到个人的流程里，有这样一连串的庞然大物从中“瓜分油水”。
“我们不应该被动地等待一个法院的结果。法律是武器，还要找找别的工具。”护理工们逐渐意识到，这不只是关于钱和健康，还有一些藏在社会背后的、巨大的不公平。还可以做些什么？基于这样的共识，她们聚在一起，开始寻求更多的支持力量。
在安孟竹看来，华人护理工的维权行动，尤为难得。“这些底层的、一代移民的生命历程，是在被各种各样的中介传递：从蛇头和移民中介，到像华策会这样的劳务派遣公司。那些已经安顿扎根的华人，画饼、造梦，看似为新移民们张罗一切，（新移民）即使被分配到繁重的岗位上，也觉得是一种照顾。”
“但当这些人有一天意识到，原来在这个链条上，自己是被剥削的；当那些所谓华人族群、老乡情谊不再能够绑架自己了，她们要去争取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公平对待，去争取作为市场劳动力应有的报酬。这，就是一种意识觉醒。”
“一种本地语言”
就这样，沉默寡言、任劳任怨的华人护理工，走出熟悉的唐人街，站在“五颜六色”的市政厅门口，开始学习“一种本地语言”——
她们学着开口说话，说本地人听得懂的话。护理公司的培训班、老年公寓的电梯口、熙熙攘攘的街头，都成为集结同伴、叙述苦痛的演讲台。遇到外国人，张云芳也不胆怯，总是“hi，hi”地冲上去，简单的词汇连带着手指比划，顺势往人怀里塞传单——“Do you know 24 hour work（你听说过24小时护工吗）？”
她们学会在变化的政局中找到支持者。2021年，华策会的前董事会主席参与竞选纽约市议员。这次，华人护理工们不再支持同胞同族，将选票投给另一名拉美裔竞选者马泰，因为他的母亲，也曾是一位家庭护理工。
她们也试着理解美国复杂的族裔政治和移民矛盾，小心翼翼地在人群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毕竟长时间劳作，并不只存在于护理行业，还有清洁工、卡车司机、白领上班族。
作为当地社区组织“华人职工会”的干事，宁子舜见证了“护理小组”的诞生。这是一支由护工中的“维权积极分子”组成的策划小组。到今年，成员已有60多名。护理小组定期开会，商讨最新进展，制定未来的集会计划。
比如，市议员欧德思，“是一个在废除24小时法案上频频阻挠的家伙”，最近她将开启下一轮议员选举。护理小组认为，得给她施加点压力。于是，她们在市政府的门口举起喇叭，喊话欧德思“敢不敢出来和我们谈谈”。
“民主”、“法制”、“反人类”、“非人道”、“奴隶制”……华人护理工们，努力学习这些新词汇，然后有些生涩地套在自己的演讲稿里，努力背熟，反复排练，再用自己的母语呐喊，可能是广东话，也可能是闽南语，甚至可能是《团结就是力量》——集会或者游行的时候，华人护理员最爱唱这首歌，唱得最齐最响。
在她们曾经的词库里，只有“忍”，没有“怒”。她们花了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弄明白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那个“不舒服”是什么。她们没法娓娓道来，也不会流畅地表达伤口的成因和痛感。网络论坛的集会指南里，总有人探讨，苦难要如何叙述？
她们站在那里，就是最好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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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来自纽约州和俄亥俄州的一支研究团队，分析了2014-2018年期间，近三千名家庭护理工的行为数据。结果显示，家庭护理工的各项身心健康状况，都远低于其他同等低薪工作的群体。
身体的崩塌，是压垮护工们的最后一根稻草。2015年，一些身心俱疲的24小时护理工，向纽约最高法院提交了第一份诉讼，要求护理公司支付24小时工资。同年，华策会的华人护理工们也第一次站出来公开抗议长时间劳累和薪酬赊欠问题。
一开始，她们只是想要回被克扣的薪水，以及关于工伤的合理赔偿。但法院对于收到的诉讼案件，不是“踢皮球”，就是延迟回复，其中最长的案子拖了8年。
相关部门的持续怠慢，让护理工变得绝望。有些个人申诉的案件，劳工局虽然判定了一个“缩水”的赔偿金额，却迟迟未督促保险公司及时落实赔偿。
美国法律没有规定工作时长的上限，这让护理公司的合同有漏洞可寻，长时间劳作的现象无法在根本层面杜绝。
政府、保险机构、护理公司、工会——在医疗保险资金落实到个人的流程里，有这样一连串的庞然大物从中“瓜分油水”。
“我们不应该被动地等待一个法院的结果。法律是武器，还要找找别的工具。”护理工们逐渐意识到，这不只是关于钱和健康，还有一些藏在社会背后的、巨大的不公平。还可以做些什么？基于这样的共识，她们聚在一起，开始寻求更多的支持力量。
在安孟竹看来，华人护理工的维权行动，尤为难得。“这些底层的、一代移民的生命历程，是在被各种各样的中介传递：从蛇头和移民中介，到像华策会这样的劳务派遣公司。那些已经安顿扎根的华人，画饼、造梦，看似为新移民们张罗一切，（新移民）即使被分配到繁重的岗位上，也觉得是一种照顾。”
“但当这些人有一天意识到，原来在这个链条上，自己是被剥削的；当那些所谓华人族群、老乡情谊不再能够绑架自己了，她们要去争取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公平对待，去争取作为市场劳动力应有的报酬。这，就是一种意识觉醒。”
“一种本地语言”
就这样，沉默寡言、任劳任怨的华人护理工，走出熟悉的唐人街，站在“五颜六色”的市政厅门口，开始学习“一种本地语言”——
她们学着开口说话，说本地人听得懂的话。护理公司的培训班、老年公寓的电梯口、熙熙攘攘的街头，都成为集结同伴、叙述苦痛的演讲台。遇到外国人，张云芳也不胆怯，总是“hi，hi”地冲上去，简单的词汇连带着手指比划，顺势往人怀里塞传单——“Do you know 24 hour work（你听说过24小时护工吗）？”
她们学会在变化的政局中找到支持者。2021年，华策会的前董事会主席参与竞选纽约市议员。这次，华人护理工们不再支持同胞同族，将选票投给另一名拉美裔竞选者马泰，因为他的母亲，也曾是一位家庭护理工。
她们也试着理解美国复杂的族裔政治和移民矛盾，小心翼翼地在人群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毕竟长时间劳作，并不只存在于护理行业，还有清洁工、卡车司机、白领上班族。
作为当地社区组织“华人职工会”的干事，宁子舜见证了“护理小组”的诞生。这是一支由护工中的“维权积极分子”组成的策划小组。到今年，成员已有60多名。护理小组定期开会，商讨最新进展，制定未来的集会计划。
比如，市议员欧德思，“是一个在废除24小时法案上频频阻挠的家伙”，最近她将开启下一轮议员选举。护理小组认为，得给她施加点压力。于是，她们在市政府的门口举起喇叭，喊话欧德思“敢不敢出来和我们谈谈”。
“民主”、“法制”、“反人类”、“非人道”、“奴隶制”……华人护理工们，努力学习这些新词汇，然后有些生涩地套在自己的演讲稿里，努力背熟，反复排练，再用自己的母语呐喊，可能是广东话，也可能是闽南语，甚至可能是《团结就是力量》——集会或者游行的时候，华人护理员最爱唱这首歌，唱得最齐最响。
在她们曾经的词库里，只有“忍”，没有“怒”。她们花了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弄明白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那个“不舒服”是什么。她们没法娓娓道来，也不会流畅地表达伤口的成因和痛感。网络论坛的集会指南里，总有人探讨，苦难要如何叙述？
她们站在那里，就是最好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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