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航墜毀] 馬航事件維權案今日開庭:有人身患抑郁,有人幻聽
打了壹輛車，我先到達首都機場，那時MH370的航班信息顯示的還是延誤。在這裡我碰到了第壹個失聯者家屬，她被許多記者圍著，壹句話都不說，所有人的狀態都是懵的，因為沒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接著，家屬們被通知轉移到了麗都酒店，這裡就成了接下來50多天家屬們與各方溝通的地方。
在轉移到更大的會議室之前，壹間肆伍拾平米、走廊盡頭的小房子，就是家屬們最初被安置的地方，這裡滿滿當當地擠著百拾來人。當時，所有人都在刷微博，可以聽到壹些人在哭，但依舊沒有人說話。後來，馬來西亞和壹些相關方面開始與家屬們進行溝通會，會議內容剛開始圍繞壹些基本信息，比如飛機的基本狀況。與官方信息壹同流傳的，還有許多猜測和懷疑——很多“陰謀論”很快冒出來，又很快被證偽。
那時候，記者無法進入溝通會的會場，只能在會議室門口蹲守，等有家屬出來再和他們聊天以獲取信息。幾天後，我被壹個老鄉帶入了會場，壹個家屬可能因為總看到我，覺得眼熟，就把他的房卡給了我壹張。那時候，壹張房卡就是壹張“通行證”，在混亂的現場，它是事件相關人員身份的直接證明。我們報社沒有人跟我換班，於是，趁此機會，我直接“搬”進了麗都酒店，每天都和家屬住在壹起，晚上就會聽他們聊天。有時候，我也會安慰他們，遞上壹支煙或者壹張紙巾。慢慢地，這些家屬就更加熟悉和信任我了。
在麗都酒店的50多天裡，我每天都在寫稿，零碎的信息經過編輯的整合出現在報紙上，有時候是半版，有時候是整版。那時候，我還是壹個文字記者，只是出於個人愛好，我帶著自己的相機去了現場。再後來，溝通會認為媒體也會對事件有壹些推動作用，所以允許壹部分記者進場。剛開始我只敢用手機拍壹拍，後來就大膽地掏出了相機。
到現在，有些家屬仍然相信家人還在
56天過後，馬航不再承擔家屬們在麗都酒店的食宿，所有人就散了。家屬們有些轉移到了北京順義空港物流基地服務區，有些被自己所在的當地政府接走了。直到2018年馬航發布《安全調查報告》，順義空港物流基地服務區也不再接待家屬了。
2014到2018年間，我接觸家屬的頻率很高，基本上每個月都會見到他們。事件剛發生的那段時間，我會發現很多家屬都有類似應激障礙的表現，比如有的家屬會出現幻聽。而大部分家屬是情緒比較低落，不大願意面對生活。家屬中的姜輝和徐京紅那時候就把工作辭掉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再加上新的線索越來越少，家屬們也漸漸在媒體的視野中淡去。這些年來，他們的選擇各有不同。有壹些最終接受了現實，有壹些因為家庭或多種原因選擇了和解，有壹些人開始了新的生活。還有壹些家屬，像我們這次開庭見到的壹樣，壹直走在訴訟的路上。另外壹些並沒有選擇訴訟，但也不想就此放棄的家屬，只是選擇默默等待。
失聯事件過去近拾年，對下壹代帶來的負面影響也開始凸顯，家長們不知道如何給孩子們講述這段過去，講也講不清楚。有的孩子還因為缺少另壹個家長角色的陪伴而產生了逆反，不願意中考，也是讓家屬很無奈。當然，這其中也有好的消息，原本要等父母歸來才肯結婚的孩子，選擇了走進婚禮，雖然缺少了壹份祝福，也多了壹些小家庭的幸福。
家屬中，在媒體面前出現最多的就是姜輝，他的媽媽在當時馬航的航班上。他是壹個很執著的人，也很鑽研，會幫著找律師、和馬來西亞的家屬及國外記者溝通、對接國外的私人調查組織，對國內的媒體而言，他也是家屬們的壹個主要發聲渠道。從2014年到現在，他幾乎每天都要整理MH370的相關資料，處理相關事宜。和馬來西亞的家屬們想要找到飛機的殘骸或者家人的遺物不同，國內的許多家屬更多的訴求是“要人”，他們希望“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其實，據我的觀察，在生活中，家屬們並不願意和身邊人提到MH370。他們不想壹遍遍復述這樣的家庭變故，壹次次揭開自己的傷疤，這也是壹些家屬不願意接受采訪的原因。在壹些媒體溝通群裡，如果有記者說出了飛機“失事”之類的字眼，家屬可能就會有比較強烈的反應。也因此，在和家屬們提到這件事情時，我始終用“失聯”來描述，相對應地，他們也就是“失聯者家屬”。在我看來，對於外界來說，這可能只是壹個新聞事件，但對家屬們來說，這關乎壹個家庭的存在。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仍然抱有壹個念頭：雖然飛機沒有蹤影，但家人可能還在。
作為記者，作為朋友
2014年底，我開始把自己的鏡頭轉向壹些人的家中，除了北京，還去過天津、邯鄲、保定等地進行拍攝。那時候我常拍攝的家屬大概有贰拾來人，其中包括胡秀芳、文萬成、栗贰友、徐京紅等等，這些被拍攝的家屬中，據我所知，已有5位去世了，比如我拍攝過的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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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在轉移到更大的會議室之前，壹間肆伍拾平米、走廊盡頭的小房子，就是家屬們最初被安置的地方，這裡滿滿當當地擠著百拾來人。當時，所有人都在刷微博，可以聽到壹些人在哭，但依舊沒有人說話。後來，馬來西亞和壹些相關方面開始與家屬們進行溝通會，會議內容剛開始圍繞壹些基本信息，比如飛機的基本狀況。與官方信息壹同流傳的，還有許多猜測和懷疑——很多“陰謀論”很快冒出來，又很快被證偽。
那時候，記者無法進入溝通會的會場，只能在會議室門口蹲守，等有家屬出來再和他們聊天以獲取信息。幾天後，我被壹個老鄉帶入了會場，壹個家屬可能因為總看到我，覺得眼熟，就把他的房卡給了我壹張。那時候，壹張房卡就是壹張“通行證”，在混亂的現場，它是事件相關人員身份的直接證明。我們報社沒有人跟我換班，於是，趁此機會，我直接“搬”進了麗都酒店，每天都和家屬住在壹起，晚上就會聽他們聊天。有時候，我也會安慰他們，遞上壹支煙或者壹張紙巾。慢慢地，這些家屬就更加熟悉和信任我了。
在麗都酒店的50多天裡，我每天都在寫稿，零碎的信息經過編輯的整合出現在報紙上，有時候是半版，有時候是整版。那時候，我還是壹個文字記者，只是出於個人愛好，我帶著自己的相機去了現場。再後來，溝通會認為媒體也會對事件有壹些推動作用，所以允許壹部分記者進場。剛開始我只敢用手機拍壹拍，後來就大膽地掏出了相機。
到現在，有些家屬仍然相信家人還在
56天過後，馬航不再承擔家屬們在麗都酒店的食宿，所有人就散了。家屬們有些轉移到了北京順義空港物流基地服務區，有些被自己所在的當地政府接走了。直到2018年馬航發布《安全調查報告》，順義空港物流基地服務區也不再接待家屬了。
2014到2018年間，我接觸家屬的頻率很高，基本上每個月都會見到他們。事件剛發生的那段時間，我會發現很多家屬都有類似應激障礙的表現，比如有的家屬會出現幻聽。而大部分家屬是情緒比較低落，不大願意面對生活。家屬中的姜輝和徐京紅那時候就把工作辭掉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再加上新的線索越來越少，家屬們也漸漸在媒體的視野中淡去。這些年來，他們的選擇各有不同。有壹些最終接受了現實，有壹些因為家庭或多種原因選擇了和解，有壹些人開始了新的生活。還有壹些家屬，像我們這次開庭見到的壹樣，壹直走在訴訟的路上。另外壹些並沒有選擇訴訟，但也不想就此放棄的家屬，只是選擇默默等待。
失聯事件過去近拾年，對下壹代帶來的負面影響也開始凸顯，家長們不知道如何給孩子們講述這段過去，講也講不清楚。有的孩子還因為缺少另壹個家長角色的陪伴而產生了逆反，不願意中考，也是讓家屬很無奈。當然，這其中也有好的消息，原本要等父母歸來才肯結婚的孩子，選擇了走進婚禮，雖然缺少了壹份祝福，也多了壹些小家庭的幸福。
家屬中，在媒體面前出現最多的就是姜輝，他的媽媽在當時馬航的航班上。他是壹個很執著的人，也很鑽研，會幫著找律師、和馬來西亞的家屬及國外記者溝通、對接國外的私人調查組織，對國內的媒體而言，他也是家屬們的壹個主要發聲渠道。從2014年到現在，他幾乎每天都要整理MH370的相關資料，處理相關事宜。和馬來西亞的家屬們想要找到飛機的殘骸或者家人的遺物不同，國內的許多家屬更多的訴求是“要人”，他們希望“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其實，據我的觀察，在生活中，家屬們並不願意和身邊人提到MH370。他們不想壹遍遍復述這樣的家庭變故，壹次次揭開自己的傷疤，這也是壹些家屬不願意接受采訪的原因。在壹些媒體溝通群裡，如果有記者說出了飛機“失事”之類的字眼，家屬可能就會有比較強烈的反應。也因此，在和家屬們提到這件事情時，我始終用“失聯”來描述，相對應地，他們也就是“失聯者家屬”。在我看來，對於外界來說，這可能只是壹個新聞事件，但對家屬們來說，這關乎壹個家庭的存在。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仍然抱有壹個念頭：雖然飛機沒有蹤影，但家人可能還在。
作為記者，作為朋友
2014年底，我開始把自己的鏡頭轉向壹些人的家中，除了北京，還去過天津、邯鄲、保定等地進行拍攝。那時候我常拍攝的家屬大概有贰拾來人，其中包括胡秀芳、文萬成、栗贰友、徐京紅等等，這些被拍攝的家屬中，據我所知，已有5位去世了，比如我拍攝過的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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