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市港婦殺夫] 丈夫家暴還揚言殺害妻子全家，妻子無奈雇凶殺夫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勞佳琦曾經進入華北地區某女子監獄，對在押的部分女性服刑人員展開問卷調查，並面對面訪談了其中20名女性暴力犯罪人（即犯故意殺人罪、搶劫罪等暴力性犯罪的犯罪人）。結束調查後，她發表了壹篇論文《瘋子抑或壞胚子？——我國女性暴力犯罪人形象的迷思與澄清》。
論文中她寫到，大部分女性暴力犯罪人在入獄前普遍生存環境惡劣，身處社會底層，文化程度低，沒有穩定的工作，家庭和個人的經濟狀況都欠佳，她們的犯罪，可謂是壹種“弱勢者”的犯罪。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壹部分犯下殺夫重罪的女人，她們自身和家庭條件都不錯，甚至可以說超過了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在入獄之前，她們是非明晰，擁有良好的規則意識，前科劣跡罕見，是這個社會最正常的普通人。但作為家暴的受害者，她們找不到合理合法的方式救濟自己，直至以壹種最激烈的方式了斷對方和自己的人生。
對這樣的殺夫女犯，勞佳琦不能不抱有壹種同情。在激烈的罪行之下，她看到了壹種結構性的困境，這種困境深植在社會和性別結構之中，承認它的存在，並不會“正當化”她們的罪行，但能提示我們，它已經帶來了太多的痛苦，如果不去正視它，解決它，未來相似的悲劇還將壹再發生。
以下是勞佳琦的自述，結合了她的論文：
壹、指節上的牙印
2015年的夏天，我每天跟著幹警和犯人待在壹個長方形的房間裡，左邊是編輯部，大概拾台電腦，這些電腦是不能上網的。每個電腦工位前會坐個女犯，她們就負責壹些文章的撰寫啊，犯人投稿的編輯啊，P圖等等，右邊就是錄節目的電視台，錄些犯人認罪悔罪的節目。
在編輯部上工的女犯要會用電腦，是個技術活，所以挑選的犯人除了得有文化，刑期還得長。不能教會你做這些工作了，你馬上就要出獄了。所以我在編輯部裡能接觸到不少女性暴力犯罪人，主要是犯故意殺人罪的。
我平時主要呆在編輯部，還有很多的犯人是在車間上工，做些衣服什麼的。我去車間訪談的時候，有個女犯的故事讓我印象特別深，她的手指關節處有很深的牙印，7年過去了，我還記得她伸手給我看，手指處坑坑窪窪的傷疤，是被她丈夫用牙齒咬的。
她跟丈夫是經同學介紹認識的。男的婚前特好，婚後變臉很快，找岳父借錢辦廠，在外面搞婚外情，還把小叁帶回家，當著孩子和她的面大肆吃喝。
他經常打她，也打兒子，她受到家暴，傳統地要面子，忍著，也不跟警察說，忍了很久，實在忍不下去，被打得受不了，就說要離婚。她丈夫就不離婚，放話：你要是敢離婚，我就拿把刀把你娘家人全部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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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辦呢？她想了壹個挺極端的方法，她覺得靠自己殺他，肯定是殺不掉的，她就從東北雇了兩個殺手。我也不知道她從什麼渠道搞來的，叫殺手把她老公給勒死。案發了，倆殺手落網，不僅說是她雇凶，還說女方親自動手參與了。但是這個女犯跟我說，她只是雇凶，沒有具體殺人。
她被抓了之後，給出很多證據想證明她是迫不得已，比如老公出軌啊，家暴啊，但是這種證據，法官也沒有采納，案子定性為家庭婚姻的糾紛，也沒有定性成家暴反殺。壹開始判死刑立即執行，後來死刑復核的時候，壹個女律師給她積極地爭取合法權益，被改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等於說，她就留下壹條命了。
她丈夫死了，她不是清淨了嘛，她壹心撲在兒子的教育上，殺人是1998年，案發是2006年，她覺得給兒子爭取了八年的時間，讓兒子在壹個安定的環境裡成長。兒子也比較有出息，上了高中，考上了大學。入獄之後，她的老父親和兒子壹直來探監，她感到還是安慰的，覺得值。但是因為自己的婚姻不幸，她有非常大心理創傷。在兒子探監的時候，她都常勸兒子結了婚以後不要生孩子。
2014年4月，女監減刑假釋有了新的做法，財產性判項和減刑假釋掛鉤，這意味著犯人在監獄裡積極服刑改造還不夠，還必須要積極履行被判的罰金、刑事附帶民賠什麼的，才有減刑假釋的機會。
她被法院判了40多萬元的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要賠給她老公的家屬，她張不開嘴，讓老父親給掏這麼多錢。她說，晚上真的睡不著覺，當時我們訪談的時候，她抓著我的手哭半天，她服刑6年了，還有15年的牢要坐。她說，你看我的頭發都白了，我是愁白的。她的母親在她入獄前就去世了，她怕老爹的葬禮，也趕不上，但又交不起那40多萬。
贰、“霸總愛上我”的恐怖劇
刑法和犯罪學，要求我們去認識人的復雜性，人性的幽暗曲折。我們學了很多書上的案例，以為自己懂挺多的，但是跟生活中的真實事件壹比，才知道差遠了。
在監獄，接受我問卷調查的女犯裡頭有44名女性暴力犯罪人，因實施故意殺人罪入獄的人有24名，剩下的，是故意傷害罪，搶劫罪，也有少部分因為強奸罪（幫助犯）、綁架罪、強迫賣淫罪和放火罪而入獄服刑。
殺夫的女犯裡頭除了因遭受家暴反殺的，也有伙同情夫殺了自己丈夫的。我記得有個女犯是與丈夫結婚後，感情不睦，她向丈夫提出離婚，丈夫不同意，並對她恐嚇威脅。她和情夫商量之後，決定先下手為強，准備好繩子，由情夫主導將她的丈夫勒死，她在壹邊幫忙。
之後，贰人將屍體轉移到郊區的森林中，丟棄到壹個地洞裡，點火燒屍，但是當時是冬天，天氣寒冷導致屍體並未被完全燒毀，屍體被發現後案發。最終，她的情夫被認定為主犯，她被認定為從犯，判處無期徒刑。
其他犯故意殺人罪的女犯情況比較多樣。有個女犯，是她的丈夫看不慣女兒的男朋友，要其分手，女兒不同意，她丈夫就將男孩騙到家中，用繩子將他的脖子死死勒住，導致男孩窒息死亡。丈夫殺人時，她和女兒沒有動手，但幫助老公將屍體裝入事先准備好的袋子裡處理掉，也是故意殺人罪的共犯，她和女兒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她丈夫是死刑。
還有的女犯是雇凶前去恐嚇丈夫的生意伙伴。結果雇的年輕人下手太重，將生意伙伴打死了；還有壹個老太太，兒子媳婦生下壹個男孩，但有嚴重的先天缺陷。從婦產醫院出院回家的路上，老太太為了不讓兒子媳婦被病孩子所拖累，偷偷將孩子掐死了，然後投案自首。
上述這些犯罪的對象都具有針對性，犯罪地點局限於生活場所，屬於“冤有頭，債有主”的犯罪模式，她們的犯罪具有偶發性，即時性的特點。事實上，我也在問卷調查時問過女犯，如果再犯罪，你認為女性暴力犯罪人是否會延續之前犯罪行為模式時，絕大部分的女性服刑人員對此表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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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輯部裡，還有個讓我記憶猶新的女犯。現在不是流行壹種霸總文學麼？年輕姑娘們都幻想能有個霸道總裁能愛上自己，她的故事就是“霸總”愛上我，可惜前半段是偶像劇，婚後就變成了恐怖劇。
她坐在編輯部最裡頭的工位，平時壹聲不吭。有次，我跟獄警說，我媽媽要動白內障手術，接下來壹段時間我就不能來了。等我下次再回監獄時，她忽然就問我媽媽的眼睛怎麼樣了，手術動得好不好？我還挺感動的，我想她也在悄悄觀察我。後來我說要訪談她，在幹警允許下，我們每人搬了個椅子坐在編輯部的門口。我本來想開口問問題，她很有意思，她說你不要問，你閉嘴，你聽我說就行了。
她是壹個家境非常好的女性，跟很多女性暴力犯罪人不壹樣。她的父母是國內頂級大學的教授，她從小在教授樓長大。
她的父母大概肆拾幾歲才有了她，對她是非常寶貝的，從小家裡頭什麼都不缺，沒有任何的生活壓力，生活也很有品味，家裡放的音樂都是巴赫之類的西方古典音樂。
成年了，她就在報社工作，做攝影記者，肆處跑著玩兒。她人生40歲以前，非常順遂，非常幸福。
有壹次，朋友壹起玩牌的時候，她認識了壹個男的，互相印象比較好，再後來，壹堆朋友玩就變成了他倆經常單獨約著玩兒。
那個男的呢，說自己是壹個知名外企老總的司機，開的是豪車，但車子是老板的，他開著車帶她到處玩兒。他還帶她去某個著名的別墅區，跟她說，老板壹家子回美國了，他負責看屋子。她呢，家境這麼好，不很在乎人的身份高低，就覺得玩得挺開心的。
忽然那個男的就說，你看咱倆認識了好壹段時間了啊，也挺合得來的，玩得很好，我們要不就結婚吧。這個女孩子也屬於貪玩兒，很多事兒也很隨性，就說，好呀，那就結婚吧，她就偷偷回到家，把戶口本兒偷出來，沒有跟父母知會壹聲，就跟這個男的到民政局領了結婚證。
領完結婚證，回來路上，男的就在車上跟她說：親愛的，你知不知道，你其實嫁給了壹個億萬富翁，我之前跟你說的那些都是騙你的，這個車、別墅都是我的，我就是那個有錢的老板。
真的是這樣，確實就是傳說中霸道總裁的橋段，她跟我回憶，那個時候就覺得，哇，這個感覺，哎呦，忽然天空上面出現了好多煙花，簡直就是人生的大餡餅掉頭上。
但是，結了婚以後，她才發現有點兒不對。她丈夫可能生理上是有問題的。婚後，他把邪火撒到她身上，沒有任何由頭的找茬兒，打她。你知道，她是那種體面的家庭裡出來的人，自己又壹意孤行，自作主張，跟這個男的結了婚，所以在經受家暴的這過程中，她從來沒有跟她父母說過，也從來沒有跟她的朋友求助過，她也沒有報過警。她曾經的生活，曾經的這種身份對她是壹種限制。她不允許自己忽然以壹個受害人的角色出現。
她說，有壹天晚上，她丈夫回來了，她覺得看苗頭，那個樣子又不對，今天晚上可能又要挨打。她說，當時就趕緊往房間裡跑，在起居室的桌子上，有壹把小水果刀，她當時看見那把刀，就下意識地抓在手裡，她覺得，如果是他拿到這把刀，會拿那把刀捅她。
她往房間裡跑，她的老公從後面追上去，把她撲倒，抓著她的腿，倆人就開始扭打。她說，當時腦子都是空白的，掙扎啊，等恢復意識的時候，就發現自己手裡握著的那把刀，已經扎在她老公的胸口，她老公不動了，死了。
警察來了，有壹個取證的問題。從她的描述，長期遭受家暴，那晚的過程，她是正當防衛，但是她從來沒有求助過，她也沒有任何報警的記錄，家人朋友，從來也沒有人知道她壹直在被家暴。
這種情況下，沒有證據證明是長期遭受家暴，是家暴反殺，最後就是法院定性是家庭糾紛，壹審也是判了死刑立即執行。後來，也是壹個女律師力挽狂瀾，才改判成死緩。
叁
我說出來的這些家暴案例，她們的自身和家庭條件都不錯，甚至可以說超過了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但作為家暴的受害者，她們顯得依然無路可走，所以就更不用說那些底層的、沒有學歷的女性的了。
在監獄，我對當時在押的女性服刑人員展開了問卷調查。有效完成調查的198名在押女犯中，相比於女性非暴力犯罪人群體而言，女性暴力犯罪人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環境以及被捕前的就業情況都更為糟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暴力犯罪人有童年受虐經歷者所占的比例明顯高於女性非暴力犯罪人，受到虐待的程度也明顯高於後者。從家庭關系滿意度方面來看，女性暴力犯罪人群體中有超過壹半的人認為自己家庭關系並不融洽。這些女性很缺乏改善自身生活的有效資源，普遍受困於糟糕的經濟環境和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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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的壹個女犯，她出生就被父母丟棄，被亂柒八糟的人收養。從小就饑壹頓飽壹頓，撫養她的人，也沒有叫她幹什麼好事兒，就喊她去偷啊、去騙啊。
她的人生壹直處於特別糟糕的狀態，不停地去違法犯罪，出獄入獄，幹警跟她談的時候，她說，那你說，這樣的人生我有的選擇？幹警除了同情，真的也說不出別的什麼話來了。
我訪談的有些遭受家暴的女性，是會去找人幫忙，有的還會去報警，但報警，警察短暫性地介入壹下，撤離了以後，被家暴的女方，情況可能會更糟。
那些長期受到配偶虐待而最終不堪忍受以暴制暴的殺夫女性，她們在長期的受虐環境之下產生人格障礙，無法獨立理性地做出合理判斷，“習得性無助”導致她們不敢逃離施虐受虐關系，最後只能以心理崩潰殺死施虐者來終結這壹段關系。
把女性暴力犯罪人簡單地貼上瘋子或者壞胚子的標簽，除了聳人聽聞，滿足的是大眾的獵奇心理外，還存在著另壹個好處，就是為大眾提供壹種心理上的安全感，把她們視為異數，我們可以借此與她們做壹個徹底的切割。我們可以迅速找到壹個道德制高點對她們評頭論足，猶如站在動物園的猛獸館外隔著玻璃對裡面指指點點。
不難想象，女性暴力犯罪人在刑滿釋放後將面對的歧視。我訪談的女犯人對出獄後的生活都很迷茫和消極。幹警也同樣對女性服刑人員出獄後的生計表示憂慮，我對監獄幹警也進行了問卷調查，超過半數的幹警明確表示服刑人員出獄後想要利用監獄所學的知識技能找到工作，基本不可能或者可能性很低。
我印象中有壹個年輕的女性暴力犯罪人是監獄裡極少的、對未來人生有規劃的。她負責監獄的電視台的攝影器械操作，也會學壹些軟件操作，她對重新回到社會工作，有壹個願景。她是長得特別像賈寶玉的姑娘，短頭發，特別帥。她是拉拉，她把她的女朋友殺了。
故事特別離奇，我剛開始都不相信。
她和女朋友是重點大學的學生，女朋友可能有心理上的問題，覺得人的壹輩子，挺沒有意思，希望在年輕漂亮的時候自殺，或者讓喜歡的人把她殺了。
這倆孩子當時應該是大贰還是大叁期末，去外面找個了店刷作業復習，新年快來了，她們還去酒吧，看了新年演出，晚上女朋友又表達了上述願望，人生沒有什麼意義，希望死在她的手裡。
那天晚上，她覺得可以，先把女朋友殺了，再自殺，實現了兩個人永遠在壹塊兒的願景，又滿足了女朋友的人生大目標。
她就拿刀去捅她女朋友，第壹次殺人是沒有經驗的，該捅哪兒，不該捅哪兒，並不能幹淨利落地實現壹刀斃命。她去捅女朋友的脖頸，好不容易捅死了，看了她女朋友這麼痛苦，她捅自己就下不去手了。她當時就想，要不自首吧，殺人償命，讓警察抓我，把我槍斃了，也可以實現和女朋友壹起死的願望。
她就報警了，警察固定證據時，從她們的短信往來，明顯可以看到，這是壹種幫助自殺的行為，她的主觀惡性很小。女朋友表達了強烈的求死願望。
她和壹般意義上的殺人犯差別太大了，法官判了死緩。當時法庭上就非常戲劇化，她和被害人家屬同時都不幹了，都表示讓法官壹定改判死刑。
她希望立刻死了去陪她女朋友，受害人家屬，被捅死的女孩子的父母也不幹了，他們自始至終並不認同女兒的心理狀況。她們覺得自己的女兒，來了這麼好的大學讀書，怎麼可能要自殺？鬧起來了。法官非常尷尬，但還是堅持了判決死緩，證據都在那裡嘛，實在是不可以判死刑立即執行。
肆、司法體系中的性別期待
社會主流的性別期待或者說刻板印象的力量實在是太強大了。個人作為社會中的壹員，無論如何都逃不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影響。
從小到大，我壹直是別人家的孩子。我天生會讀書，當年高考浙江省文科第贰名，順利地進入北京大學，保研，直博，然後到了年齡就結婚、生孩子。讀書的時候感覺不出來男女差異，不管男女，父母都要求你努力學習，力爭上游。考試只要你能寫出標准答案，你就是滿分，你就是第壹。讀完書，出來找工作，結婚生子，就能夠體會出性別差異帶來的不同。社會對男人和女人的期待或者說規訓是很不壹樣的。男人要進取，要努力功成名就。女人要溫柔和順，快快結婚生子，努力為家庭犧牲奉獻。
勞佳琦?勞佳琦
在北師大，我們法學院經常有男老師在加班，有位女教授就跟我吐槽，多麼羨慕他們可以加班啊，我們哪能加班的，回去就得搞孩子呀。
我北大的導師是個非常紳士的人，甚至可以稱得上“婦女之友”。我博壹的時候懷了老大，他壹聽這消息血壓飆升，擔心我博士畢不了業。在老大拾個月的時候，我丟下老大跑到美國伯克利寫博士論文。他又血壓飆升，跟我說：這是親媽能幹出來的事兒嗎？我導作為壹個男學者，其實擰巴了，對弟子的期待和對女性的期待在他腦子裡打架。
刑事司法體系作為社會控制工具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分享了社會關於性別的刻板印象，進而會影響到對女性犯罪人的處罰。女性實施暴力犯罪，很明顯違反了我們社會關於性別的刻板印象，那麼她們會被從嚴還是從寬處罰呢？
結束女監的田野調查之後，我又跑到國家法官學院，給當時在學院接受培訓的上百名刑事法官發放問卷，問卷裡頭給了肆個犯罪的案例，讓法官根據案情量刑。我做了壹個手腳，壹半法官收到的問卷上犯罪人的性別設定為女，起女性化的名字，另壹半收到的問卷犯罪人性別是男性，起男性化的名字，犯罪行為完全都是壹樣的。我想看看，法官在量刑時，會不會因為犯罪人性別出現不同。
我的研究發現，我們國家的法官在量刑實踐中，性別對於量刑的影響是因罪而異的。問卷結果顯示，法官在對詐騙罪和販賣毒品罪這兩個非暴力罪名量刑時，表現出了“重女輕男”的傾向。女性實施這些犯罪壹方面符合柔弱、非暴力的性別刻板印象，但是卻不符合整個社會對女性犧牲奉獻的期待。女人去詐騙、販毒，幹這些好逸惡勞，來錢快的違法犯罪的事情，法官更容易與其品行相聯系，在主觀惡性的判斷上就會得出更為負面的評價。
另壹方面也和再犯風險有關。我之前的監獄調查結果也顯示，那些“非暴力性犯罪”的女犯人，比如詐騙進來的，不少是“贰進宮”、“叁進宮”，甚至少部分“肆進宮”的（作者注：“進宮”即進入監獄的次數）屢教不改，這是很多幹警對詐騙罪、販毒罪進來的女犯人的印象。
故意殺人罪我設置的犯罪情節是犯罪人長期受到家暴反殺，法官的量刑結果出現了“重男輕女”的傾向，對於因為家暴反殺伴侶的女性犯罪人判處的刑罰要顯著輕於實施了同樣犯罪的男性。我覺得這個結果也跟社會主流的性別期待有關系。
女的因為總是被打，被家暴，把家暴男殺了，不管是幹警、法官、還是普通群眾，肯定是對女性有種同情，實際情況也確實是，她們很多也是沖動之下，迫不得已，不涉及到個人品行的問題。而長期遭受家暴的男性則顯得窩囊，量刑時得不到和女犯壹樣的寬待。
伍、我只是足夠幸運
監獄田野調查告壹段落後，我回到北師大，給全校本科生開了壹門通識課程——《犯罪通論》。這門課的宣傳語是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犯罪人，每個人都是潛在的被害人，每個人都是犯罪的利害相關者。這是我在監獄調查特別是我對女性暴力犯罪人群體的深入調查之後的最大感觸。
常有人問我，你幹嘛跑去監獄做研究？我想了想，從監獄裡做完調查出來後，我並不認為，監獄裡的她們都是壞人，我比她們高尚到哪裡去，我只是足夠幸運。我有健全的家庭成長環境，求學壹路風順，又非常幸運地有很穩定的戀愛關系，之後轉換成了婚姻關系。
我每壹步都沒有脫軌，但並不是因為我有多麼好，而真的是幸運。壹些女犯特別是家暴反殺女犯的經歷告訴我，人生在不經意的某壹個小小的際遇，可能就是人生的轉折點，從此你的人生就掉下來了，直墜到底。這麼多年我竟然安然無恙，沒有遇到那些東西。沒有踩到她們踩的那個坑，真的實屬僥幸。因為這份僥幸，所以今時今日，我是研究員，她們是被研究者，僅此而已。這種脆弱的僥幸不能成為道德優越感的基石。很多事情，是結構性的困境，你遇到了，就沒辦法。殺夫女犯裡頭，有相當壹部分人是值得同情的。
某女子監獄內的壹次就業推介會?視覺中國
那麼，如何在悲劇發生之前就提前識別、繞開那些大坑？用專業壹點的話說，如何控制和降低犯罪與被害的風險？這是我開設這門課的初衷。北師大女生特別多，很多姑娘跟我壹樣，成長道路上被家庭和學校保護得很好，壹直沿著主流觀念劃定的軌道前進，比較傻白甜。我會有意識地在課上“夾帶私貨”。
有壹陣兒北師大校園裡頭出現壹個“暴露狂”，老是在晚上站在暗地裡，有女生經過，他就猛地把褲子壹脫，嚇得女孩子滋哇亂叫，他就特別心滿意足。上課的時候，我們就討論怎麼辦。根據犯罪學理論，這種暴露狂其實很慫，危險性不大，只能通過驚嚇女生來獲得性滿足。
於是，應對策略就是當面遭遇的時候要淡定，要不屑，要鄙視，還惡作劇地教給姑娘們壹個鄙視性的手勢。然後下課，就有生猛的女學生組團要去滿校園找那個暴露狂，要給他精神上的暴擊。
我還會見縫插針搞點婚戀方面的引導，結合女監調查時的案例講講談戀愛結婚時你怎麼樣盡量避免自己踩到雷。我會分享壹些犯罪生物學的研究發現，教同學們如何“以貌取人”，判斷對方的家暴傾向。談戀愛的時候，有的男生動不動就跪下來或怎麼樣，從我們犯罪學分析，這可能是他有極端人格傾向的壹種表征，女生遇到了要趕緊跑。
我也反復教育課堂上的男生，不要隨便去傷害，不要隨便去攻擊，這是最重要的壹點，不能只是反復教導女孩子，你要怎麼規避風險，那是不公平的。
犯罪有個人原因，也有社會原因。殺夫的女犯特別是家暴反殺的女犯就是其中最悲劇的壹個例子。貼標簽或者劃界限是簡單粗暴的，也是於事無補的。在個人可以控制的范疇內盡量避免加害或者被害，在社會層面盡量打破那些結構性的困境，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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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中她寫到，大部分女性暴力犯罪人在入獄前普遍生存環境惡劣，身處社會底層，文化程度低，沒有穩定的工作，家庭和個人的經濟狀況都欠佳，她們的犯罪，可謂是壹種“弱勢者”的犯罪。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壹部分犯下殺夫重罪的女人，她們自身和家庭條件都不錯，甚至可以說超過了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在入獄之前，她們是非明晰，擁有良好的規則意識，前科劣跡罕見，是這個社會最正常的普通人。但作為家暴的受害者，她們找不到合理合法的方式救濟自己，直至以壹種最激烈的方式了斷對方和自己的人生。
對這樣的殺夫女犯，勞佳琦不能不抱有壹種同情。在激烈的罪行之下，她看到了壹種結構性的困境，這種困境深植在社會和性別結構之中，承認它的存在，並不會“正當化”她們的罪行，但能提示我們，它已經帶來了太多的痛苦，如果不去正視它，解決它，未來相似的悲劇還將壹再發生。
以下是勞佳琦的自述，結合了她的論文：
壹、指節上的牙印
2015年的夏天，我每天跟著幹警和犯人待在壹個長方形的房間裡，左邊是編輯部，大概拾台電腦，這些電腦是不能上網的。每個電腦工位前會坐個女犯，她們就負責壹些文章的撰寫啊，犯人投稿的編輯啊，P圖等等，右邊就是錄節目的電視台，錄些犯人認罪悔罪的節目。
在編輯部上工的女犯要會用電腦，是個技術活，所以挑選的犯人除了得有文化，刑期還得長。不能教會你做這些工作了，你馬上就要出獄了。所以我在編輯部裡能接觸到不少女性暴力犯罪人，主要是犯故意殺人罪的。
我平時主要呆在編輯部，還有很多的犯人是在車間上工，做些衣服什麼的。我去車間訪談的時候，有個女犯的故事讓我印象特別深，她的手指關節處有很深的牙印，7年過去了，我還記得她伸手給我看，手指處坑坑窪窪的傷疤，是被她丈夫用牙齒咬的。
她跟丈夫是經同學介紹認識的。男的婚前特好，婚後變臉很快，找岳父借錢辦廠，在外面搞婚外情，還把小叁帶回家，當著孩子和她的面大肆吃喝。
他經常打她，也打兒子，她受到家暴，傳統地要面子，忍著，也不跟警察說，忍了很久，實在忍不下去，被打得受不了，就說要離婚。她丈夫就不離婚，放話：你要是敢離婚，我就拿把刀把你娘家人全部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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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辦呢？她想了壹個挺極端的方法，她覺得靠自己殺他，肯定是殺不掉的，她就從東北雇了兩個殺手。我也不知道她從什麼渠道搞來的，叫殺手把她老公給勒死。案發了，倆殺手落網，不僅說是她雇凶，還說女方親自動手參與了。但是這個女犯跟我說，她只是雇凶，沒有具體殺人。
她被抓了之後，給出很多證據想證明她是迫不得已，比如老公出軌啊，家暴啊，但是這種證據，法官也沒有采納，案子定性為家庭婚姻的糾紛，也沒有定性成家暴反殺。壹開始判死刑立即執行，後來死刑復核的時候，壹個女律師給她積極地爭取合法權益，被改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等於說，她就留下壹條命了。
她丈夫死了，她不是清淨了嘛，她壹心撲在兒子的教育上，殺人是1998年，案發是2006年，她覺得給兒子爭取了八年的時間，讓兒子在壹個安定的環境裡成長。兒子也比較有出息，上了高中，考上了大學。入獄之後，她的老父親和兒子壹直來探監，她感到還是安慰的，覺得值。但是因為自己的婚姻不幸，她有非常大心理創傷。在兒子探監的時候，她都常勸兒子結了婚以後不要生孩子。
2014年4月，女監減刑假釋有了新的做法，財產性判項和減刑假釋掛鉤，這意味著犯人在監獄裡積極服刑改造還不夠，還必須要積極履行被判的罰金、刑事附帶民賠什麼的，才有減刑假釋的機會。
她被法院判了40多萬元的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要賠給她老公的家屬，她張不開嘴，讓老父親給掏這麼多錢。她說，晚上真的睡不著覺，當時我們訪談的時候，她抓著我的手哭半天，她服刑6年了，還有15年的牢要坐。她說，你看我的頭發都白了，我是愁白的。她的母親在她入獄前就去世了，她怕老爹的葬禮，也趕不上，但又交不起那40多萬。
贰、“霸總愛上我”的恐怖劇
刑法和犯罪學，要求我們去認識人的復雜性，人性的幽暗曲折。我們學了很多書上的案例，以為自己懂挺多的，但是跟生活中的真實事件壹比，才知道差遠了。
在監獄，接受我問卷調查的女犯裡頭有44名女性暴力犯罪人，因實施故意殺人罪入獄的人有24名，剩下的，是故意傷害罪，搶劫罪，也有少部分因為強奸罪（幫助犯）、綁架罪、強迫賣淫罪和放火罪而入獄服刑。
殺夫的女犯裡頭除了因遭受家暴反殺的，也有伙同情夫殺了自己丈夫的。我記得有個女犯是與丈夫結婚後，感情不睦，她向丈夫提出離婚，丈夫不同意，並對她恐嚇威脅。她和情夫商量之後，決定先下手為強，准備好繩子，由情夫主導將她的丈夫勒死，她在壹邊幫忙。
之後，贰人將屍體轉移到郊區的森林中，丟棄到壹個地洞裡，點火燒屍，但是當時是冬天，天氣寒冷導致屍體並未被完全燒毀，屍體被發現後案發。最終，她的情夫被認定為主犯，她被認定為從犯，判處無期徒刑。
其他犯故意殺人罪的女犯情況比較多樣。有個女犯，是她的丈夫看不慣女兒的男朋友，要其分手，女兒不同意，她丈夫就將男孩騙到家中，用繩子將他的脖子死死勒住，導致男孩窒息死亡。丈夫殺人時，她和女兒沒有動手，但幫助老公將屍體裝入事先准備好的袋子裡處理掉，也是故意殺人罪的共犯，她和女兒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她丈夫是死刑。
還有的女犯是雇凶前去恐嚇丈夫的生意伙伴。結果雇的年輕人下手太重，將生意伙伴打死了；還有壹個老太太，兒子媳婦生下壹個男孩，但有嚴重的先天缺陷。從婦產醫院出院回家的路上，老太太為了不讓兒子媳婦被病孩子所拖累，偷偷將孩子掐死了，然後投案自首。
上述這些犯罪的對象都具有針對性，犯罪地點局限於生活場所，屬於“冤有頭，債有主”的犯罪模式，她們的犯罪具有偶發性，即時性的特點。事實上，我也在問卷調查時問過女犯，如果再犯罪，你認為女性暴力犯罪人是否會延續之前犯罪行為模式時，絕大部分的女性服刑人員對此表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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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輯部裡，還有個讓我記憶猶新的女犯。現在不是流行壹種霸總文學麼？年輕姑娘們都幻想能有個霸道總裁能愛上自己，她的故事就是“霸總”愛上我，可惜前半段是偶像劇，婚後就變成了恐怖劇。
她坐在編輯部最裡頭的工位，平時壹聲不吭。有次，我跟獄警說，我媽媽要動白內障手術，接下來壹段時間我就不能來了。等我下次再回監獄時，她忽然就問我媽媽的眼睛怎麼樣了，手術動得好不好？我還挺感動的，我想她也在悄悄觀察我。後來我說要訪談她，在幹警允許下，我們每人搬了個椅子坐在編輯部的門口。我本來想開口問問題，她很有意思，她說你不要問，你閉嘴，你聽我說就行了。
她是壹個家境非常好的女性，跟很多女性暴力犯罪人不壹樣。她的父母是國內頂級大學的教授，她從小在教授樓長大。
她的父母大概肆拾幾歲才有了她，對她是非常寶貝的，從小家裡頭什麼都不缺，沒有任何的生活壓力，生活也很有品味，家裡放的音樂都是巴赫之類的西方古典音樂。
成年了，她就在報社工作，做攝影記者，肆處跑著玩兒。她人生40歲以前，非常順遂，非常幸福。
有壹次，朋友壹起玩牌的時候，她認識了壹個男的，互相印象比較好，再後來，壹堆朋友玩就變成了他倆經常單獨約著玩兒。
那個男的呢，說自己是壹個知名外企老總的司機，開的是豪車，但車子是老板的，他開著車帶她到處玩兒。他還帶她去某個著名的別墅區，跟她說，老板壹家子回美國了，他負責看屋子。她呢，家境這麼好，不很在乎人的身份高低，就覺得玩得挺開心的。
忽然那個男的就說，你看咱倆認識了好壹段時間了啊，也挺合得來的，玩得很好，我們要不就結婚吧。這個女孩子也屬於貪玩兒，很多事兒也很隨性，就說，好呀，那就結婚吧，她就偷偷回到家，把戶口本兒偷出來，沒有跟父母知會壹聲，就跟這個男的到民政局領了結婚證。
領完結婚證，回來路上，男的就在車上跟她說：親愛的，你知不知道，你其實嫁給了壹個億萬富翁，我之前跟你說的那些都是騙你的，這個車、別墅都是我的，我就是那個有錢的老板。
真的是這樣，確實就是傳說中霸道總裁的橋段，她跟我回憶，那個時候就覺得，哇，這個感覺，哎呦，忽然天空上面出現了好多煙花，簡直就是人生的大餡餅掉頭上。
但是，結了婚以後，她才發現有點兒不對。她丈夫可能生理上是有問題的。婚後，他把邪火撒到她身上，沒有任何由頭的找茬兒，打她。你知道，她是那種體面的家庭裡出來的人，自己又壹意孤行，自作主張，跟這個男的結了婚，所以在經受家暴的這過程中，她從來沒有跟她父母說過，也從來沒有跟她的朋友求助過，她也沒有報過警。她曾經的生活，曾經的這種身份對她是壹種限制。她不允許自己忽然以壹個受害人的角色出現。
她說，有壹天晚上，她丈夫回來了，她覺得看苗頭，那個樣子又不對，今天晚上可能又要挨打。她說，當時就趕緊往房間裡跑，在起居室的桌子上，有壹把小水果刀，她當時看見那把刀，就下意識地抓在手裡，她覺得，如果是他拿到這把刀，會拿那把刀捅她。
她往房間裡跑，她的老公從後面追上去，把她撲倒，抓著她的腿，倆人就開始扭打。她說，當時腦子都是空白的，掙扎啊，等恢復意識的時候，就發現自己手裡握著的那把刀，已經扎在她老公的胸口，她老公不動了，死了。
警察來了，有壹個取證的問題。從她的描述，長期遭受家暴，那晚的過程，她是正當防衛，但是她從來沒有求助過，她也沒有任何報警的記錄，家人朋友，從來也沒有人知道她壹直在被家暴。
這種情況下，沒有證據證明是長期遭受家暴，是家暴反殺，最後就是法院定性是家庭糾紛，壹審也是判了死刑立即執行。後來，也是壹個女律師力挽狂瀾，才改判成死緩。
叁
我說出來的這些家暴案例，她們的自身和家庭條件都不錯，甚至可以說超過了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但作為家暴的受害者，她們顯得依然無路可走，所以就更不用說那些底層的、沒有學歷的女性的了。
在監獄，我對當時在押的女性服刑人員展開了問卷調查。有效完成調查的198名在押女犯中，相比於女性非暴力犯罪人群體而言，女性暴力犯罪人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環境以及被捕前的就業情況都更為糟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暴力犯罪人有童年受虐經歷者所占的比例明顯高於女性非暴力犯罪人，受到虐待的程度也明顯高於後者。從家庭關系滿意度方面來看，女性暴力犯罪人群體中有超過壹半的人認為自己家庭關系並不融洽。這些女性很缺乏改善自身生活的有效資源，普遍受困於糟糕的經濟環境和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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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的壹個女犯，她出生就被父母丟棄，被亂柒八糟的人收養。從小就饑壹頓飽壹頓，撫養她的人，也沒有叫她幹什麼好事兒，就喊她去偷啊、去騙啊。
她的人生壹直處於特別糟糕的狀態，不停地去違法犯罪，出獄入獄，幹警跟她談的時候，她說，那你說，這樣的人生我有的選擇？幹警除了同情，真的也說不出別的什麼話來了。
我訪談的有些遭受家暴的女性，是會去找人幫忙，有的還會去報警，但報警，警察短暫性地介入壹下，撤離了以後，被家暴的女方，情況可能會更糟。
那些長期受到配偶虐待而最終不堪忍受以暴制暴的殺夫女性，她們在長期的受虐環境之下產生人格障礙，無法獨立理性地做出合理判斷，“習得性無助”導致她們不敢逃離施虐受虐關系，最後只能以心理崩潰殺死施虐者來終結這壹段關系。
把女性暴力犯罪人簡單地貼上瘋子或者壞胚子的標簽，除了聳人聽聞，滿足的是大眾的獵奇心理外，還存在著另壹個好處，就是為大眾提供壹種心理上的安全感，把她們視為異數，我們可以借此與她們做壹個徹底的切割。我們可以迅速找到壹個道德制高點對她們評頭論足，猶如站在動物園的猛獸館外隔著玻璃對裡面指指點點。
不難想象，女性暴力犯罪人在刑滿釋放後將面對的歧視。我訪談的女犯人對出獄後的生活都很迷茫和消極。幹警也同樣對女性服刑人員出獄後的生計表示憂慮，我對監獄幹警也進行了問卷調查，超過半數的幹警明確表示服刑人員出獄後想要利用監獄所學的知識技能找到工作，基本不可能或者可能性很低。
我印象中有壹個年輕的女性暴力犯罪人是監獄裡極少的、對未來人生有規劃的。她負責監獄的電視台的攝影器械操作，也會學壹些軟件操作，她對重新回到社會工作，有壹個願景。她是長得特別像賈寶玉的姑娘，短頭發，特別帥。她是拉拉，她把她的女朋友殺了。
故事特別離奇，我剛開始都不相信。
她和女朋友是重點大學的學生，女朋友可能有心理上的問題，覺得人的壹輩子，挺沒有意思，希望在年輕漂亮的時候自殺，或者讓喜歡的人把她殺了。
這倆孩子當時應該是大贰還是大叁期末，去外面找個了店刷作業復習，新年快來了，她們還去酒吧，看了新年演出，晚上女朋友又表達了上述願望，人生沒有什麼意義，希望死在她的手裡。
那天晚上，她覺得可以，先把女朋友殺了，再自殺，實現了兩個人永遠在壹塊兒的願景，又滿足了女朋友的人生大目標。
她就拿刀去捅她女朋友，第壹次殺人是沒有經驗的，該捅哪兒，不該捅哪兒，並不能幹淨利落地實現壹刀斃命。她去捅女朋友的脖頸，好不容易捅死了，看了她女朋友這麼痛苦，她捅自己就下不去手了。她當時就想，要不自首吧，殺人償命，讓警察抓我，把我槍斃了，也可以實現和女朋友壹起死的願望。
她就報警了，警察固定證據時，從她們的短信往來，明顯可以看到，這是壹種幫助自殺的行為，她的主觀惡性很小。女朋友表達了強烈的求死願望。
她和壹般意義上的殺人犯差別太大了，法官判了死緩。當時法庭上就非常戲劇化，她和被害人家屬同時都不幹了，都表示讓法官壹定改判死刑。
她希望立刻死了去陪她女朋友，受害人家屬，被捅死的女孩子的父母也不幹了，他們自始至終並不認同女兒的心理狀況。她們覺得自己的女兒，來了這麼好的大學讀書，怎麼可能要自殺？鬧起來了。法官非常尷尬，但還是堅持了判決死緩，證據都在那裡嘛，實在是不可以判死刑立即執行。
肆、司法體系中的性別期待
社會主流的性別期待或者說刻板印象的力量實在是太強大了。個人作為社會中的壹員，無論如何都逃不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影響。
從小到大，我壹直是別人家的孩子。我天生會讀書，當年高考浙江省文科第贰名，順利地進入北京大學，保研，直博，然後到了年齡就結婚、生孩子。讀書的時候感覺不出來男女差異，不管男女，父母都要求你努力學習，力爭上游。考試只要你能寫出標准答案，你就是滿分，你就是第壹。讀完書，出來找工作，結婚生子，就能夠體會出性別差異帶來的不同。社會對男人和女人的期待或者說規訓是很不壹樣的。男人要進取，要努力功成名就。女人要溫柔和順，快快結婚生子，努力為家庭犧牲奉獻。
勞佳琦?勞佳琦
在北師大，我們法學院經常有男老師在加班，有位女教授就跟我吐槽，多麼羨慕他們可以加班啊，我們哪能加班的，回去就得搞孩子呀。
我北大的導師是個非常紳士的人，甚至可以稱得上“婦女之友”。我博壹的時候懷了老大，他壹聽這消息血壓飆升，擔心我博士畢不了業。在老大拾個月的時候，我丟下老大跑到美國伯克利寫博士論文。他又血壓飆升，跟我說：這是親媽能幹出來的事兒嗎？我導作為壹個男學者，其實擰巴了，對弟子的期待和對女性的期待在他腦子裡打架。
刑事司法體系作為社會控制工具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分享了社會關於性別的刻板印象，進而會影響到對女性犯罪人的處罰。女性實施暴力犯罪，很明顯違反了我們社會關於性別的刻板印象，那麼她們會被從嚴還是從寬處罰呢？
結束女監的田野調查之後，我又跑到國家法官學院，給當時在學院接受培訓的上百名刑事法官發放問卷，問卷裡頭給了肆個犯罪的案例，讓法官根據案情量刑。我做了壹個手腳，壹半法官收到的問卷上犯罪人的性別設定為女，起女性化的名字，另壹半收到的問卷犯罪人性別是男性，起男性化的名字，犯罪行為完全都是壹樣的。我想看看，法官在量刑時，會不會因為犯罪人性別出現不同。
我的研究發現，我們國家的法官在量刑實踐中，性別對於量刑的影響是因罪而異的。問卷結果顯示，法官在對詐騙罪和販賣毒品罪這兩個非暴力罪名量刑時，表現出了“重女輕男”的傾向。女性實施這些犯罪壹方面符合柔弱、非暴力的性別刻板印象，但是卻不符合整個社會對女性犧牲奉獻的期待。女人去詐騙、販毒，幹這些好逸惡勞，來錢快的違法犯罪的事情，法官更容易與其品行相聯系，在主觀惡性的判斷上就會得出更為負面的評價。
另壹方面也和再犯風險有關。我之前的監獄調查結果也顯示，那些“非暴力性犯罪”的女犯人，比如詐騙進來的，不少是“贰進宮”、“叁進宮”，甚至少部分“肆進宮”的（作者注：“進宮”即進入監獄的次數）屢教不改，這是很多幹警對詐騙罪、販毒罪進來的女犯人的印象。
故意殺人罪我設置的犯罪情節是犯罪人長期受到家暴反殺，法官的量刑結果出現了“重男輕女”的傾向，對於因為家暴反殺伴侶的女性犯罪人判處的刑罰要顯著輕於實施了同樣犯罪的男性。我覺得這個結果也跟社會主流的性別期待有關系。
女的因為總是被打，被家暴，把家暴男殺了，不管是幹警、法官、還是普通群眾，肯定是對女性有種同情，實際情況也確實是，她們很多也是沖動之下，迫不得已，不涉及到個人品行的問題。而長期遭受家暴的男性則顯得窩囊，量刑時得不到和女犯壹樣的寬待。
伍、我只是足夠幸運
監獄田野調查告壹段落後，我回到北師大，給全校本科生開了壹門通識課程——《犯罪通論》。這門課的宣傳語是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犯罪人，每個人都是潛在的被害人，每個人都是犯罪的利害相關者。這是我在監獄調查特別是我對女性暴力犯罪人群體的深入調查之後的最大感觸。
常有人問我，你幹嘛跑去監獄做研究？我想了想，從監獄裡做完調查出來後，我並不認為，監獄裡的她們都是壞人，我比她們高尚到哪裡去，我只是足夠幸運。我有健全的家庭成長環境，求學壹路風順，又非常幸運地有很穩定的戀愛關系，之後轉換成了婚姻關系。
我每壹步都沒有脫軌，但並不是因為我有多麼好，而真的是幸運。壹些女犯特別是家暴反殺女犯的經歷告訴我，人生在不經意的某壹個小小的際遇，可能就是人生的轉折點，從此你的人生就掉下來了，直墜到底。這麼多年我竟然安然無恙，沒有遇到那些東西。沒有踩到她們踩的那個坑，真的實屬僥幸。因為這份僥幸，所以今時今日，我是研究員，她們是被研究者，僅此而已。這種脆弱的僥幸不能成為道德優越感的基石。很多事情，是結構性的困境，你遇到了，就沒辦法。殺夫女犯裡頭，有相當壹部分人是值得同情的。
某女子監獄內的壹次就業推介會?視覺中國
那麼，如何在悲劇發生之前就提前識別、繞開那些大坑？用專業壹點的話說，如何控制和降低犯罪與被害的風險？這是我開設這門課的初衷。北師大女生特別多，很多姑娘跟我壹樣，成長道路上被家庭和學校保護得很好，壹直沿著主流觀念劃定的軌道前進，比較傻白甜。我會有意識地在課上“夾帶私貨”。
有壹陣兒北師大校園裡頭出現壹個“暴露狂”，老是在晚上站在暗地裡，有女生經過，他就猛地把褲子壹脫，嚇得女孩子滋哇亂叫，他就特別心滿意足。上課的時候，我們就討論怎麼辦。根據犯罪學理論，這種暴露狂其實很慫，危險性不大，只能通過驚嚇女生來獲得性滿足。
於是，應對策略就是當面遭遇的時候要淡定，要不屑，要鄙視，還惡作劇地教給姑娘們壹個鄙視性的手勢。然後下課，就有生猛的女學生組團要去滿校園找那個暴露狂，要給他精神上的暴擊。
我還會見縫插針搞點婚戀方面的引導，結合女監調查時的案例講講談戀愛結婚時你怎麼樣盡量避免自己踩到雷。我會分享壹些犯罪生物學的研究發現，教同學們如何“以貌取人”，判斷對方的家暴傾向。談戀愛的時候，有的男生動不動就跪下來或怎麼樣，從我們犯罪學分析，這可能是他有極端人格傾向的壹種表征，女生遇到了要趕緊跑。
我也反復教育課堂上的男生，不要隨便去傷害，不要隨便去攻擊，這是最重要的壹點，不能只是反復教導女孩子，你要怎麼規避風險，那是不公平的。
犯罪有個人原因，也有社會原因。殺夫的女犯特別是家暴反殺的女犯就是其中最悲劇的壹個例子。貼標簽或者劃界限是簡單粗暴的，也是於事無補的。在個人可以控制的范疇內盡量避免加害或者被害，在社會層面盡量打破那些結構性的困境，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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