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 數百萬官員憂心 李克強悲劇成他們
總而言之，2018——2019年的“黨政機構改革” 表明，習近平超過了毛澤東，用中共黨的系統及其職能機構並吞政府職能部門，初步而正式地建立起“黨、國壹體”的黨國體制及其運轉機制。
習近平這叁大步直接分解了國務院權力，李克強成為1978年以後40年裡最弱勢的總理。中國經濟決策的大權已不由總理掌握，國務院系統不再是領導國家經濟建設的決策中樞和操作實施中樞，而是被矮化成落實“習近平中央決策”的執行系統，
正因為此，李克強難以提出和制定事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難以調整某些經濟社會政策，甚至連提出“地攤經濟”以緩解底層民眾生計艱難的倡議，都因遭到蔡奇等習近平幫伙的阻攔抵制而落空。
盡管如此，李克強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推進政府改革和經濟發展，做了不少努力。李克強拾年堅持不懈抓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放管服”改革。李克強牢牢抓住“按照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 改革 。李克強曾經說過：“對市場來說，法無禁止皆可為，對政府來說，法無授權不可為”。
他領導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各級地方政府，清理廢除以往不符合“放管服”要求的政府規章、制度和文件。拾年來推進“放管服”改革取得明顯成效：中央各部委共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2183項；各省市區取消調整36986項，全國叁分之贰的審批被拿掉。拾年間，國務院力促減稅降費，取消了61個稅種或收費項目，累計減稅14萬億，惠及10億人；國務院大力扶植中小微企業以及民營經濟，全國中小微企業從1400萬戶增加到5200萬戶。
舉例而言，微信初起時，政府相關部門不贊成放行。李克強頂住了壓力，他說看壹看再規范，微信這才得以開放。快遞業剛發展的時候，有些城市不允許快遞存在，李克強強調對新生的事物應盡量秉持“包容審慎”的監管方式，不能壹上來就管死。今天，絕大多數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微信與快遞。
更值得壹提的是，李克強始終盡心盡力而為於維護底層民眾利益，提高民眾收入、改善民眾生活。比如，拾年間，李克強力推保障房建設和棚戶區改造，累計建成保障性住房5900多萬套，讓1.4億低保低收入民眾居有定所。再比如，2015年天津新區發生大爆炸事故，死難者中有不少是“臨時工”，按以往的做法，每個死難者的賠償費最多伍、六拾萬，是李克強總理力排眾議，將賠償費用提高到了贰佰萬。
由於中國政治的黑箱化，以上這些情況幾乎很少為民間所知，體制內人即便清楚內情，但出於自身安全考慮，也不敢隨便議論，更遑論公開言說。基於上述情況，若說拾年“壹事無成”，是有些冤枉了李克強，李克強盡其所能地在做事，只是他所能做成的事與正常國家情況下的總理權力應該做成的事，簡直無法相匹配。
這種惡制度造成的總理之“困”，是“黨領導壹切”的共產極權國家所固有的，習近平上台後實行個人獨裁則進壹步加劇了這種困境。就此而言，李克強之“困”非是李克強壹人之困，而是中共體制內作為“贰把手”官員普遍深陷其中的“困境”。
在中共體制內，壹切唯上是從。習近平上台後削弱國務院和總理權力的幾步做法，是自上而下壹貫制。從中央到地方，黨的書記權力大大擴張，地方政府權力不斷削減，按照公共管理公共服務所需要的政府獨立行政其實並不存在。
同時，“黨領導壹切”就是“控制壹切”，“黨”的人格化身——書記——要掌控所有的權力資源，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權和財權。中共中央壹直強調“黨管幹部、黨管人才”，具體事務由中央組織部操作。以往中共黨內還有民主集中制，任用重要官員，常委會還有集體討論制度（盡管書記的意見往往權重大得多）。到了習近平時期，越是任用重要官員越是習近平個人考察個人決定，總理幾無用人權。以此類推，地方“贰把手”也幾無用人權，即便參加意見也要由書記決定。這就等於各級書記把官員們的官帽子拎在手裡，官員無不俯首聽命於書記。
至於財權，習近平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就等於掌握了國家的財政大權。同樣，地方各級 “書記圈子”的核心人員除了有組織部長，還有財政廳長（局長）。壹個地方的財政究竟有多少錢，只有書記和財政局長知道。省長市長等“贰把手”是否真知道當地財政有多少錢，取決於他與書記的關系如何。這種情況下，“贰把手”即政府首腦，難以獨立處理行政事務，更談不上對壹方重大公共事務擁有決策權。
這就注定了“贰把手”是“壹把手”決策的執行者。並且所有的“政績”都首先記在“壹把手”名下，“贰把手”只能活在“壹把手”的陰影裡。“贰把手”若能力強、水平高，做成了事還會招來某些“壹把手”的忌諱，生怕其功高蓋主。在地方報紙上“壹”、“贰 ”把手的新聞報道和照片亮相度，當地宣傳機構都要小心擺正位置，“贰把手”不得蓋過“壹把手”的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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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這叁大步直接分解了國務院權力，李克強成為1978年以後40年裡最弱勢的總理。中國經濟決策的大權已不由總理掌握，國務院系統不再是領導國家經濟建設的決策中樞和操作實施中樞，而是被矮化成落實“習近平中央決策”的執行系統，
正因為此，李克強難以提出和制定事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難以調整某些經濟社會政策，甚至連提出“地攤經濟”以緩解底層民眾生計艱難的倡議，都因遭到蔡奇等習近平幫伙的阻攔抵制而落空。
盡管如此，李克強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推進政府改革和經濟發展，做了不少努力。李克強拾年堅持不懈抓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放管服”改革。李克強牢牢抓住“按照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 改革 。李克強曾經說過：“對市場來說，法無禁止皆可為，對政府來說，法無授權不可為”。
他領導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各級地方政府，清理廢除以往不符合“放管服”要求的政府規章、制度和文件。拾年來推進“放管服”改革取得明顯成效：中央各部委共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2183項；各省市區取消調整36986項，全國叁分之贰的審批被拿掉。拾年間，國務院力促減稅降費，取消了61個稅種或收費項目，累計減稅14萬億，惠及10億人；國務院大力扶植中小微企業以及民營經濟，全國中小微企業從1400萬戶增加到5200萬戶。
舉例而言，微信初起時，政府相關部門不贊成放行。李克強頂住了壓力，他說看壹看再規范，微信這才得以開放。快遞業剛發展的時候，有些城市不允許快遞存在，李克強強調對新生的事物應盡量秉持“包容審慎”的監管方式，不能壹上來就管死。今天，絕大多數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微信與快遞。
更值得壹提的是，李克強始終盡心盡力而為於維護底層民眾利益，提高民眾收入、改善民眾生活。比如，拾年間，李克強力推保障房建設和棚戶區改造，累計建成保障性住房5900多萬套，讓1.4億低保低收入民眾居有定所。再比如，2015年天津新區發生大爆炸事故，死難者中有不少是“臨時工”，按以往的做法，每個死難者的賠償費最多伍、六拾萬，是李克強總理力排眾議，將賠償費用提高到了贰佰萬。
由於中國政治的黑箱化，以上這些情況幾乎很少為民間所知，體制內人即便清楚內情，但出於自身安全考慮，也不敢隨便議論，更遑論公開言說。基於上述情況，若說拾年“壹事無成”，是有些冤枉了李克強，李克強盡其所能地在做事，只是他所能做成的事與正常國家情況下的總理權力應該做成的事，簡直無法相匹配。
這種惡制度造成的總理之“困”，是“黨領導壹切”的共產極權國家所固有的，習近平上台後實行個人獨裁則進壹步加劇了這種困境。就此而言，李克強之“困”非是李克強壹人之困，而是中共體制內作為“贰把手”官員普遍深陷其中的“困境”。
在中共體制內，壹切唯上是從。習近平上台後削弱國務院和總理權力的幾步做法，是自上而下壹貫制。從中央到地方，黨的書記權力大大擴張，地方政府權力不斷削減，按照公共管理公共服務所需要的政府獨立行政其實並不存在。
同時，“黨領導壹切”就是“控制壹切”，“黨”的人格化身——書記——要掌控所有的權力資源，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權和財權。中共中央壹直強調“黨管幹部、黨管人才”，具體事務由中央組織部操作。以往中共黨內還有民主集中制，任用重要官員，常委會還有集體討論制度（盡管書記的意見往往權重大得多）。到了習近平時期，越是任用重要官員越是習近平個人考察個人決定，總理幾無用人權。以此類推，地方“贰把手”也幾無用人權，即便參加意見也要由書記決定。這就等於各級書記把官員們的官帽子拎在手裡，官員無不俯首聽命於書記。
至於財權，習近平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就等於掌握了國家的財政大權。同樣，地方各級 “書記圈子”的核心人員除了有組織部長，還有財政廳長（局長）。壹個地方的財政究竟有多少錢，只有書記和財政局長知道。省長市長等“贰把手”是否真知道當地財政有多少錢，取決於他與書記的關系如何。這種情況下，“贰把手”即政府首腦，難以獨立處理行政事務，更談不上對壹方重大公共事務擁有決策權。
這就注定了“贰把手”是“壹把手”決策的執行者。並且所有的“政績”都首先記在“壹把手”名下，“贰把手”只能活在“壹把手”的陰影裡。“贰把手”若能力強、水平高，做成了事還會招來某些“壹把手”的忌諱，生怕其功高蓋主。在地方報紙上“壹”、“贰 ”把手的新聞報道和照片亮相度，當地宣傳機構都要小心擺正位置，“贰把手”不得蓋過“壹把手”的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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