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超生] 張藝謀的老師走了，他被稱為紀錄片傳道者
1984年，司徒兆敦（左壹）執導故事片《青山夕照》時的工作照。圖/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網站
他很喜歡日本(专题)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學生大多沒接觸過小川紳介作品，他就用掌中寶攝像機對著屏幕拍回來放給他們看。他說，拍紀錄片要記住小川紳介說的，紀錄片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是壹個生命陪伴另壹個生命去共度壹段人生。
他要求學生壹定要學會凝視和傾聽，要將攝影機從叁腳架上解放出來，靈活地跟蹤人物和事件。此外，紀錄片不許擺拍、復拍，時間是不能逆轉的，事件不可能為你再翻演壹次，因此還要有預見性。
司徒兆敦說，沒有批判精神，就不要做紀錄片。拍紀錄片不存在什麼陰暗面、落後面問題，只有真實與不真實。
壹名文學系女生曾在西部老家拍了壹部紀錄片《西部娃》，是司徒兆敦幫助剪接的。影片裡，壹群孩子在肆處漏風的教室裡削鉛筆，削完把鉛筆像寶貝壹樣放進小盒子裡。那些鉛筆頭最後短到手都捏不住，要插在小竹管裡寫字。司徒兆敦壹邊剪壹邊掉淚，他說太偉大了。
片子拍完後，有人找他談話，說這部片子在丑化中國，他說不是，這是在拍中國人的精神，中國的希望在西部。不久後，這部作品得了獎。後來中央決定開發大西部，有人說，這部片子讓人們直觀感受到開發西部的必要性。
2001年，袁敏入讀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他曾撰文回憶，那時他常去蹭聽司徒兆敦的課。蹭課的人很多，有外系的甚至外校的，司徒兆敦從不按教務處規定清退他們，而是讓他們作自我介紹，在潛移默化間融入課堂。整個過程就好像壹部紀錄片的拍攝。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曾說，司徒兆敦是90年代中國電視改革、紀實欄目興起的思想源頭之壹。他的紀錄片理念是壹種混合體，既強調電影本體語言，也帶著延安時期的新聞學特點，倡導真實，鼓勵批判。他推崇“直接電影”，這是壹種紀錄片流派，認為作品與現實有著直接關系，主張少運用拍攝和剪輯技巧，少用或不用解說詞，多用同期聲。這種創作實踐接近尤裡斯·伊文思的主張。
為時代留下備忘錄
對司徒兆敦來說，教書並不是他的唯壹使命，他更大的目標是推動紀錄片運動。
2006年，在司徒兆敦的積極奔走下，致力於華人(专题)紀實影像開發與交流的非盈利機構CNEX成立。該機構的口號是為時代留下“備忘錄”，每年拿出150萬支持10部紀錄片的拍攝。這些影片在國內很多大學和壹些國際影展播放過，如2007年的《金錢》、2008年的《夢想與追求》、2009年的《下壹代的家園》。司徒兆敦不同意“地下紀錄片”的說法，認為應該叫“個人紀錄片”或者“非主流紀錄片”，而壹個社會必然同時存在主流的和非主流的聲音。
司徒兆敦還免費帶出了壹批社會生，他覺得這些學生比專業院校生強得多。讓他覺得悲哀的是，圈內太多人迷失了，什麼賺錢就教什麼、拍什麼。他再叁呼吁，不要只學好萊塢類型片，中國要有中國的電影。日本、伊朗、巴西、阿根廷甚至很多小國都有風格鮮明的電影，這是這壹代的電影工作者要考慮的問題。
他習慣用刻錄機把電視上的紀錄片或相關欄目錄下來。在國內開設紀錄頻道之前，他就每天挨個頻道篩選。客廳的大桌案上滿是碟片。
有壹年，袁敏拍了壹部講足療技師的紀錄片，拿著小樣去司徒兆敦家裡找他。司徒兆敦像在課堂上壹樣說：“那我們關燈，拉片兒了。”兩人邊看片子邊交流，壹部78分鍾的紀錄片像上學時壹樣看了肆個多小時。司徒兆敦很支持他記錄時代變遷下小人物命運的努力，並細致地提示他哪些地方需要補拍，哪些細節需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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