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77级法律系 群星璀璨成就辉煌
姜深受影响,深感中国的问题单靠经济法、刑法或民商法是解决不了的,没有法律(主要是行政法)对公权力的控制和规范,中国的民主、法治、文明和富强终究是没有希望的。于是,他把时间和精力大部分用于阅读行政法、宪法和公法原理方面的著作,如孟德斯鸠的《法意》、罗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戴雪的《英宪精义》等等,以及选修龚祥瑞、肖蔚云、罗豪才等老师为本科和研究生开设的公法课程。
龚祥瑞很器重和关心姜明安,不仅借自己的藏书给他看,还带他去参加社会上的有关会议,介绍他与许多当时的法学名家认识,并让他参加自己主持的有关研究课题,在出版的成果的前言、后记上甚至还写上姜的名字。与姜明安同时,李克强、陶景洲也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几人帮助龚祥瑞翻译了《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临近毕业时,龚给姜泼冷水,说行政法在当时的中国还不能生根,搞下去要考虑“饭碗”问题。姜明安豪气冲天地说:“不能生根我们就改造土壤!”
后来的30年,姜明安除了本职教学工作外,一直在全国人大等立法殿堂参与着“改造土壤”的立法工作。他曾参与了20多部主要行政法立法研究和试拟稿起草工作……
30年的勤奋耕耘和努力拼搏,姜明安实践了诺言,回报了师恩,也在中国立法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留校同学毕业20周年合影。左起李克强、武树臣、郭明瑞、姜明安
“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它给你什么权利,你就应该试试它。你不去行使它,你去抱怨,这是没什么意义的”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是一家人。”
这首主题曲,身为北京奥运会国际体育仲裁员的陶景洲听起来,别有一番滋味。而鸟巢,也让他很感慨。从北大毕业的30年里,他一直在地球村里飞来飞去,最终,是一只归巢的鸟。
1982年,27岁的李克强服从组织分配选择留校,未能出国。
24岁的陶景洲飞到了法国巴黎,而刘凤鸣则飞到了美国。作为公派留学生,陶景洲在巴黎第一大学学习法律,主攻比较法和行政法,当时想的是回国后能在哪个部委当个官。
两年后毕业,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到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当时只想干6个月,是为了体验法国的行政法,回国好派上用场。可6个月后,他发现继续干下去才能带回“真正对国家有用”的东西,就正式在这家律所工作了,他是第一个进入法国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学生。
刘凤鸣在美国完成法学博士学业准备参加律师职业资格考试,却被禁止。
华盛顿法律规定,非美国常住居民禁止参加此类考试。刘凤鸣没有罢休,在华盛顿州立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几经周折之后,法官终于裁定只要他考律师执业资格成功,就能获得永久职业资格。后来基于这个判例,华盛顿州的法律废除了这条限制规定。
当时挑起这起诉讼的初衷,是想试验一下美国的司法制度是不是真的如它所称般的公正。事后刘凤鸣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它给你什么权利,你就应该试试它。你不去行使它,你去抱怨,这是没什么意义的。事实上谁也不知道华盛顿州法院的法官是否会听一个外国人在那里辩白,但结果是刘成功了,改变了这个制度,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一个人单枪匹马,打赢了一场行政官司。
1986年,28岁的陶景洲在巴黎第二大学、第十大学,以法文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
同年,他在《国际比较法》上发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促成了法国行政法院与中国最高法院的首次接触。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才华,陶景洲在法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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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祥瑞很器重和关心姜明安,不仅借自己的藏书给他看,还带他去参加社会上的有关会议,介绍他与许多当时的法学名家认识,并让他参加自己主持的有关研究课题,在出版的成果的前言、后记上甚至还写上姜的名字。与姜明安同时,李克强、陶景洲也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几人帮助龚祥瑞翻译了《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临近毕业时,龚给姜泼冷水,说行政法在当时的中国还不能生根,搞下去要考虑“饭碗”问题。姜明安豪气冲天地说:“不能生根我们就改造土壤!”
后来的30年,姜明安除了本职教学工作外,一直在全国人大等立法殿堂参与着“改造土壤”的立法工作。他曾参与了20多部主要行政法立法研究和试拟稿起草工作……
30年的勤奋耕耘和努力拼搏,姜明安实践了诺言,回报了师恩,也在中国立法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留校同学毕业20周年合影。左起李克强、武树臣、郭明瑞、姜明安
“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它给你什么权利,你就应该试试它。你不去行使它,你去抱怨,这是没什么意义的”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是一家人。”
这首主题曲,身为北京奥运会国际体育仲裁员的陶景洲听起来,别有一番滋味。而鸟巢,也让他很感慨。从北大毕业的30年里,他一直在地球村里飞来飞去,最终,是一只归巢的鸟。
1982年,27岁的李克强服从组织分配选择留校,未能出国。
24岁的陶景洲飞到了法国巴黎,而刘凤鸣则飞到了美国。作为公派留学生,陶景洲在巴黎第一大学学习法律,主攻比较法和行政法,当时想的是回国后能在哪个部委当个官。
两年后毕业,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到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当时只想干6个月,是为了体验法国的行政法,回国好派上用场。可6个月后,他发现继续干下去才能带回“真正对国家有用”的东西,就正式在这家律所工作了,他是第一个进入法国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学生。
刘凤鸣在美国完成法学博士学业准备参加律师职业资格考试,却被禁止。
华盛顿法律规定,非美国常住居民禁止参加此类考试。刘凤鸣没有罢休,在华盛顿州立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几经周折之后,法官终于裁定只要他考律师执业资格成功,就能获得永久职业资格。后来基于这个判例,华盛顿州的法律废除了这条限制规定。
当时挑起这起诉讼的初衷,是想试验一下美国的司法制度是不是真的如它所称般的公正。事后刘凤鸣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它给你什么权利,你就应该试试它。你不去行使它,你去抱怨,这是没什么意义的。事实上谁也不知道华盛顿州法院的法官是否会听一个外国人在那里辩白,但结果是刘成功了,改变了这个制度,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一个人单枪匹马,打赢了一场行政官司。
1986年,28岁的陶景洲在巴黎第二大学、第十大学,以法文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
同年,他在《国际比较法》上发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促成了法国行政法院与中国最高法院的首次接触。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才华,陶景洲在法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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