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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工人造反派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大约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 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马思聪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 1966年11月,马思聪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 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去到广州,跟家人一起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 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 但逃港也非常危险,万一被抓住肯定性命难保。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被迫做出了逃港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夫人、儿子、女儿,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同船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大海,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晚到九龙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岛,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因为九龙不像港岛那样惹人注目,却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1957年,夫妻俩迁往香港;1960年,又迁往加拿大。而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另外,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公公何焯贤也在九龙。 傍晚时分,马思聪终于打通了九龙亲戚的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1967年1月17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船的照片,船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002”号船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久留之地,他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一家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女儿好奇地掀开窗帘一角想看一下外面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 选择美国 经过反复思考,马思聪做出了到美国去投靠九弟马思宏的决定。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小姐。“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骗子。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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