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而不是陪读海外中国妈新赛道
夺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单人花滑亚军的特鲁索娃就曾多次来到这里,海丽女儿曾与其合影留念。而这里的团课每月只需约220元人民币。
“如果在国内,可能连冰场门票都不够。”海丽笑道。
“最怕的就是生病和意外”
当作出留学决定,陪读家庭的分工大都相似——妈妈出国陪读,爸爸留下赚钱。日常生活中,爸爸们大都通过网络电话联系妻儿。只有在节假日时,才能打“飞的”两地相聚。
据陪读妈妈们介绍,如此分工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参与家庭育儿工作多,照顾孩子更有优势,另一方面则跟当地入境政策有关。
柳莹说,在马来西亚,陪读签证只发给女性直系亲属,“所以在这边看到陪读小留学生的,大多数是妈妈或者姥姥”。
在异国他乡,小留学生的生活全靠有限的长辈照料。一旦她们生病或者发生意外,小家庭运转基本停摆。
在马来西亚多年,柳莹认识不少同样经历的中国妈妈,也听过不少让人唏嘘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一拖二”的陪读妈妈在家中遭遇入室盗窃,“母子三人正在睡觉,突然刀就架在脖子上了”。虽然后续没有造成人员伤害,但给孩子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还有一次,一位在陪读的中国妈妈夜间猝死在公寓。次日孩子准备和他人结伴上学时,才被其他中国妈妈发现。柳莹说,因孩子爸爸一时间无法入境,遇难妈妈的后事靠其他中国陪读妈妈协力帮助才办好。等爸爸紧急签证下来后,孩子才被安全带回国。
“陪读妈妈们最怕的就是生病和意外,脑子中一根弦绷得特别紧。偶尔回到国内反而容易生病,那是因为那根弦终于有机会松了下来。”柳莹说。
奔赴加拿大前,上海妈妈良美带足了药品。她说,“我把自己能够预见到的各种药,像感冒药、抗生素等都带过来了。”饶是如此,刚来加拿大不久,良美就去看了一次病。
“腰闪了,一直觉得不舒服,后来在朋友陪伴下还是决定去看医生。”良美说,当时去到了一家诊所(Clinic)。“整个过程都能和医生正常语言沟通,也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复杂。”不过,良美担心,如果以后遇到孩子发烧这样的“大麻烦”,她还是心怀忐忑。
有条件的家庭也会选择父母同时陪读。
广州妈妈张欣和先生在国内从事化妆品行业,因为孩子出国留学,二人也先后到达温哥华和吉隆坡陪读。张欣认为,父母的共同陪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如果只有妈妈一人陪读,不仅对孩子成长不利,还会引发诸多家庭矛盾。
不过,无论陪读方案多么周密,中西教育的诸多差异,依然会带来考验。
张欣的孩子此前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公立学校读书,每年学费约9万元人民币。但是“硬件几乎没有”:用张欣的话说,“学校也没防护栏也没保安,大门敞开着,让人没有安全感”。
当地的快乐教育理念也让张欣焦虑。
“孩子上学的前几个月,老师一直在教ABC字母。孩子回家后,我问她一天都干啥了,她就说老师一直叫我们玩。加拿大冬季时常下雪,孩子们常常就在操场上打雪仗。”张欣说。
在多方因素作用下,张欣决定把孩子转学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在一家私立国际学校读书。
“未来,是开放式的”
在马来西亚新山,柳莹的女儿日常要使用三门语言。
“在家说中文,在学校说英语,外面买东西时还需要说几句马来语”。而当地的国际学校中,也有很多来自韩国、日本的小留学生。
在加拿大多伦多,为了感受更好的英语环境,良美专门带孩子搬家,从多族裔杂居的市中心搬到了白人相对集中的郊区。
受访陪读家庭中,小留学生一般从小学或者初中时离开中国,年龄在6-13岁不等。在价值观、世界观尚未形成之际,他们更容易掌握一门新的语言,感受不同文化的碰撞。不过,在“多语成长”的环境中,有时候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冲突”。
张欣说,很多加拿大的小留学生在当地接受英文教育,结果长大后中文都说不利索,“更别说写了”。在张欣决定给孩子转学的诸多理由中,“不让孩子忘记母语”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小留学生们逐渐长大,他们未来的发展路径也提上日程。
过去,有一些陪读家庭会通过华侨生联考,让孩子回归国内主流教育体系,以较低门槛获得重点大学入场券。不过,柳莹觉得这条路径并不好走。
“基本不会考虑华侨生联考,因为政策变动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柳莹认为,把留学当跳板、试图弯道超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小留学生的家长们也并不放任孩子们的学习,“付出这么大代价陪读,不会只想混个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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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如果在国内,可能连冰场门票都不够。”海丽笑道。
“最怕的就是生病和意外”
当作出留学决定,陪读家庭的分工大都相似——妈妈出国陪读,爸爸留下赚钱。日常生活中,爸爸们大都通过网络电话联系妻儿。只有在节假日时,才能打“飞的”两地相聚。
据陪读妈妈们介绍,如此分工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参与家庭育儿工作多,照顾孩子更有优势,另一方面则跟当地入境政策有关。
柳莹说,在马来西亚,陪读签证只发给女性直系亲属,“所以在这边看到陪读小留学生的,大多数是妈妈或者姥姥”。
在异国他乡,小留学生的生活全靠有限的长辈照料。一旦她们生病或者发生意外,小家庭运转基本停摆。
在马来西亚多年,柳莹认识不少同样经历的中国妈妈,也听过不少让人唏嘘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一拖二”的陪读妈妈在家中遭遇入室盗窃,“母子三人正在睡觉,突然刀就架在脖子上了”。虽然后续没有造成人员伤害,但给孩子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还有一次,一位在陪读的中国妈妈夜间猝死在公寓。次日孩子准备和他人结伴上学时,才被其他中国妈妈发现。柳莹说,因孩子爸爸一时间无法入境,遇难妈妈的后事靠其他中国陪读妈妈协力帮助才办好。等爸爸紧急签证下来后,孩子才被安全带回国。
“陪读妈妈们最怕的就是生病和意外,脑子中一根弦绷得特别紧。偶尔回到国内反而容易生病,那是因为那根弦终于有机会松了下来。”柳莹说。
奔赴加拿大前,上海妈妈良美带足了药品。她说,“我把自己能够预见到的各种药,像感冒药、抗生素等都带过来了。”饶是如此,刚来加拿大不久,良美就去看了一次病。
“腰闪了,一直觉得不舒服,后来在朋友陪伴下还是决定去看医生。”良美说,当时去到了一家诊所(Clinic)。“整个过程都能和医生正常语言沟通,也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复杂。”不过,良美担心,如果以后遇到孩子发烧这样的“大麻烦”,她还是心怀忐忑。
有条件的家庭也会选择父母同时陪读。
广州妈妈张欣和先生在国内从事化妆品行业,因为孩子出国留学,二人也先后到达温哥华和吉隆坡陪读。张欣认为,父母的共同陪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如果只有妈妈一人陪读,不仅对孩子成长不利,还会引发诸多家庭矛盾。
不过,无论陪读方案多么周密,中西教育的诸多差异,依然会带来考验。
张欣的孩子此前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公立学校读书,每年学费约9万元人民币。但是“硬件几乎没有”:用张欣的话说,“学校也没防护栏也没保安,大门敞开着,让人没有安全感”。
当地的快乐教育理念也让张欣焦虑。
“孩子上学的前几个月,老师一直在教ABC字母。孩子回家后,我问她一天都干啥了,她就说老师一直叫我们玩。加拿大冬季时常下雪,孩子们常常就在操场上打雪仗。”张欣说。
在多方因素作用下,张欣决定把孩子转学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在一家私立国际学校读书。
“未来,是开放式的”
在马来西亚新山,柳莹的女儿日常要使用三门语言。
“在家说中文,在学校说英语,外面买东西时还需要说几句马来语”。而当地的国际学校中,也有很多来自韩国、日本的小留学生。
在加拿大多伦多,为了感受更好的英语环境,良美专门带孩子搬家,从多族裔杂居的市中心搬到了白人相对集中的郊区。
受访陪读家庭中,小留学生一般从小学或者初中时离开中国,年龄在6-13岁不等。在价值观、世界观尚未形成之际,他们更容易掌握一门新的语言,感受不同文化的碰撞。不过,在“多语成长”的环境中,有时候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冲突”。
张欣说,很多加拿大的小留学生在当地接受英文教育,结果长大后中文都说不利索,“更别说写了”。在张欣决定给孩子转学的诸多理由中,“不让孩子忘记母语”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小留学生们逐渐长大,他们未来的发展路径也提上日程。
过去,有一些陪读家庭会通过华侨生联考,让孩子回归国内主流教育体系,以较低门槛获得重点大学入场券。不过,柳莹觉得这条路径并不好走。
“基本不会考虑华侨生联考,因为政策变动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柳莹认为,把留学当跳板、试图弯道超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小留学生的家长们也并不放任孩子们的学习,“付出这么大代价陪读,不会只想混个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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