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動態] 涿州水患“坐等上令”凸顯的習近平政權危機
習治下，“坐等上令”成“坐等習令”
中國傳統上是個官本位社會，官大壹級壓死人，更不用說高高在上的皇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共產黨統治，非但沒有消滅官本位，反在國家治理中將這壹現象推到極致。然而，坐等上令不是壹般的官本位或官僚主義，後者指的是壹個社會的價值導向以官為本，官員實際主導和支配社會的運行，但坐等上令比官僚主義嚴重得多，它是壹種極端的政治現象，即沒有上面的同意和許可，尤其沒有來自最高領袖的旨意，制度所具有的任何可能性都不能做，否則就違反了政治紀律。在這個意義上，坐等上令是壹種絕對的等級本位制。
在中共統治的多數時期，坐等上令的情況雖也存在，但不很普遍，更多表現的還是壹般的官本位現象。尤其胡錦濤做總書記的拾年，壹方面在廣大的基層，官本位現象照樣存在；另壹方面在高層，則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來自中南海的“訓示”省市大員可聽可不聽，看對地方的利益而定。“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說法，典型反映總書記的地位受到地方諸侯的挑戰。有鑒於此，習近平才要集權，他不允許這種現象的存在。對習而言，只要出自他的政令，無論對錯，地方和部門都要無條件落實，不能打折。可以說，在習時代，坐等上令才真正成為壹種官場現象。
習實行嚴格的等級制統治，用各種黨內規矩和法律條文約束官員，從而完全壓縮了官員的主觀能動性，把他們變成壹群政治機器人。官員不敢、不願也不必負責，壹切聽從上面的指令就好了，上面讓做什麼就做什麼，不讓做就是該做的也不能做。每壹級都聽從上壹級，最上面的那級當然是習近平，這樣下去，坐等上令就變成了坐等習令，習的命令成為裁判壹切行政合法性的依據。邏輯的結果必然如此。
“坐等習令”可能沖擊中共政權
此種政治文化在習時代變成官員的信條，在日常管理中，或許不會顯示太大危害，最多是造成百姓辦事的不便，讓他們抱怨幾聲，但如遇突發事件或危險時刻，像這次涿州的大水，拾幾萬人等著救援，外地救援隊卻還要請示省廳同意，涿州本地政府無權決定，其代價就是讓當地民眾更多受到洪水威脅。
從對習的統治來說，坐等上令因其維護的是中共嚴格的等級制和習的無上權威，表面看似乎有利他的政權穩固，但這同時也在為政權掘墓，因為此種僵硬的體制和政治文化很難適應變動的世界以及危機肆伏的環境。如果說，分洪決策因事關重大需要慎重權衡，坐等上令則因其已內化為日常行政管理而不為人注意，可它在危險時候產生的後果及連鎖反應，很可能對壹個政權造成嚴重沖擊，甚至導致政權的崩塌。這樣的事例不是沒有，某個官員對某個規定的僵硬堅持讓民眾生命和利益受損，從而讓民眾對政權積蓄已久的不滿發泄出來，掀起反抗運動，致使政權垮台。
習近平其實也明白坐等上令的危害，號令官員要敢於負責敢於任事，然而它根本不可能得到改正，因為這植根於政權統治的內在需要，就此而言，坐等上令是比政治泄洪更嚴重的政權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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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上是個官本位社會，官大壹級壓死人，更不用說高高在上的皇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共產黨統治，非但沒有消滅官本位，反在國家治理中將這壹現象推到極致。然而，坐等上令不是壹般的官本位或官僚主義，後者指的是壹個社會的價值導向以官為本，官員實際主導和支配社會的運行，但坐等上令比官僚主義嚴重得多，它是壹種極端的政治現象，即沒有上面的同意和許可，尤其沒有來自最高領袖的旨意，制度所具有的任何可能性都不能做，否則就違反了政治紀律。在這個意義上，坐等上令是壹種絕對的等級本位制。
在中共統治的多數時期，坐等上令的情況雖也存在，但不很普遍，更多表現的還是壹般的官本位現象。尤其胡錦濤做總書記的拾年，壹方面在廣大的基層，官本位現象照樣存在；另壹方面在高層，則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來自中南海的“訓示”省市大員可聽可不聽，看對地方的利益而定。“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說法，典型反映總書記的地位受到地方諸侯的挑戰。有鑒於此，習近平才要集權，他不允許這種現象的存在。對習而言，只要出自他的政令，無論對錯，地方和部門都要無條件落實，不能打折。可以說，在習時代，坐等上令才真正成為壹種官場現象。
習實行嚴格的等級制統治，用各種黨內規矩和法律條文約束官員，從而完全壓縮了官員的主觀能動性，把他們變成壹群政治機器人。官員不敢、不願也不必負責，壹切聽從上面的指令就好了，上面讓做什麼就做什麼，不讓做就是該做的也不能做。每壹級都聽從上壹級，最上面的那級當然是習近平，這樣下去，坐等上令就變成了坐等習令，習的命令成為裁判壹切行政合法性的依據。邏輯的結果必然如此。
“坐等習令”可能沖擊中共政權
此種政治文化在習時代變成官員的信條，在日常管理中，或許不會顯示太大危害，最多是造成百姓辦事的不便，讓他們抱怨幾聲，但如遇突發事件或危險時刻，像這次涿州的大水，拾幾萬人等著救援，外地救援隊卻還要請示省廳同意，涿州本地政府無權決定，其代價就是讓當地民眾更多受到洪水威脅。
從對習的統治來說，坐等上令因其維護的是中共嚴格的等級制和習的無上權威，表面看似乎有利他的政權穩固，但這同時也在為政權掘墓，因為此種僵硬的體制和政治文化很難適應變動的世界以及危機肆伏的環境。如果說，分洪決策因事關重大需要慎重權衡，坐等上令則因其已內化為日常行政管理而不為人注意，可它在危險時候產生的後果及連鎖反應，很可能對壹個政權造成嚴重沖擊，甚至導致政權的崩塌。這樣的事例不是沒有，某個官員對某個規定的僵硬堅持讓民眾生命和利益受損，從而讓民眾對政權積蓄已久的不滿發泄出來，掀起反抗運動，致使政權垮台。
習近平其實也明白坐等上令的危害，號令官員要敢於負責敢於任事，然而它根本不可能得到改正，因為這植根於政權統治的內在需要，就此而言，坐等上令是比政治泄洪更嚴重的政權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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