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撤離中國的煩惱 富士康現進退兩難
富士康不是個例。根據《China Economist》的壹篇文章，以南京、重慶和洛陽的10家企業數據為參考，叁地典型制造業企業勞動力成本在2005～2010年年均實際增長15.7%，小於同期工業企業年均利潤率增長26.2%的水平；而在2010～2015年，調研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實際年均增長幅度達到了6.9%，而同期企業年均利潤增長率為6.7%。
這是國內制造業企業面臨的壹個普遍困難，勞動力成本增速顯著高於企業利潤增速，壹旦利潤始終無法提升，往往陷入無利可圖的境地，最後只能選擇遷移。
以紡織業為例，過去，我國紡織產業80％以上的產能都聚集在沿海地區，包括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和山東伍省，但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紡織業產能大部分流向了東南亞國家，而非向內陸地區梯度轉移。舉個簡單的例子，2009年，加拿大(专题)運動服裝品牌Lululemon有75%的產品在我國生產，僅有8%在東南亞，到了2020年留在我國的代工產能僅剩9%。
制造業的轉移和變遷是不可逆的，而這未必不是壹個機會，逼迫企業品牌化轉型，擺脫代工廠的宿命，只是，即使強如富士康，也尚未成功。
“搬家”煩惱：產能和市場不可兼得？
我國制造業中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就決定了企業要根據勞動力成本進行產能轉移，但產能的轉移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發展的問題，且還伴隨著不容忽視的風險。像富士康，在越南、印度建廠，雖然勞動力成本是降低了，可由於零部件供應仍嚴重依賴我國，所以運輸的成本反而增加了。
比如印度的金奈工廠，其所需的零組件大多來自廣東，供應鏈拉長之後，存貨和運營成本都會增加，經營風險自然隨之增加。
當然，我國在電子消費領域構建的制造產業鏈條並非堅不可摧。
壹方面，當制造業巨頭不斷將產能轉移到印度、越南，產業聚集效應會驅動新的零部件供應商出現並壯大；另壹方面，關鍵零部件供應商也可能會追隨客戶進行轉移，像深圳華星光電、欣旺達電子和舜宇光學等，已經設法在印度發展業務。
富士康在其中能發揮的作用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大，因為長期積累下，富士康對產業鏈的控制早已滲透到零部件供應。根據美國資管公司普信集團（T.Rowe Price）的估算，富士康自有零件在其出廠金額中所占的比例已經超過30%。這些自有零件的供應商要不要轉移，富士康自然說的算。
不過，對於產能轉移的代工廠而言，產能解決了並不代表萬事大吉，中國制造不可被取代的另壹緣由還在於與之匹配的中國市場，能夠很大程度上消化這龐大的產能，產銷壹體，品牌得以快速擴大市場。而印度、越南等國，當前未必有這個實力。
這主要是受消費實力限制。東南亞各國固然是目前為數不多的增量市場，人口的優勢讓很多巨頭看中了這裡的消費潛力，可當地居民的消費水平仍然普遍低下，很難給品牌帶來類似於我國市場的銷量躍升。
以耐克為例，早從2008年起，耐克等國際性品牌就將位於中國的工廠逐漸遷徙到了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等國，而從業績來看，把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叁個耐克最大代工基地的市場份額加在壹起（电视剧），也不如大中華區市場帶給耐克的銷量。如今，耐克在我國的銷量正在日益下滑。
富士康同樣擔心蘋果在印度、越南的銷量，這關系到切身利益。根據財報，蘋果2022財年在印度的銷售額為40億美元，僅占其全球總收入的1.6%。原因無他，蘋果對印度人來講還是太貴了，根據Canalys和印度政府的統計，2022年印度全職工人的平均月薪為18585盧比（約合226.5美元），而即便是最便宜的機型iPhone SE，其起售價也要49900盧比（約合608.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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