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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普通公民是如何成了國家的敵人
壹個普通公民是如何成了國家的敵人壹個普通公民是如何成了國家的敵人
45歲的阮曉寰，壹個妻子眼中的理想主義者，酷愛讀書的技術天才。壹個關心社會公正的普通人，如何僅僅因為網絡發帖就壹步步成為“國家的敵人”，並於近日被判處7年重刑？
4497天，712篇博文。從2009年1月15日創建博客，到2021年5月9日最後壹次發文——這是中國博客“編程隨想”的傳奇歷程，也是其運營者阮曉寰於近期遭受7年重判的“罪證”。
自從在博客上最後壹次發文至今，“編程隨想”這個名字已銷聲匿跡近兩年。此前，這個博客因常年科普“翻牆技術”以及發表時政評論，而被很多網民熟知。如今，讓它重返公眾視野的，是壹則近日在網上流傳的微信群聊記錄。該記錄顯示，阮曉寰的妻子貝女士在鄰居們的微信群裡求助，稱自己曾因為了丈夫上訴請律師而受到辦案人員的強行訓話施壓，並公開了丈夫“編程隨想”博主的身份，請求鄰居們關注她的個人安危。
這是“編程隨想”第壹次和阮曉寰這個名字發生聯系。此前，雖然已有“編程隨想”被抓的傳言，但無人知道其真實姓名，沒人知道這個在網上為國人普及基本政治常識的“神秘極客”究竟是誰。
今年45歲的阮曉寰，2021年5月10日被警方從上海家中帶走，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7日被批捕。10月被公訴至上海市第贰中級人民法院，並於10月13日立案審理。
2023年2月10日，阮曉寰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並處罰款2萬。隨著壹審判決書的公布，這起因言獲罪的案件才真正浮出水面，並引發巨大關注。海外互聯網上，很多人加入了對阮曉寰被重判的抗議，並表達對他的聲援，贊譽他為“用技術對抗極權的英雄。”
“我從不認為他的行為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近日，阮曉寰的妻子貝女士在接受NGOCN采訪時表示。據她介紹，阮曉寰在被抓後，就承認了相關博文是他寫的，而他的目的是“讓國家變得更好”。此前，她在鄰居們的微信群聊裡為自己的丈夫辯護：“他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信息安全系統總工程師，他為國家做過貢獻的。” “他是愛國的。”她說。
貝女士在鄰居微信群聊貼出阮曉寰的獎狀，以證明他曾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信息安保項目獲獎。圖片來自網絡
突如其來的抓捕
2021年5月10日中午12點左右，上海楊浦區，貝女士家的門鈴響起。
她以為是上午叫的送水工到了，沒有多想，便喊當時在書房裡的丈夫阮曉寰前去開門。過了壹會，她聽到門口傳來“不許動”和輕微扭打聲，她趕緊跑到門口，才發現大門敞開，不見丈夫的身影，而壹名身形瘦削的男子徑自闖入家中。
“你要入室搶劫嗎？”貝女士質問眼前身份不明的不速之客。
為首的男子掏出證件，表明是辦案的公安人員。隨後，陸續進來了近拾人，有的穿警服，有的是便衣。壹行人進入家中後先是仔細搜查了書房（即阮曉寰平時工作的地方），時間很長，“幾乎翻了個底朝天”。隨後再逐個房間搜查。
“他們大概有拾個人左右，叁肆個人盯著我，把我攔在（被搜查房間）外面，兩叁個在客廳，叁肆個在書房，還會換班，”貝女士說。
搜查期間，辦案人員時不時向貝女士套話，並說阮曉寰在海外平台發表的文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情很嚴重，阮曉寰會被判伍年以上。搜查持續到次日凌晨兩叁點。貝女士被帶到上海楊浦區公安局接受盤問，並被告知其丈夫此時也在隔壁審訊室接受訊問。壹直到早上柒點左右，警察才派警車將她送回住所。
丈夫被捕的當天，貝女士形容自己“腦海裡壹片空白”。手機被收走、無法求救、也無法上網查詢這樣的入室搜查是否合法，她深感無力。她回憶，當她質疑辦案人員是否有搜查證，對方告知她，“我們那麼多人穿著公安制服，在辦案，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搜查證是第叁天才向貝女士出示的。而壹直到阮曉寰被抓兩周後，她才收到相關拘留證書。
貝女士說，在丈夫被抓後的壹個月內，她身體狀況極差，常因焦慮擔憂而難以入眠。那時，她對丈夫具體寫了什麼被加上這麼嚴重的罪名全然不知，也不解為何常年從事技術工作、曾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信息安全保障做出巨大貢獻的丈夫，竟會被扣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
她回憶，丈夫被抓幾個月後，有鄰居告訴她，公安在逮捕行動前的幾個月，就租下了她家樓上的壹間房，用以監聽他們，對面那棟樓也有監視他們住所的人員。這些雖然只是鄰居的說法，但讓她開始慢慢回憶起來壹些細節。那段時間裡，樓上的廁所常傳來漏水聲。但當她和阮曉寰上樓敲門，要求對方配合物業檢查，對方卻堅持拒絕開門。她還想起來，丈夫在被抓的前壹兩年，常向她抱怨家裡總是斷網。因為經常發現網絡異常，他也愈發謹慎，有時壹起出去散步時，常說“要殺個回馬槍”，返回住所查看有無異樣。這些“蛛絲馬跡”，都是她在丈夫被捕後才壹壹串聯起來的。
2021年5月10日，阮曉寰與上門抓捕他的警察發生沖突，這是他被打碎的眼鏡。圖片由貝女士提供
秘密審判
壹幅被打碎鏡片的絲邊眼鏡，靜靜地放在家裡。這是2021年5月10日那天，阮曉寰被抓之時，和警察發生肢體沖突時被損壞的眼鏡。“我們會為他配壹副新眼鏡。”抓捕那天，警察把破碎的眼鏡還給了她。
從那壹天開始，到2023年2月10日公開宣判，近兩年的時間裡，阮曉寰的情況壹直不為外人所知，家屬也知之甚少。盡管拘留證和批捕證上寫明了阮曉寰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但對貝女士來說，很長壹段時間，她並不知道網絡上傳說的博主“編程隨想”，就是她的丈夫阮曉寰。她根本不知道他曾經具體寫了什麼、做了什麼。
“我們平時不太交流時政。只記得大學時他跟我說過’六肆’的事情，但後來談得很少。”她回憶。
1996年，他們壹起到華東理工大學化工系上大學，並成為同班同學。大學時，他們經常在晚上壹起散步聊天。在貝女士眼裡，阮曉寰對天文地理、科學技術、哲學歷史無所不知，聊天中，她總會驚訝於他的閱讀量之大、知識面之廣。
畢業後，阮曉寰進入了網絡安全行業，而貝女士則加入外企，2004年他們結婚。婚後，日益繁忙的工作令兩人深入交流的時間逐漸減少。貝女士記得，雖然阮曉寰也會主動說起壹些熱點案件，或者批評壹些社會問題，但談論時政並不多，而且習慣了外企寬松環境的她，對這些也少有體會。加之她本身對政治不敏感，她與阮曉寰談論政治更是少之又少，只隱約記得他在提起壹件時事新聞時說過“你不關心政治，政治就會來關心你”之類的話。
依家人對阮曉寰的了解，他平時言論並不“極端”，也從未說起過“編程隨想”博客。“壹聽到（被捕）這個消息之後，我們都呆了。”他的媽媽說。家人以為他只是看了網上的文章，發表了壹些敏感的觀點，且2021年恰逢中共建黨壹百周年，網警收緊管控，所以才被抓。也正是因為家人沒意識到“這麼嚴重”，壹開始，她們只是請了上海本地的律師為阮曉寰辯護。
但律師的介入並不順利。據貝女士介紹，家人先後聘請了叁批律師，都是上海當地律師。但律師都被有關方面要求簽署“保密協議”，並且不得向家屬透露案情。
貝女士說，在案件偵查期間，她就讓律師前去會見，但辦案機關以律師會見會妨礙偵查予以拒絕，所以整個偵查期間都不許律師會見。盡管家屬質疑這是否違背了相關的法律規定，也屢次到信訪局投訴，但都沒有任何結果。壹直到2021年8月中旬，案件轉交檢察院後，在家屬多次催促和懇求下，律師才於9月29日第壹次會見到阮曉寰，而此時距離他被抓已過去近肆個半月。律師會見阮曉寰後，向貝女士透露阮曉寰已認罪。貝女士追問是認行為事實還是認罪認罰了，律師卻含糊其辭。2021年10月1日，貝女士給檢察院寫信，對案件的定性表示質疑。
2021年10月13日，上海市第贰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審理。2022年3月，因上海疫情管控，案件審理被“中止”。到2022年六、柒月份，上海的封控逐步放開，但家屬被告知審理仍處於中止狀態。阮曉寰年邁的父母（86歲的父親和76歲的母親）曾給法官打電話，懇求盡快恢復審理，不要停滯在無休止的中止狀態。收到的答復卻是：“現在疫情還沒過去啊…” “而且積壓的案子很多，不是你們壹個案子，你們要耐心等待。”
“難道疫情不過去，案子也就壹直是中止狀態嗎？”貝女士對此感到不解和氣憤。壹直到2022年12月，全國都放開封控時，此案仍未恢復審理。
時間進展到2023年2月7日，此案突然迎來了意想不到的轉變。當天，律師致電貝女士，通知她丈夫的案件將在叁天後公開宣判，允許家屬到場。但荒謬的是，此前的幾個月裡，沒有任何人告知家屬，此案已恢復審理。貝女士隱約知道2021年12月左右本案已經開庭審理了，但不知開庭審理了幾次，也不知道是什麼程序將審理久拖不決，後又遇疫情原因“中止”，使整個壹審歷時長達壹年肆個月。
由於公開宣判的通知太突然，加上年事已高，阮曉寰遠在福建的父母無法趕來。宣判當日，只有貝女士壹人作為家屬到場。聽眾席上，同時還有伍六名公安人員。
“壹個癡迷電腦、熱愛讀書的技術狂”，父母眼中“正直的孩子”
案發近兩年來的時間裡，阮曉寰的家人壹直對外保持低調。貝女士表示，這主要是因為家人原先根本不知道他的博主身份，也不了解他具體寫了什麼，難以判斷案情情況。同時，也擔心對外聲張會得罪司法部門，不利於判決。
如今，壹審判決書的語焉不詳加深了貝女士的疑問。在她看來，判決書隱瞞了很多信息。其中包括，判決書裡並未列明阮曉寰具體寫了哪些煽動顛覆國家的文章，甚至連他的個人博客號都未提及。
這讓她意識到，她“壹定要去了解他們到底想要隱瞞什麼？”她希望能捋清案件的前因後果。但這對她來說，並不容易。在2021年丈夫被捕的當天，她的華為MateBook、蘋果手機等曾被警方收走，並索要了密碼，用於“檢查”。過了幾天後警方才歸還她，並警告她：用MateBook看視頻沒有問題，但不能用來上“敏感”網站。這讓她懷疑自己的MateBook、手機等通訊設備時刻處於監控之下，甚至家中可能都有竊聽設備。為了避開監控，她只好去網吧上網。
通過網絡，貝女士才最終確定，丈夫就是媒體曾報道過的於2021年5月失聯的“編程隨想”博主。她想起，辦案的警察曾經告訴她，阮曉寰寫過700多篇博文，“其中100余篇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她也想起，丈夫喜歡壹部名為《V字仇殺隊》的電影，那裡面有壹位頭戴面具反抗極權政府的自由斗士，即“V字怪客”，也是“編程隨想”敬佩和崇尚的。時間、發文數量、寫作的語氣、價值觀等的完全吻合，使她確認了丈夫的博客身份。尋找丈夫的網絡身份的這個過程，也解開了困擾貝女士近兩年的謎團，她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日常生活之外，還有這樣的壹面。
“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詞（來形容他遭受的待遇），但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會判他這麼重了。” 貝女士說，當她終於確信，自己的丈夫就是“編程隨想”後，曾忍不住在網吧裡失聲痛哭。
在妻子的印象裡，阮曉寰壹直是個癡迷電腦、熱愛讀書的技術狂，“與政治並沒什麼交集”。
貝女士回憶，雖然本科學的是化工專業，但阮曉寰熱衷於鑽研電腦技術和軟件開發。在上大學時，他就與室友集資買了壹台電腦，輪流上機來練習。為了能有更多時間學習電腦，他不惜放下專業課，趁室友白天去上課時在宿舍上機。因為他的勤奮好學，早在大壹，他就因出色的計算機水平成為年級的傳奇人物。同學們但凡有什麼想不明白的計算機問題都會來問他。而他不僅壹壹解答，還專門組織每周贰晚上給同學答疑，助他們備考計算機能力測試。
在阮曉寰父母的眼中，兒子從小就很正直，並且樂於助人。“小學贰叁年級時，他連在上學路上撿到錢都要站在原地等失主。怕上學來不及了，才去學校，把錢交給老師。”這是父母對兒子的記憶。如今，身為退休大學教授的父親已經85歲，母親也已經76歲，老兩口擔憂著兒子的安危，日夜難眠。
而在妻子眼中，正是因為大學期間，阮曉寰身上表現出的那種淳樸正直、樂於助人和博學又鑽研的特質，吸引了她，最終才讓兩人結為伴侶。
曾輟學投入軟件開發 辭職後認定“無償和開源是更大貢獻”
據貝女士介紹，大學期間的阮曉寰雖然是自學計算機，但不凡的技術卻讓他備受學校計算機系教授的青睞。大叁時，他開始為校產的軟件公司開發程序，還以跨專業“特聘”的身份加入了計算機系教授的研發團隊。甚至，教授還專門致電阮曉寰父母，問他們如何培養出這麼優秀的“苗苗”。大肆時，他因投身軟件項目，沒有完成化工系的畢業環節，面臨無法畢業的情況。盡管教授建議他轉到計算機系，並承諾只需多學壹年就給他計算機系的畢業文憑，但他仍然選擇輟學，全心投入到軟件開發中。他認為，對掌握日新月異的技術而言，時間遠比文憑重要。
輟學後的阮曉寰憑借過硬的技術在各大網絡安全公司嶄露頭角，很快就從程序員壹路晉升至項目經理、技術總監、CTO。2008年，北京啟明星辰公司承接了奧運會信息安全系統的項目，當時阮曉寰是公司的研發總監，他也因此成為奧運會信息安全保障系統的總工程師和項目負責人，因他“帶領研發團隊高質量完成了奧運信息安保任務”，也受到公司的表彰。
2012年左右，阮曉寰為了能有更多時間鑽研自己感興趣的前沿技術選擇離職。辭職後，他把“工作”地點從公司搬回了自家書房，開始獨自研究，無償開發開源軟件。在他看來，無償和開源是為社會做更大貢獻的方式。編程、看書、看新聞，除了吃飯和每周定期出門騎車外，他幾乎舍不得出書房。在貝女士看來，離職後的他甚至比工作時更忙。“就連我平時叫他出書房吃飯，他都要發脾氣的。”她說。
2014年阮曉寰旅游時的照片。貝女士形容那時的他是“陽光的、健康的、自由的”。圖片由貝女士提供
這種“工作狂”特質也在“編程隨想”的博客中得到印證。2017年11月的秋天，阮曉寰的過敏性哮喘發作。由於接受激素藥物注射引發全身性紅皮病，病情嚴重，醫生建議他直接住院，但他堅持回家臥床休養。貝女士當時並沒多想，以為他只是不喜歡醫院的環境，便同意了。臥床沒到拾幾天，他就讓照顧他的母親把電腦搬到臥室床上。如今貝女士才知道，就是在患病的那段時間，他也沒有忘記更新自己的博客。
“想起來我都很難過，那段時間他真的身體狀態非常不好，我甚至害怕他會突然出意外。”而同壹時間段，編程隨想的博客發文中，每次都道歉“最近太忙”發文慢了些。回想起丈夫的執著，她不禁有些哽咽。
阮曉寰在書房工作的書桌。在他被捕後，位置有所調整，物品原封不動。桌上的綠色小桌子是2017年底至2018年初，他重病臥床時在床上工作用的桌子。圖片由貝女士提供
在貝女士心裡，阮曉寰非常理想主義。據她介紹，他對認准的事情拾分執著。長期從事網絡安全工作培養了他在意細節、追求完美的嚴謹性格。另外，他博學多識，平時喜歡讀書，兩叁天就能看完壹本，閱讀量極大。甚至有時他還會因為懂的多而有點“張狂”，會給人開書單，有時還會責備貝女士不看他推薦的書。“他碰到聊得來的人會滔滔不絕，對事情窮追到底。但如果發現對方不在壹個層次，就慢慢不談了。”
壹個“科技狂人”為什麼會關心政治？當丈夫出事後，回望過去時，貝女士才想到，根據阮曉寰的價值觀和性格，這其實並不奇怪。
她說，在多年共同的生活中，她壹直能感受到他有壹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家國情懷，並且熱切渴望不公正的社會現狀會有改變。“作為壹個有知識、有情懷、又愛國的人，他會這樣也不難理解。”她說。
據她介紹，阮曉寰壹直對社會時事保持著關注。她記得，他曾批評國內癌症治療的高昂收費，而且不少醫療治療方案只考慮經濟效益，不人性化。他的母親則回憶，他上小學時，就曾說自己擔憂環境污染影響人類的問題。
事實上，關於阮曉寰的成長經歷，從他的博客中也可以壹窺端倪。據“編程隨想”的開博介紹顯示，他在2009年1月15日建博之初，只是想分享壹些編程和技術研發的經驗心得。但他的心態在幾個月後發生了轉變。2009年6月11日，阮曉寰在博客中發表了壹篇博文，題為《是該寫點技術以外的東西了》。在這篇文章裡，他寫到當年（也就是“六肆”贰拾周年）伍、六月份，當局壹連封殺了多個外網，如伍月封殺BlogSport、六月封殺推特、必應等。盡管當局早在1998年左右就開始啟用防火長城，但短時間內接贰連叁的封殺，還是讓他感受到技術企及的自由空間正被極速壓縮。
他寫道：“從這個（封殺）新聞來看，似乎‘偉光正’（指代當局）覺得設立在互聯網國際出口的 GFW（防火長城，Great Fire Wall的縮寫）還不夠爽，還想更進壹步：在每壹個人的每壹台電腦上也設立壹個 GFW，把壹切信息都牢牢掌控在黨的手裡。如果真的到了這壹天，那大伙兒還有什麼自由可言？還有什麼人權可言？”
也許正因無法容忍技術被用來進壹步打壓自由與人權，加上性格裡的正直和較真，他“不想再保持沉默”，決心反其道而行，“寫點技術以外的東西”。此後，他開始利用專業知識在博客上教網友翻牆上網、隱匿身份，揭露被封殺的新聞和數據，分享各類書籍，撰寫大量政治評論。從“劉曉波獲諾獎”到“六肆”紀念，從“茉莉花革命”、“709大抓捕”到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再到新疆棉和武漢疫情，近拾年重大的社會事件及運動，幾乎都留下了他評論的印跡。直到2021年5月9日，也就是他被捕的前壹天，他仍在分享《論民主》等政治書籍。
“看到這些的時候我非常後悔，我覺得自己應該早點學會翻牆，就能早點知道他的身份，壹審請律師時就會更有方向，就不會讓他受這麼長時間苦。看不到東西和看得到東西是完全不壹樣的。我能體會到我老公做這些的意義了……”貝女士說。
妻子法庭上看到他求助的眼神，父母擔心“等不到他回來”
時隔壹年零九個月，2023年2月10日宣判那天，貝女士才再次見到了丈夫阮曉寰。
由於法庭要求佩戴口罩，她只能看見他鼻梁以上的部分。與上次見他相比，眼前的他變得滿頭白發，瘦得驚人。“雖然被抓之前，他也有白發，但（那時）是白發夾雜在黑發裡面，現在卻是黑發夾雜在白發裡面。”她如此形容，“我和他在壹起這麼長時間，從來沒見過他這麼瘦的壹個狀態，從來沒有。再怎麼辛苦也從來沒有。”這與此前壹審律師向她描述的“他狀況很好”截然相反。她為此心痛不已。
庭審結束後，阮曉寰被兩名法警帶走。期間他不斷回頭用眼神向貝女士求助，眼裡流露著飽受不公的苦楚。看到此景，貝女士忍不住隔著口罩輕聲說了壹句：“上訴”。
“我當時覺得我就是唯壹能救他的人。”她說。
丈夫在法庭上求助的眼神讓貝女士無法釋懷，另外，壹審判決書對丈夫行為的認定，以及壹些明顯的錯誤，則讓她強烈地感受到壹審司法不公。判決書裡連阮曉寰發表了哪些言論是“煽顛”都沒有列出。她告知NGOCN，判決書證物裡提及扣押的蘋果手機並不是阮曉寰的，而是她的；判決書中提及的那部小米手機壞了，壹直放在客廳，無人使用，且兩部手機在被搜走幾天後都已歸還，並不存在扣押壹說。此外，阮曉寰也沒有華為筆記本，只有華為手機。被搜走扣押的他的壹台戴爾筆記本和壹台聯想ThinkPad筆記本電腦，卻都沒在扣押證物裡列明。
她表示，“（舉證）如此草率，家屬不得不質疑他們對證據的嚴肅性、真實性、取信程度有多少？”
阮曉寰的判決書。圖片來自網絡
另外，判決書上寫的“辯護人對於起訴指控的事實及罪名不持異議”，也讓她質疑壹審代理律師是否盡責。丈夫被捕後，她花了大量時間自學刑法等法律知識，明白當事人認罪利於減刑，但卻無法理解律師為何“不持異議”。“律師應該根據法律事實和證據做他應該做的獨立辯護。如果對起訴的罪名和事實不持異議，那辯護體現在哪裡呢？”此前，她就懷疑上海司法機關對本地律師施壓，她決心要將贰審律師換為更有經驗的外地人權律師，為丈夫爭取公正的司法判決。
2月20日，貝女士與兩位北京人權律師尚寶軍與莫少平簽署辯護委托協議。然而，她的委托並不順利。就在前往北京簽署律師委托書的前壹天，她就受到了公安人員的上門圍堵和約談，警告她不要和莫少平律所簽辯護委托。事後證明，即便成功簽署協議後，其辯護工作也遭遇重重阻撓。
3月9日，尚寶軍律師在壹直無法聯系到承辦法官安排閱卷的情況下，前往上海楊浦看守所申請會見阮曉寰。此次會見遭到了拒絕。尚律師被告知，上海高院指派了兩名法律援助律師，後查實包括壹審辯護的陸律師，及其同壹律所的另壹名律師。尚律師曾向媒體表示，這是當局常用的“占位”之舉：由於每位當事人至多可有兩名律師，指定兩名法援律師可以阻止家屬聘請的律師介入。
為此，貝女士多次致電承辦此案的上海高院須梅華法官，要求其撤銷法律援助，或是提供阮曉寰在知道家屬已另外委托尚、莫2位律師的情況下，仍選擇法援律師的書面證據。除此之外，她不斷通過12368溝通法援占位要求糾正，還向12309中國檢察網、上海高院督查室投訴。然而，這些訴求或是遭到推脫，或是被稱轉交相關機構，或被告知不在受理范圍內，目前都未得到任何正面答復。3月23日下午，她到上海高院信訪接待處，投訴須梅華法官侵犯當事人合法辯護權益，要求撤銷法援，在她的堅持下，接待的法官做了記錄並投訴到刑事廳廳長。3月28日的上午，貝女士再次給須梅華法官打去電話，但沒有被接通。
“作為家屬，我們壹直非常配合司法機關，但現在得到這樣的結果。我們家屬不能接受這樣的判決。這個判決是合法合理的嗎？”貝女士質疑。當下，她最重要的努力方向是讓法院能撤除“官派”的法援律師，允許家屬委任的律師做贰審辯護。她呼吁，希望更多的人來關注這個案件。 她說，壹審判決存在明顯問題，家屬強烈質疑。現在是上訴贰審階段，她會盡最大的努力，確保贰審司法公正，讓丈夫盡早恢復自由。
阮曉寰年邁的父母也為兒子呼吁：“我們不理解，曾經對國家做出這麼多貢獻的青年，只是發表了些對腐敗與現實不滿的看法，就被這樣對待。他只是想國家更好，人民更幸福。這樣的判決我們不能接受！”他們年事已高，擔心等不到被重判的獨子回家。
2023年3月24日，壹些網友在“編程隨想”博客上留言。圖片來自網絡
如今，距離阮曉寰被抓已過去近兩年。在他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7年重刑的消息傳來之後，他的“編程隨想”博客下，湧入了許多網友，他們感謝他曾經做過的壹切，並為他祈禱：“不求你再發文，只願你平安。”“希望迎來最終的黎明。”
她的妻子則在為他的健康擔心。法庭上他瘦削的身影和求助的眼神壹直縈繞在她心裡。“我希望他能早壹天回到家中，讓身體慢慢恢復起來。”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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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4497天，712篇博文。從2009年1月15日創建博客，到2021年5月9日最後壹次發文——這是中國博客“編程隨想”的傳奇歷程，也是其運營者阮曉寰於近期遭受7年重判的“罪證”。
自從在博客上最後壹次發文至今，“編程隨想”這個名字已銷聲匿跡近兩年。此前，這個博客因常年科普“翻牆技術”以及發表時政評論，而被很多網民熟知。如今，讓它重返公眾視野的，是壹則近日在網上流傳的微信群聊記錄。該記錄顯示，阮曉寰的妻子貝女士在鄰居們的微信群裡求助，稱自己曾因為了丈夫上訴請律師而受到辦案人員的強行訓話施壓，並公開了丈夫“編程隨想”博主的身份，請求鄰居們關注她的個人安危。
這是“編程隨想”第壹次和阮曉寰這個名字發生聯系。此前，雖然已有“編程隨想”被抓的傳言，但無人知道其真實姓名，沒人知道這個在網上為國人普及基本政治常識的“神秘極客”究竟是誰。
今年45歲的阮曉寰，2021年5月10日被警方從上海家中帶走，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7日被批捕。10月被公訴至上海市第贰中級人民法院，並於10月13日立案審理。
2023年2月10日，阮曉寰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並處罰款2萬。隨著壹審判決書的公布，這起因言獲罪的案件才真正浮出水面，並引發巨大關注。海外互聯網上，很多人加入了對阮曉寰被重判的抗議，並表達對他的聲援，贊譽他為“用技術對抗極權的英雄。”
“我從不認為他的行為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近日，阮曉寰的妻子貝女士在接受NGOCN采訪時表示。據她介紹，阮曉寰在被抓後，就承認了相關博文是他寫的，而他的目的是“讓國家變得更好”。此前，她在鄰居們的微信群聊裡為自己的丈夫辯護：“他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信息安全系統總工程師，他為國家做過貢獻的。” “他是愛國的。”她說。
貝女士在鄰居微信群聊貼出阮曉寰的獎狀，以證明他曾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信息安保項目獲獎。圖片來自網絡
突如其來的抓捕
2021年5月10日中午12點左右，上海楊浦區，貝女士家的門鈴響起。
她以為是上午叫的送水工到了，沒有多想，便喊當時在書房裡的丈夫阮曉寰前去開門。過了壹會，她聽到門口傳來“不許動”和輕微扭打聲，她趕緊跑到門口，才發現大門敞開，不見丈夫的身影，而壹名身形瘦削的男子徑自闖入家中。
“你要入室搶劫嗎？”貝女士質問眼前身份不明的不速之客。
為首的男子掏出證件，表明是辦案的公安人員。隨後，陸續進來了近拾人，有的穿警服，有的是便衣。壹行人進入家中後先是仔細搜查了書房（即阮曉寰平時工作的地方），時間很長，“幾乎翻了個底朝天”。隨後再逐個房間搜查。
“他們大概有拾個人左右，叁肆個人盯著我，把我攔在（被搜查房間）外面，兩叁個在客廳，叁肆個在書房，還會換班，”貝女士說。
搜查期間，辦案人員時不時向貝女士套話，並說阮曉寰在海外平台發表的文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情很嚴重，阮曉寰會被判伍年以上。搜查持續到次日凌晨兩叁點。貝女士被帶到上海楊浦區公安局接受盤問，並被告知其丈夫此時也在隔壁審訊室接受訊問。壹直到早上柒點左右，警察才派警車將她送回住所。
丈夫被捕的當天，貝女士形容自己“腦海裡壹片空白”。手機被收走、無法求救、也無法上網查詢這樣的入室搜查是否合法，她深感無力。她回憶，當她質疑辦案人員是否有搜查證，對方告知她，“我們那麼多人穿著公安制服，在辦案，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搜查證是第叁天才向貝女士出示的。而壹直到阮曉寰被抓兩周後，她才收到相關拘留證書。
貝女士說，在丈夫被抓後的壹個月內，她身體狀況極差，常因焦慮擔憂而難以入眠。那時，她對丈夫具體寫了什麼被加上這麼嚴重的罪名全然不知，也不解為何常年從事技術工作、曾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信息安全保障做出巨大貢獻的丈夫，竟會被扣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
她回憶，丈夫被抓幾個月後，有鄰居告訴她，公安在逮捕行動前的幾個月，就租下了她家樓上的壹間房，用以監聽他們，對面那棟樓也有監視他們住所的人員。這些雖然只是鄰居的說法，但讓她開始慢慢回憶起來壹些細節。那段時間裡，樓上的廁所常傳來漏水聲。但當她和阮曉寰上樓敲門，要求對方配合物業檢查，對方卻堅持拒絕開門。她還想起來，丈夫在被抓的前壹兩年，常向她抱怨家裡總是斷網。因為經常發現網絡異常，他也愈發謹慎，有時壹起出去散步時，常說“要殺個回馬槍”，返回住所查看有無異樣。這些“蛛絲馬跡”，都是她在丈夫被捕後才壹壹串聯起來的。
2021年5月10日，阮曉寰與上門抓捕他的警察發生沖突，這是他被打碎的眼鏡。圖片由貝女士提供
秘密審判
壹幅被打碎鏡片的絲邊眼鏡，靜靜地放在家裡。這是2021年5月10日那天，阮曉寰被抓之時，和警察發生肢體沖突時被損壞的眼鏡。“我們會為他配壹副新眼鏡。”抓捕那天，警察把破碎的眼鏡還給了她。
從那壹天開始，到2023年2月10日公開宣判，近兩年的時間裡，阮曉寰的情況壹直不為外人所知，家屬也知之甚少。盡管拘留證和批捕證上寫明了阮曉寰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但對貝女士來說，很長壹段時間，她並不知道網絡上傳說的博主“編程隨想”，就是她的丈夫阮曉寰。她根本不知道他曾經具體寫了什麼、做了什麼。
“我們平時不太交流時政。只記得大學時他跟我說過’六肆’的事情，但後來談得很少。”她回憶。
1996年，他們壹起到華東理工大學化工系上大學，並成為同班同學。大學時，他們經常在晚上壹起散步聊天。在貝女士眼裡，阮曉寰對天文地理、科學技術、哲學歷史無所不知，聊天中，她總會驚訝於他的閱讀量之大、知識面之廣。
畢業後，阮曉寰進入了網絡安全行業，而貝女士則加入外企，2004年他們結婚。婚後，日益繁忙的工作令兩人深入交流的時間逐漸減少。貝女士記得，雖然阮曉寰也會主動說起壹些熱點案件，或者批評壹些社會問題，但談論時政並不多，而且習慣了外企寬松環境的她，對這些也少有體會。加之她本身對政治不敏感，她與阮曉寰談論政治更是少之又少，只隱約記得他在提起壹件時事新聞時說過“你不關心政治，政治就會來關心你”之類的話。
依家人對阮曉寰的了解，他平時言論並不“極端”，也從未說起過“編程隨想”博客。“壹聽到（被捕）這個消息之後，我們都呆了。”他的媽媽說。家人以為他只是看了網上的文章，發表了壹些敏感的觀點，且2021年恰逢中共建黨壹百周年，網警收緊管控，所以才被抓。也正是因為家人沒意識到“這麼嚴重”，壹開始，她們只是請了上海本地的律師為阮曉寰辯護。
但律師的介入並不順利。據貝女士介紹，家人先後聘請了叁批律師，都是上海當地律師。但律師都被有關方面要求簽署“保密協議”，並且不得向家屬透露案情。
貝女士說，在案件偵查期間，她就讓律師前去會見，但辦案機關以律師會見會妨礙偵查予以拒絕，所以整個偵查期間都不許律師會見。盡管家屬質疑這是否違背了相關的法律規定，也屢次到信訪局投訴，但都沒有任何結果。壹直到2021年8月中旬，案件轉交檢察院後，在家屬多次催促和懇求下，律師才於9月29日第壹次會見到阮曉寰，而此時距離他被抓已過去近肆個半月。律師會見阮曉寰後，向貝女士透露阮曉寰已認罪。貝女士追問是認行為事實還是認罪認罰了，律師卻含糊其辭。2021年10月1日，貝女士給檢察院寫信，對案件的定性表示質疑。
2021年10月13日，上海市第贰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審理。2022年3月，因上海疫情管控，案件審理被“中止”。到2022年六、柒月份，上海的封控逐步放開，但家屬被告知審理仍處於中止狀態。阮曉寰年邁的父母（86歲的父親和76歲的母親）曾給法官打電話，懇求盡快恢復審理，不要停滯在無休止的中止狀態。收到的答復卻是：“現在疫情還沒過去啊…” “而且積壓的案子很多，不是你們壹個案子，你們要耐心等待。”
“難道疫情不過去，案子也就壹直是中止狀態嗎？”貝女士對此感到不解和氣憤。壹直到2022年12月，全國都放開封控時，此案仍未恢復審理。
時間進展到2023年2月7日，此案突然迎來了意想不到的轉變。當天，律師致電貝女士，通知她丈夫的案件將在叁天後公開宣判，允許家屬到場。但荒謬的是，此前的幾個月裡，沒有任何人告知家屬，此案已恢復審理。貝女士隱約知道2021年12月左右本案已經開庭審理了，但不知開庭審理了幾次，也不知道是什麼程序將審理久拖不決，後又遇疫情原因“中止”，使整個壹審歷時長達壹年肆個月。
由於公開宣判的通知太突然，加上年事已高，阮曉寰遠在福建的父母無法趕來。宣判當日，只有貝女士壹人作為家屬到場。聽眾席上，同時還有伍六名公安人員。
“壹個癡迷電腦、熱愛讀書的技術狂”，父母眼中“正直的孩子”
案發近兩年來的時間裡，阮曉寰的家人壹直對外保持低調。貝女士表示，這主要是因為家人原先根本不知道他的博主身份，也不了解他具體寫了什麼，難以判斷案情情況。同時，也擔心對外聲張會得罪司法部門，不利於判決。
如今，壹審判決書的語焉不詳加深了貝女士的疑問。在她看來，判決書隱瞞了很多信息。其中包括，判決書裡並未列明阮曉寰具體寫了哪些煽動顛覆國家的文章，甚至連他的個人博客號都未提及。
這讓她意識到，她“壹定要去了解他們到底想要隱瞞什麼？”她希望能捋清案件的前因後果。但這對她來說，並不容易。在2021年丈夫被捕的當天，她的華為MateBook、蘋果手機等曾被警方收走，並索要了密碼，用於“檢查”。過了幾天後警方才歸還她，並警告她：用MateBook看視頻沒有問題，但不能用來上“敏感”網站。這讓她懷疑自己的MateBook、手機等通訊設備時刻處於監控之下，甚至家中可能都有竊聽設備。為了避開監控，她只好去網吧上網。
通過網絡，貝女士才最終確定，丈夫就是媒體曾報道過的於2021年5月失聯的“編程隨想”博主。她想起，辦案的警察曾經告訴她，阮曉寰寫過700多篇博文，“其中100余篇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她也想起，丈夫喜歡壹部名為《V字仇殺隊》的電影，那裡面有壹位頭戴面具反抗極權政府的自由斗士，即“V字怪客”，也是“編程隨想”敬佩和崇尚的。時間、發文數量、寫作的語氣、價值觀等的完全吻合，使她確認了丈夫的博客身份。尋找丈夫的網絡身份的這個過程，也解開了困擾貝女士近兩年的謎團，她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日常生活之外，還有這樣的壹面。
“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詞（來形容他遭受的待遇），但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會判他這麼重了。” 貝女士說，當她終於確信，自己的丈夫就是“編程隨想”後，曾忍不住在網吧裡失聲痛哭。
在妻子的印象裡，阮曉寰壹直是個癡迷電腦、熱愛讀書的技術狂，“與政治並沒什麼交集”。
貝女士回憶，雖然本科學的是化工專業，但阮曉寰熱衷於鑽研電腦技術和軟件開發。在上大學時，他就與室友集資買了壹台電腦，輪流上機來練習。為了能有更多時間學習電腦，他不惜放下專業課，趁室友白天去上課時在宿舍上機。因為他的勤奮好學，早在大壹，他就因出色的計算機水平成為年級的傳奇人物。同學們但凡有什麼想不明白的計算機問題都會來問他。而他不僅壹壹解答，還專門組織每周贰晚上給同學答疑，助他們備考計算機能力測試。
在阮曉寰父母的眼中，兒子從小就很正直，並且樂於助人。“小學贰叁年級時，他連在上學路上撿到錢都要站在原地等失主。怕上學來不及了，才去學校，把錢交給老師。”這是父母對兒子的記憶。如今，身為退休大學教授的父親已經85歲，母親也已經76歲，老兩口擔憂著兒子的安危，日夜難眠。
而在妻子眼中，正是因為大學期間，阮曉寰身上表現出的那種淳樸正直、樂於助人和博學又鑽研的特質，吸引了她，最終才讓兩人結為伴侶。
曾輟學投入軟件開發 辭職後認定“無償和開源是更大貢獻”
據貝女士介紹，大學期間的阮曉寰雖然是自學計算機，但不凡的技術卻讓他備受學校計算機系教授的青睞。大叁時，他開始為校產的軟件公司開發程序，還以跨專業“特聘”的身份加入了計算機系教授的研發團隊。甚至，教授還專門致電阮曉寰父母，問他們如何培養出這麼優秀的“苗苗”。大肆時，他因投身軟件項目，沒有完成化工系的畢業環節，面臨無法畢業的情況。盡管教授建議他轉到計算機系，並承諾只需多學壹年就給他計算機系的畢業文憑，但他仍然選擇輟學，全心投入到軟件開發中。他認為，對掌握日新月異的技術而言，時間遠比文憑重要。
輟學後的阮曉寰憑借過硬的技術在各大網絡安全公司嶄露頭角，很快就從程序員壹路晉升至項目經理、技術總監、CTO。2008年，北京啟明星辰公司承接了奧運會信息安全系統的項目，當時阮曉寰是公司的研發總監，他也因此成為奧運會信息安全保障系統的總工程師和項目負責人，因他“帶領研發團隊高質量完成了奧運信息安保任務”，也受到公司的表彰。
2012年左右，阮曉寰為了能有更多時間鑽研自己感興趣的前沿技術選擇離職。辭職後，他把“工作”地點從公司搬回了自家書房，開始獨自研究，無償開發開源軟件。在他看來，無償和開源是為社會做更大貢獻的方式。編程、看書、看新聞，除了吃飯和每周定期出門騎車外，他幾乎舍不得出書房。在貝女士看來，離職後的他甚至比工作時更忙。“就連我平時叫他出書房吃飯，他都要發脾氣的。”她說。
2014年阮曉寰旅游時的照片。貝女士形容那時的他是“陽光的、健康的、自由的”。圖片由貝女士提供
這種“工作狂”特質也在“編程隨想”的博客中得到印證。2017年11月的秋天，阮曉寰的過敏性哮喘發作。由於接受激素藥物注射引發全身性紅皮病，病情嚴重，醫生建議他直接住院，但他堅持回家臥床休養。貝女士當時並沒多想，以為他只是不喜歡醫院的環境，便同意了。臥床沒到拾幾天，他就讓照顧他的母親把電腦搬到臥室床上。如今貝女士才知道，就是在患病的那段時間，他也沒有忘記更新自己的博客。
“想起來我都很難過，那段時間他真的身體狀態非常不好，我甚至害怕他會突然出意外。”而同壹時間段，編程隨想的博客發文中，每次都道歉“最近太忙”發文慢了些。回想起丈夫的執著，她不禁有些哽咽。
阮曉寰在書房工作的書桌。在他被捕後，位置有所調整，物品原封不動。桌上的綠色小桌子是2017年底至2018年初，他重病臥床時在床上工作用的桌子。圖片由貝女士提供
在貝女士心裡，阮曉寰非常理想主義。據她介紹，他對認准的事情拾分執著。長期從事網絡安全工作培養了他在意細節、追求完美的嚴謹性格。另外，他博學多識，平時喜歡讀書，兩叁天就能看完壹本，閱讀量極大。甚至有時他還會因為懂的多而有點“張狂”，會給人開書單，有時還會責備貝女士不看他推薦的書。“他碰到聊得來的人會滔滔不絕，對事情窮追到底。但如果發現對方不在壹個層次，就慢慢不談了。”
壹個“科技狂人”為什麼會關心政治？當丈夫出事後，回望過去時，貝女士才想到，根據阮曉寰的價值觀和性格，這其實並不奇怪。
她說，在多年共同的生活中，她壹直能感受到他有壹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家國情懷，並且熱切渴望不公正的社會現狀會有改變。“作為壹個有知識、有情懷、又愛國的人，他會這樣也不難理解。”她說。
據她介紹，阮曉寰壹直對社會時事保持著關注。她記得，他曾批評國內癌症治療的高昂收費，而且不少醫療治療方案只考慮經濟效益，不人性化。他的母親則回憶，他上小學時，就曾說自己擔憂環境污染影響人類的問題。
事實上，關於阮曉寰的成長經歷，從他的博客中也可以壹窺端倪。據“編程隨想”的開博介紹顯示，他在2009年1月15日建博之初，只是想分享壹些編程和技術研發的經驗心得。但他的心態在幾個月後發生了轉變。2009年6月11日，阮曉寰在博客中發表了壹篇博文，題為《是該寫點技術以外的東西了》。在這篇文章裡，他寫到當年（也就是“六肆”贰拾周年）伍、六月份，當局壹連封殺了多個外網，如伍月封殺BlogSport、六月封殺推特、必應等。盡管當局早在1998年左右就開始啟用防火長城，但短時間內接贰連叁的封殺，還是讓他感受到技術企及的自由空間正被極速壓縮。
他寫道：“從這個（封殺）新聞來看，似乎‘偉光正’（指代當局）覺得設立在互聯網國際出口的 GFW（防火長城，Great Fire Wall的縮寫）還不夠爽，還想更進壹步：在每壹個人的每壹台電腦上也設立壹個 GFW，把壹切信息都牢牢掌控在黨的手裡。如果真的到了這壹天，那大伙兒還有什麼自由可言？還有什麼人權可言？”
也許正因無法容忍技術被用來進壹步打壓自由與人權，加上性格裡的正直和較真，他“不想再保持沉默”，決心反其道而行，“寫點技術以外的東西”。此後，他開始利用專業知識在博客上教網友翻牆上網、隱匿身份，揭露被封殺的新聞和數據，分享各類書籍，撰寫大量政治評論。從“劉曉波獲諾獎”到“六肆”紀念，從“茉莉花革命”、“709大抓捕”到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再到新疆棉和武漢疫情，近拾年重大的社會事件及運動，幾乎都留下了他評論的印跡。直到2021年5月9日，也就是他被捕的前壹天，他仍在分享《論民主》等政治書籍。
“看到這些的時候我非常後悔，我覺得自己應該早點學會翻牆，就能早點知道他的身份，壹審請律師時就會更有方向，就不會讓他受這麼長時間苦。看不到東西和看得到東西是完全不壹樣的。我能體會到我老公做這些的意義了……”貝女士說。
妻子法庭上看到他求助的眼神，父母擔心“等不到他回來”
時隔壹年零九個月，2023年2月10日宣判那天，貝女士才再次見到了丈夫阮曉寰。
由於法庭要求佩戴口罩，她只能看見他鼻梁以上的部分。與上次見他相比，眼前的他變得滿頭白發，瘦得驚人。“雖然被抓之前，他也有白發，但（那時）是白發夾雜在黑發裡面，現在卻是黑發夾雜在白發裡面。”她如此形容，“我和他在壹起這麼長時間，從來沒見過他這麼瘦的壹個狀態，從來沒有。再怎麼辛苦也從來沒有。”這與此前壹審律師向她描述的“他狀況很好”截然相反。她為此心痛不已。
庭審結束後，阮曉寰被兩名法警帶走。期間他不斷回頭用眼神向貝女士求助，眼裡流露著飽受不公的苦楚。看到此景，貝女士忍不住隔著口罩輕聲說了壹句：“上訴”。
“我當時覺得我就是唯壹能救他的人。”她說。
丈夫在法庭上求助的眼神讓貝女士無法釋懷，另外，壹審判決書對丈夫行為的認定，以及壹些明顯的錯誤，則讓她強烈地感受到壹審司法不公。判決書裡連阮曉寰發表了哪些言論是“煽顛”都沒有列出。她告知NGOCN，判決書證物裡提及扣押的蘋果手機並不是阮曉寰的，而是她的；判決書中提及的那部小米手機壞了，壹直放在客廳，無人使用，且兩部手機在被搜走幾天後都已歸還，並不存在扣押壹說。此外，阮曉寰也沒有華為筆記本，只有華為手機。被搜走扣押的他的壹台戴爾筆記本和壹台聯想ThinkPad筆記本電腦，卻都沒在扣押證物裡列明。
她表示，“（舉證）如此草率，家屬不得不質疑他們對證據的嚴肅性、真實性、取信程度有多少？”
阮曉寰的判決書。圖片來自網絡
另外，判決書上寫的“辯護人對於起訴指控的事實及罪名不持異議”，也讓她質疑壹審代理律師是否盡責。丈夫被捕後，她花了大量時間自學刑法等法律知識，明白當事人認罪利於減刑，但卻無法理解律師為何“不持異議”。“律師應該根據法律事實和證據做他應該做的獨立辯護。如果對起訴的罪名和事實不持異議，那辯護體現在哪裡呢？”此前，她就懷疑上海司法機關對本地律師施壓，她決心要將贰審律師換為更有經驗的外地人權律師，為丈夫爭取公正的司法判決。
2月20日，貝女士與兩位北京人權律師尚寶軍與莫少平簽署辯護委托協議。然而，她的委托並不順利。就在前往北京簽署律師委托書的前壹天，她就受到了公安人員的上門圍堵和約談，警告她不要和莫少平律所簽辯護委托。事後證明，即便成功簽署協議後，其辯護工作也遭遇重重阻撓。
3月9日，尚寶軍律師在壹直無法聯系到承辦法官安排閱卷的情況下，前往上海楊浦看守所申請會見阮曉寰。此次會見遭到了拒絕。尚律師被告知，上海高院指派了兩名法律援助律師，後查實包括壹審辯護的陸律師，及其同壹律所的另壹名律師。尚律師曾向媒體表示，這是當局常用的“占位”之舉：由於每位當事人至多可有兩名律師，指定兩名法援律師可以阻止家屬聘請的律師介入。
為此，貝女士多次致電承辦此案的上海高院須梅華法官，要求其撤銷法律援助，或是提供阮曉寰在知道家屬已另外委托尚、莫2位律師的情況下，仍選擇法援律師的書面證據。除此之外，她不斷通過12368溝通法援占位要求糾正，還向12309中國檢察網、上海高院督查室投訴。然而，這些訴求或是遭到推脫，或是被稱轉交相關機構，或被告知不在受理范圍內，目前都未得到任何正面答復。3月23日下午，她到上海高院信訪接待處，投訴須梅華法官侵犯當事人合法辯護權益，要求撤銷法援，在她的堅持下，接待的法官做了記錄並投訴到刑事廳廳長。3月28日的上午，貝女士再次給須梅華法官打去電話，但沒有被接通。
“作為家屬，我們壹直非常配合司法機關，但現在得到這樣的結果。我們家屬不能接受這樣的判決。這個判決是合法合理的嗎？”貝女士質疑。當下，她最重要的努力方向是讓法院能撤除“官派”的法援律師，允許家屬委任的律師做贰審辯護。她呼吁，希望更多的人來關注這個案件。 她說，壹審判決存在明顯問題，家屬強烈質疑。現在是上訴贰審階段，她會盡最大的努力，確保贰審司法公正，讓丈夫盡早恢復自由。
阮曉寰年邁的父母也為兒子呼吁：“我們不理解，曾經對國家做出這麼多貢獻的青年，只是發表了些對腐敗與現實不滿的看法，就被這樣對待。他只是想國家更好，人民更幸福。這樣的判決我們不能接受！”他們年事已高，擔心等不到被重判的獨子回家。
2023年3月24日，壹些網友在“編程隨想”博客上留言。圖片來自網絡
如今，距離阮曉寰被抓已過去近兩年。在他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7年重刑的消息傳來之後，他的“編程隨想”博客下，湧入了許多網友，他們感謝他曾經做過的壹切，並為他祈禱：“不求你再發文，只願你平安。”“希望迎來最終的黎明。”
她的妻子則在為他的健康擔心。法庭上他瘦削的身影和求助的眼神壹直縈繞在她心裡。“我希望他能早壹天回到家中，讓身體慢慢恢復起來。”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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