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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983 40年前的温州悬念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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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是40年前，是改革开放的第5个年头，也是温州改革最艰难的一年。
20年前，我和好友吴晓波曾经撰写出版《温州悬念》，这大抵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早触及基于财富增长的社会阶层分析的书籍之一。而在1983年及其前后，作为中国改革的先锋城市，温州遭遇的最大的悬念是：如何看待新生并日益壮大的民间经济力量？是否要给予民营经济合法的地位？民营企业家群体应该怎样生存？
因为焦点，因为焦虑，1983的温州悬念因此无比艰难。
八位老板的命运
温州“八大王”事件早已定格于中国改革史册。
所谓“八大王”，就是改革初年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八位流通领域的出类拔萃者。他们经营的，也无非是螺丝、矿灯、线圈、小五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线脑”，但他们更有眼光、更有手腕，更善于发现市场流通中的最大落差。他们率先富起来了。
? 温州“八大王”
“八大王”事件，则发端于1983年的前一年。这年年初，全国性“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运动升温，乐清县地方政府便立即将“八大王”列为大案要案加紧查处。查处的理由指向明确：“八大王”是怎么富裕起来的？他们的富裕是否涉嫌犯罪行为？
通缉令下发，六人以“投机倒把”等罪名被抓捕归案，量刑最重的“矿灯大王”程步青在公审大会上五花大绑，被判4年有期徒刑。唯有“螺丝大王”刘大源侥幸逃脱，凭着多年跑码头的经验，他远走他乡、东躲西藏，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王”。
但“八大王”的抓捕，没有带来预想中发展秩序的清朗，而是经济的急速滑坡与衰退。1980年，温州市工业的增速已高达31.5%，到1982年陡然下滑为-1.7%。抓了“八大王”的当年，柳市镇工业生产竟暴跌了57%。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心急如焚。“八大王”事件冲击的背后，他清楚地知道，已成惊弓之鸟的老板们如果没有了信心，没有了对未来的预期，将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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