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 江泽民时代的三大关键字——腐败
“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发韧于江泽民时期。（美联社）
在胡锦涛时期，几代常委家族利用“九龙治水”的权力分管形成的“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发韧于江泽民时期，江公子江绵恒应该算是新太子党中的开路者，曾庆红儿子曾伟因山东鲁能案东窗事发，只得长居澳大利亚。鲁能一案之始末，胡舒立主办《财经》时一篇名文《谁的鲁能?》（2007年01月08日）曾披露：山东第一大企业，同时也是全国电力系统最大职工持股企业鲁能集团悄然改制，700亿国有资产的归属成谜——此案成为那个时代利用权力强抢恶要的教科书式经典案例。
这个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中国国内自然不会有媒体披露，但英国《金融时报》有段时期密集披露，China: To the money born（被译为《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March 29 2010）；《追问“红色血统”》（2010年12月15日）；《新生代太子党》（2010年4月15日）；《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 （2010年4月15日） ，用标题一搜即可查阅。
朱鎔基国企改革为胡温“黄金十年”奠定了基础
江时代的改革，每一件每一桩都对后来影响甚大。
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先后任常务副总理与总理的朱鎔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将有关国计民生的几大行业（能源、电信、粮食、交通等）资产重组，采用倾斜政策让它们形成垄断并成长为中国的经济寡头；放开那些与国计民生无直接关係的行业，让它们在市场中沉浮以决生死——这一点为胡温十年的政府财政税收与国有经济奠定了基础，也为习近平时代留下了家底。
江时代开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导致的圈地运动，在胡温十年发展成地方的“土地财政”，房地产成为龙头产业，带动了上下游几十个产业，成就了中国的经济繁荣。
对私有经济的开放——江在“六四”后曾说过要“让万元户倾家荡产”，但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立刻转变态度，成就了中国第二、三代富翁（也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大的一个富人群体），其中部分从事房地产的最后在胡温时期进入资产家行列（肖建华的明天系、白手套是典型）；胡时代甚嚣尘上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其实始于江时代普遍化的体制内寻租。
江泽民任常务副总理与总理的朱鎔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将有关国计民生的几大行业（能源、电信、粮食、交通等）资产重组。（美联社）
江时代开创了资本家可以入党的先例，用“三个代表”理论-新阶层论，为中国富豪进入人大政协开闢了制度性通道，胡温时期的“两会”，基本上是政治、经济、知识界、文艺界精英的高光聚会。这个宣称自身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完成了阶层基础替换之后，总算从革命党变身为执政党。如果说《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是分析江时代的各种改革，那麽2017年出版的《中国：溃而不崩》则是分析胡温时代的“深化改革”如何让中国成为一个社会深度溃败，但政府刻意养成的超强镇压能力却让这个政权能够维持下去。
《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之时，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远没有今天这样高，不少人看这本书时，对中共解决问题还存有希望：如今问题终于找出来了，党中央总要解决了吧？抱有这种希望的人当然会失望，因为正如我后来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一切源于一党专制的“三个垄断”，这种一党专制的三个垄断只要不打破，这种腐败无法通过体制内反腐败清除，这个道理，好比再好的外科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一样。同体监督必须让位给异体监督。
胡是江时代的延续，但有个较大的区别：江时代的“制度利差”向市场一方倾斜，通过政府放权让利，给权力鬆绑，权力场中人利用批地、批条子赚钱，因此，人们纷纷下海经商利用官场关係赚钱。到了胡温末期，除了土地等垄断性资源之外，市场的制度利差小多了，国有企业等经济寡头的优势日渐显现，不少缺乏经营能力的人又希望回到体制内，不少国企高管也纷纷回归政府部委。
对一个人，可以用好人、坏人来归类。但对一国领导人的评价，远远比这种幼稚园稚童的评价归类複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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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锦涛时期，几代常委家族利用“九龙治水”的权力分管形成的“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发韧于江泽民时期，江公子江绵恒应该算是新太子党中的开路者，曾庆红儿子曾伟因山东鲁能案东窗事发，只得长居澳大利亚。鲁能一案之始末，胡舒立主办《财经》时一篇名文《谁的鲁能?》（2007年01月08日）曾披露：山东第一大企业，同时也是全国电力系统最大职工持股企业鲁能集团悄然改制，700亿国有资产的归属成谜——此案成为那个时代利用权力强抢恶要的教科书式经典案例。
这个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中国国内自然不会有媒体披露，但英国《金融时报》有段时期密集披露，China: To the money born（被译为《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March 29 2010）；《追问“红色血统”》（2010年12月15日）；《新生代太子党》（2010年4月15日）；《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 （2010年4月15日） ，用标题一搜即可查阅。
朱鎔基国企改革为胡温“黄金十年”奠定了基础
江时代的改革，每一件每一桩都对后来影响甚大。
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先后任常务副总理与总理的朱鎔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将有关国计民生的几大行业（能源、电信、粮食、交通等）资产重组，采用倾斜政策让它们形成垄断并成长为中国的经济寡头；放开那些与国计民生无直接关係的行业，让它们在市场中沉浮以决生死——这一点为胡温十年的政府财政税收与国有经济奠定了基础，也为习近平时代留下了家底。
江时代开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导致的圈地运动，在胡温十年发展成地方的“土地财政”，房地产成为龙头产业，带动了上下游几十个产业，成就了中国的经济繁荣。
对私有经济的开放——江在“六四”后曾说过要“让万元户倾家荡产”，但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立刻转变态度，成就了中国第二、三代富翁（也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大的一个富人群体），其中部分从事房地产的最后在胡温时期进入资产家行列（肖建华的明天系、白手套是典型）；胡时代甚嚣尘上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其实始于江时代普遍化的体制内寻租。
江泽民任常务副总理与总理的朱鎔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将有关国计民生的几大行业（能源、电信、粮食、交通等）资产重组。（美联社）
江时代开创了资本家可以入党的先例，用“三个代表”理论-新阶层论，为中国富豪进入人大政协开闢了制度性通道，胡温时期的“两会”，基本上是政治、经济、知识界、文艺界精英的高光聚会。这个宣称自身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完成了阶层基础替换之后，总算从革命党变身为执政党。如果说《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是分析江时代的各种改革，那麽2017年出版的《中国：溃而不崩》则是分析胡温时代的“深化改革”如何让中国成为一个社会深度溃败，但政府刻意养成的超强镇压能力却让这个政权能够维持下去。
《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之时，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远没有今天这样高，不少人看这本书时，对中共解决问题还存有希望：如今问题终于找出来了，党中央总要解决了吧？抱有这种希望的人当然会失望，因为正如我后来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一切源于一党专制的“三个垄断”，这种一党专制的三个垄断只要不打破，这种腐败无法通过体制内反腐败清除，这个道理，好比再好的外科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一样。同体监督必须让位给异体监督。
胡是江时代的延续，但有个较大的区别：江时代的“制度利差”向市场一方倾斜，通过政府放权让利，给权力鬆绑，权力场中人利用批地、批条子赚钱，因此，人们纷纷下海经商利用官场关係赚钱。到了胡温末期，除了土地等垄断性资源之外，市场的制度利差小多了，国有企业等经济寡头的优势日渐显现，不少缺乏经营能力的人又希望回到体制内，不少国企高管也纷纷回归政府部委。
对一个人，可以用好人、坏人来归类。但对一国领导人的评价，远远比这种幼稚园稚童的评价归类複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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