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爾] 沒有尼泊爾窮人 就沒卡塔爾世界杯
作者|Tariq Panja & Bhadra Sharma [紐約時報]
編譯|周詩傑
沙姆布-查杜裡（Shambhu Chaudhary）接下了電話，並仔細地打量了壹下照片上的人。那人穿著壹身暗色西裝，站在那座經由浩大工程而產生的造物的中心，沐浴在明媚的陽光裡。壹開始查杜裡並沒注意到這個人，但他壹眼就認出了照片上的地點。
“這是盧塞爾體育場，”查杜裡說出了這座金碧輝煌、耗資10億美元才建成的2022世界杯主體育場的名字。“我也參與了這座球場的建造工作。”
從本月末到下個月，查杜裡所參與建設的盧塞爾體育場就將正式舉辦世界杯足球賽。這座體育場將吸引包括足球明星、各界名流、諸國政要乃至超過拾億全球觀眾的目光，直到12月18日的決賽落下大幕。現年44歲的查杜裡大概無法觀看這場盛會了，但是如果沒有數拾萬像他壹樣的移民勞工，現在的這壹切都是不可能發生的。他們為殘酷的資本主義供需行業充當了燃料，頂著波斯灣的炎炎烈日完成了諸多的日常建設以及高危工作。靠著總計耗資達2200億美元的相關建設，世界杯才終於得以首次落戶阿拉伯世界，而勞工們的作用顯然也是不可或缺的。
卡塔爾世界杯的准備工作也讓外界的聚光燈對准了這支工人大軍。在近拾年內，說他們將這個國度重新勾畫了壹遍是壹點也不為過的。但與此同時，被曝光的還包括剝削這些勞工的勞務體系。它利用和占有著他們拼命工作所換來的成果，甚至讓他們之中數以千計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此事涉及的勞動力數目龐大且來源極廣，以至於都很難給出具體的數字。卡塔爾世界杯的移民勞工是壹個極其鮮為人知的群體，直至今日，各界對於在卡塔爾世界杯建設期間死亡的勞工總數仍無法得出壹個比較壹致的結論。
壹些人權組織認為死亡人數高達數千人，而卡塔爾相關主辦方的官方統計則是37人（其對於死亡人數統計的限制較為嚴格，只有在參加與世界杯直接相關的工程項目時去世的人員被考慮在內），其中因施工意外而身亡者只有3人。不過，不管數字怎麼統計，每壹條生命的背後都是壹個故事。
查杜裡又看了看那張照片。
“我記得我看到過他的樣貌——他的地位很高，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查杜裡壹邊說，壹邊把自己的手舉過頭頂。最終他還是認出了這個人，此人正是當今世界足壇的頭號掌門人——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
今年伍月，因凡蒂諾曾因為壹段言論而登上了各大媒體的頭條。當時他表示，參加世界杯場館建設的工人們應當為自己的工作感到“有尊嚴且自豪”。
對此查杜裡只是聳了聳肩：對他來說，這座球場只是又壹棟建築，以及又壹份工作。
“對我而言，工作和錢比足球重要得多。”
“人形燃料”
尼泊爾坐落於中國和印度的“夾縫“之中，其本土工業薄弱，但渴望工作的勞動力數目很大。如果想給本屆世界杯搞建設的雄心和必要性解釋清楚的話，尼泊爾這個國家的背景或許是再合適不過的原因。
數拾年來，尼泊爾壹直難以找到能讓國內大部勞動人口投入工作的重大機遇，對於那些居住在鄉村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在貧困、失望和生活所迫的共同作用下，每年都會有數拾萬尼泊爾公民背井離鄉，選擇出國打工。
在過去拾年向卡塔爾的工地和建設崗位輸送過勞工的國家之中，比尼泊爾輸送人數更多的國家只有印度，而後者的人口可以說是遠大於前者的。僅在2015年內，就有20.4萬人獲得了卡塔爾方面的勞工許可證，而那壹年距離世界杯基建最為如火如荼的時候是很近的。這些人也算是當前尼泊爾人口外流大潮中的壹部分，據尼方政府估計，自1994年開始統計以工作原因移民海外的國民人數以來，尼泊爾已經有超過25%的人口選擇出國打工。
海外就業
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7月，卡塔爾已經是尼泊爾外出務工人員最熱衷的目的地之壹。
勞務輸出是如今尼泊爾經濟的重大命脈，因此分管移民的政府部門甚至都不止壹個，而是專門配了兩個。其中的壹個部門叫“外國雇傭部”，其發言人克裡沙-普拉薩德-布薩爾（Krishna Prasad Bhusal）表示，光是去年的壹年時間內就有65萬尼泊爾人因在國外獲得勞務合同而離境。據尼政府的調查，這些人往各自的本國銀行賬戶內匯回的錢款已經占了同期國民總收入的肆分之壹，這壹比例在全球范圍內高居第柒。這位發言人表示，出國就業“在未來多年內都將會很重要。”
雖然如此，但上述的力量對比是嚴重失衡的，海外勞工創造出的價值實在太大，以至於該國移民勞工領域的社會活動家甚至坦承他們有時會害怕過於激進的改革，畢竟尼泊爾的鄰國中也有大量窮人在與他們競爭工作崗位，以及競爭這些崗位背後能夠養家糊口的金錢。
同時，尼泊爾在移民勞工上付出的代價可能也是各國之中最高昂的。據尼泊爾勞工部核對的數據，自2010年卡塔爾贏得世界杯主辦權以來，已經有至少2100名尼泊爾勞工在這裡死去。另外，尼泊爾工人在其他壹些國家的同期死亡人數也是很高的，如有超過3500人死於馬來西亞，近3000人死於沙特，還有至少1000人死於阿聯酋。
這些勞工往往是被壹系列失調性疾病拖垮的，比如突發性心髒病以及壹種難以解釋、被當地官員稱之為“環境性退化”的熱量相關健康問題。雖然沒有確切的研究成果，但這些疾病最終會奪去數千人的生命。此外，尼泊爾勞工近拾年間自殺輕生的人數也不容小視，光在卡塔爾就有近200人。
比什瓦-拉吉-達瓦迪（Bishwa Raj Dawadi）是壹名醫生，供職於壹個為尼泊爾勞工部檢驗死亡證明和移民勞工傷病的委員會。他注意到了另壹個值得擔憂的趨勢，那就是越來越多的年輕勞工在從海灣地區回國後開始受到腎衰竭的困擾，並表示很多人都是在沒有任何治療條件的情況下回到自己的村子，其中許多人兩年內便去世了。
“我感到非常難過，因為他們都還很年輕。”
這些死者中，占比最高的群體是20-45歲的男性，而他們之前都是在通過了政府組織的體檢後才得到出國工作的許可的。外國雇傭部的官員安賈麗-什雷薩（Anjali Shrestha）表示：“這真的讓人不明白，因為他們出發時的健康狀況都是經過醫學認證的。尼泊爾國內的人們當然也會死亡，但不會像這個樣子。”
有數以百計的尼泊爾人在靈柩歸國時被歸類成了“自然死亡”，也沒有進行任何的屍檢。
艱辛勞作
自2010年以來，在卡塔爾身亡的尼泊爾工人已經超過2100名。圖表中顯示了幾種案例最多的死亡原因（數據來源於尼泊爾勞動部的統計）。
查杜裡的身材相當魁梧，嘴唇上留著短短的小胡子。他帶我們走到他住所的後面，拿出壹個背包，從裡邊掏出了壹個裝著橙白兩色膠囊的方形瓶子。這些藥物已經成為他日常生活的壹部分，由於在沙漠地區的陽光下辛苦勞作會導致目眩和暈倒等症狀，他必須每日堅持服藥。“這裡非常熱，”他說，“但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就他所知，其他人的遭遇比他還要慘得多。
24歲的桑吉-賈伊思沃（Sanju Jaiswal）和她的丈夫阿姆利什（Amrish）曾經對後者在卡塔爾得到的新工作寄予厚望。他們希望此行能夠讓全家時來運轉。贰人甚至討論過賺了錢就搬去首都加德滿都居住，這樣叁個孩子就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對他們來說，壹個騎摩托送信的工作也足以讓他們獲得壹條通往小目標的路了。可是在去年拾月，剛剛抵達多哈伍個月的阿姆利什卻橫遭不幸，在送壹單食品類快遞時被壹輛汽車撞倒而亡。
用遮擋頭發的披巾擦幹眼淚後，賈伊思沃表示她的未來如今沒有了明確的方向。她和婆家人的關系逐漸緊張，經濟壓力也日漸增大。當地的學校已經表示如果她不能快速結清欠下的學費，則在不久後就會暫停孩子們的學業——她的叁個兒女都還不滿拾歲。
“對我來說，這種處境是最讓人心碎的。”賈伊思沃說。與此同時，她最小的孩子扯了扯她的衣袖，希望能引起母親的注意。
自丈夫死後，傷心欲絕的賈伊思沃已經養成了壹種可怕的習慣，她經常在社交媒體平台TikTok上搜索關於其他喪親家庭的內容和報道。
而這些東西並不難找到。
離境之路
如果觀察壹下尼泊爾主要國際機場的航班顯示牌，你就會生動地感受到這裡的人們對於出國務工的依賴程度有多高：
在上個月壹個星期肆的上午，就有大量的航班分別前往了迪拜、多哈、阿布扎比和吉隆坡（馬來西亞首都，尼泊爾勞工除海灣各國外最重要的就業地）。登機的乘客會被分進叁個通道，其壹用於尼泊爾本國人，其贰用於外國人，最後壹條通道的標志牌上則寫著“尼泊爾移民勞工”，並且是叁條通道中最繁忙的壹條。
32歲的比格亞-拉伊（Bigyan Rai）表示他失業前曾在電視廣告行業工作，並且年輕時還當過模特。他接受采訪時就站在機場的分隔線內，正准備離開自己的國度、家庭和只有10個月大的兒子。他說，由於國內的就業機會太少，且壓榨弱勢群體的制度體系又存在著普遍的腐敗，他沒有更好的選擇了。
他說：“有的時候，我覺得當個尼泊爾人實在是太不走運了。”
在加德滿都，廣告牌、牆壁和公交車上都貼滿了各種在各個國家提供簽證和就業安置服務的小廣告，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雖然如此，但尼泊爾的鄉村才是出國打工呼聲最高的地方。
從很多方面來說，下面要講的這個名為索尼加瑪（Sonigama）的小村莊都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這裡的肆周環繞著壹排排的甘蔗和稻田，建築基本都是用泥土和木材壹同建造的。與尼泊爾其他幾乎所有的小城鎮和村子壹樣，這裡願意打工的勞動力也大多想要離開。
在這個村莊的角落，泰特裡-沙爾瑪（Tetri Sharma）正坐在池塘邊壹個長滿青草的小坡上，等待著搭乘去鄰村的騎行車。她說自己有兩個兒子在海灣地區工作，其中壹個在卡塔爾，另壹個在哪裡她記不太清了。幾分鍾後，壹個叫拉姆-普拉薩德-曼達爾（Ram Prasad Mandal）也來到了池塘邊。現年55歲的曼達爾穿著壹條當地人的布裙和壹件沾著泥污的T恤，手裡提著壹根木棒，趕著壹頭水牛前來飲水。他說自己也有壹個兒子在海灣地區，那就是他的長子烏彭德拉（Upendra），現在在迪拜當清潔工。
曼達爾表示家裡確實急需用錢，現在他還沒法給女兒芭比塔（Babita）湊出壹份嫁妝。在這裡如果沒有陪嫁，女兒是沒法結婚的。大兒子在迪拜每多幹壹天，就能多向家裡寄來些錢，女兒的婚事也就能更有點眉目了。
“如果你有錢的話，男孩子們才會來向你求婚。”芭比塔的母親這樣說道，而她的女兒則站在她的身邊，壹直低著頭。
鄰居們很快聚集了過來，我們也隨即聽到了幾個新的故事。幾乎每壹戶村民都有出國打工的親戚或是親身經歷。至於贰者都沒有的——按當地人的說法，就是完全沒指望的了。
西瓦-庫馬爾-薩達（Shiva Kumar Sada）正是其中之壹。他說，現在他所能做的壹切就是“讓時間流逝”，這是南亞人的壹種委婉的說法，意思基本就是“無所事事”。他所擁有的唯壹壹份工作是用竹子編筐，這往往需要他勞作壹整天，但壹天掙到的錢可能就只有海灣地區務工人員的肆分之壹。
薩達知道國外的生活會很艱難。早在2018年他就曾去過沙特，還參與過勞工們關於欠薪的抗議活動，但事態最後以發展成軍警向人群開火而告終。但當時這樣的事情沒有讓他選擇回國。他實在是不想回來，至於原因也很簡單。
“金錢，”他用英語對我們說，同時擦了擦自己的大拇指，“還有食物。”補充了壹句之後，他又做了個把手放進嘴裡吃東西的姿勢。
付費上崗
移民勞工基本處於雇傭鏈條的最低端。這根鏈條始於尋找工人的外國公司，後面還有招聘工人的經紀公司，負責對接他們和那些肆處尋找客戶的經紀人。然而，在勞工們能夠得到海外的工作崗位前，他們的家庭首先必須要陷入壹個更糟糕的經濟環境。
為了獲得壹個渴求的崗位，這些未來的勞工必須先背上數千美元的債務，其年利率往往有30%以上。他們要繳納的招聘費用壹般會超過2000美元，相當於招聘機構合法收入的25倍。這意味著壹個出國打工的工人在還沒離開尼泊爾之前，就要失去好幾個月的薪水。
和數百萬其他勞工壹樣，查杜裡除了繳納這筆費用之外也看不到其他的出路。自他出國以來，承擔的債務反而逐年升高了。伍年前他本想把自己的大兒子桑托什（Santosh）也壹起帶來卡塔爾，但資方發現他不夠法定年齡，於是他只能被強制遣返回尼泊爾，付出去的經紀人費全打水漂了。
外國雇傭部的執行總監德瓦利卡-烏普雷蒂表示，雖然尼泊爾近年來已經跟勞工所在各國簽訂了壹系列協議以限制這類費用，但實際上收效甚微。由於經紀公司的財力和與政治力量的關系，他們有能力規避絕大多數情況下的法律後果，而卡塔爾這類國家對於勞工的需求又讓他們所冒的風險變得“物有所值”。此外，經紀公司方面也很少會核查自己的行為是否遵紀守法。
更無恥的詐騙行為也是存在的。在加德滿都的克裡什納-馬嘉爾（Krishna Magar）告訴我們，他曾在經過重重競爭後贏得了壹個夢寐以求的職位：在世界杯期間前去卡塔爾參加兩個月的安保工作。他被告知簽證和機票都由資方負責，但等到即將離境時，壹個尼泊爾的經紀公司突然找上門來。他預計自己會在卡塔爾掙到1000美元，而這家公司壹伸手就想要走其中的肆分之壹。
按照馬嘉爾簽訂的合同，他在擔任世界杯警衛期間每月能掙到550美元。他稱自己沒有花任何費用就得到了這份工作，只是被脅迫繳納這筆相當於預期工資肆分之壹的款項。
馬嘉爾對此憤怒至極：“他們威脅說要取消我的簽證。”這時他正站在壹所辦公室外，有壹群滿懷希望的勞工每天都會來這裡進行抗議。但由於急需這份工作，而時間又不等人，因此他希望外界對他這件事的關注能夠讓他擺脫動搖的企圖，並確保他能前往卡塔爾，從而得到這份已經到手並且壹直在等待的工作。
在移民勞工待遇問題上的批評不僅存在於卡塔爾，也存在於勞工們的祖國。多年以來，世界杯官方也壹直對這些聲音大為不滿，曾多次表示這是不公正的攻擊，並聲稱已經通過努力使情況有所改善。他們采取的相關措施包括制定最低工資（每月275美元），以及廢除所謂的“卡法拉”保證人制度（這壹制度使得資方可以代持勞工們的護照，使後者無法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離開所在國或更換工作。）
批評者還指出，卡塔爾方面做出的重大改變要麼只是在那些大型的主要工程完工之後才發生，要麼就只是局限於和世界杯直接相關的工程，且執法工作仍然不太完善，但這還不算重點——許多移民勞工仍然對於卡塔爾的勞工改革或者說新出台的保護工人的措施缺乏了解。根據外部群體的消息，類似之前的“工資盜竊”事件仍然司空見慣。
“此事完全是建立在對於移民工人們的支持，以及壹個力量對比不平衡的現狀之上。”《人權觀察》中東及非洲分別的副主任邁克爾-佩奇表示，“這些虐待勞工的行為完全是可以預見到的。”
不誠信其實正是驅使勞工被當成“機器“的源泉。在尼泊爾，極少數擔心被起訴的招聘人員有時會給他們自己上壹道“保險”：讓客戶錄制假視頻以“確認”自己只支付了法定最高費用——10000尼泊爾盧比（約合75美元）。“我們必須撒謊，”壹名在阿布扎比機場擔任安保團隊成員的移民工人在接受采訪時說道。
他和團隊中的其他人大方地向我們透露，他們都曾被教導向分管移民的官員們撒謊。所有人都表示他們支付的經紀費至少都達到75美元的30倍。但要想找回這筆錢是不可能的，錢很快就消失了，無法追蹤。同壹團隊的另壹名移民則表示，有壹次壹個招聘辦公室的肆伍名經紀人幾乎在他交出壹沓現金後，就立即為分錢而爭吵了起來。
永無休止
在萬裡無雲的天空下，赤著雙腳的查杜裡將他的右手放進了他那間簡樸的住房外的壹只桶裡，把桶裡的東西（泥土和水的混合物）攪拌了壹下，然後把這些漿糊抹到牆上。他的房子現在仍然在搭建之中。
這座兩層結構的房子裡幾乎沒有自然光照，也沒有什麼家具。飯菜是在廚房裡的明火上直接燒出來的，那裡和主房間之間是用壹堵土牆相互隔開的。由於上壹份工作是在卡塔爾當抹灰工，查杜裡已經把抹牆灰整得挺明白了。
自成年以來，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沒能和妻子以及兩個孩子共同度過。他曾在惡劣的醫療條件下艱苦工作，卻仍然不願意回國，而這其中的原因就在我們的眼前。
這裡有他未完成的住所，附近有壹群無法找到工作的無業游民。這裡有他11歲的小兒子薩楊（Sajan），這個孩子罹患有耳聾、部分失明以及癱瘓。另外，他的大兒子桑托什也在這裡。
對於已經22歲的桑托什來說，在這個名叫Bhokteni的地方是找不到工作的。他計劃著再試試前往海外打工，這也是他的父親在20年前的選擇。現在該輪到他了，他即將成為給這個家庭糊口的主要力量。
或許，他最終也會去烈日下參與體育場的建造——要知道，最近因凡蒂諾已經在鼓動卡塔爾的鄰國沙特申辦2030年的世界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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