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動態] 後20大習困在"做好人保江山"模式
需要指出，“六肆”鎮壓後，中共上下官員特質的變化也是造成習大權獨攬，定於壹尊的壹個深層因素————經“六肆”後的清洗，中共內部再也沒有那種理想型、可以為民眾、國家的利益，為某種理想、原則而肯犧牲自己的前途、權位的官員，個人的仕途，豪華的享受，利益的誘惑，腐蝕掉官員的意志，讓他們在面對習的壹些做法可能最終會危及民眾和國家的利益，違背中共經文革的教訓所形成的壹些機制走向獨裁的集權過程中，俯首稱臣，惟命是從，可謂真正“竟無壹人是男兒”了。兩個畫面形象直觀地展示了中共內部政治運作的現況，也預示著未來：壹是胡錦濤被強迫帶出會場，那是壹種習式的暴力壓制整合全黨的象征，是贰拾大的本質；另壹是贰拾大後習近平帶新科常委訪問延安，報道中可看見壹個畫面：當習講話時，另外幾位常委不斷地點頭稱是，承奉之狀行如臣仆。這是近幾拾年中共政治運作中少見的場景，以往更不會公開報道。中共政治從此進入壹人獨斷時代。就習的集權程度來講，且不論江、胡時期，甚至也甚於毛、鄧時代，畢竟，那個時代還有因戰爭年代形成的各種元老勢力集團造成的事實上的某種權力牽制。而獨斷的權力最終會帶來災難，也是古往今來大概率的權力運作規律。 絕望時代的希望
鄧時代確立的退休制度有兩個背景，都是巨大的災難換來的，壹是文革，贰是“六肆”。文革後政治上最大的討論就是要推動民主，廢除領袖終身制，雖制度上有些相應規定，但並沒有完全落實，鄧盡管幾次宣示但並沒有踐行，此也是造成“天安門運動”、“六肆”鎮壓的壹個重要政治原因。“六肆”後因承受巨大的壓力，鄧最終選擇退下，開啟中共事實上的退休制度。這種並不很規范的制度，卻因權力運作具有某種可預期性和相對的規范性而帶給中國政治幾拾年的相對穩定和某種活力。人們可以借對過往鄧時代的參引，對下壹位執政者的寄望來對現實展開某種批評；精英層及社會大眾對未來也可抱有某種希望——對江執政的不滿，可以期望胡；對胡的不滿，可以寄望習；贰拾大之後，這種現象已成絕響，人們沒了對未來的希望，甚至也沒了失望，而代之是壹種迅速蔓延的絕望；這對精英層講尤其如此，那最後壹點殘破的希望被嚴酷地打碎。人心失散，“潤”（移民）潮加速。後文革時代由對文革的反思及改革開放所燃起的、銜續的曾被中斷的百年中國民主、自由夢再次破滅。壹個巨大的歷史輪回終結。
這種局面的形成，除習近平的個人因素，究其根源，也是與中共的體制以及舊的改革開放的模式有關。那種“做好人，保江山”式的改革開放，缺乏壹個整體的文明視野，明晰的制度指向。並沒有將公民的主體性、個體的權利這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放置首位，沒有突破“江山”與“人民”關系上關鍵性的調整，“人民”為本可虛可實，含義可以隨意調整，而(共產黨)“江山“為本則是毫不動搖。制度尤其是政治權力的產生與約束並沒有得到重大改造，習對改革開放進行清算也就有了制度性依托和意識形態的合法根基。前有“六肆”鎮壓，今有習氏專權。所以，在造就這種局面上，從鄧到江、胡都難逃其責，也最終都自食其果。
“做好人，保江山“模式走到今天面臨壹個瓶頸，到了框架必須做根本性調整，江山須再造的時候，以適應中國人要做壹個更完整的具有主體意識的現代“人”、民族的現代文明構建邁上台階的要求。今日真正要“做好人“，恰恰不應再是那種父權式的姿態與方法，而應是改革體制，真正賦予國家的公民及社會以自主權利，引領改革開放跨越決定性的壹步，升級”做好人，保江山“的2.0, 3.0 版；“做好人”的標准不再是某些恩惠政策，而是“改造江山”，保證官員從此都必須做好人，不做壞人，惡人；“江山”真正成為人民的江山，“人民”不再是壹個被動的空洞的指涉名詞，而具有作為公民集合的現代意義上的內涵；公民自己保自己的江山，選擇代理人，徹底消除“做好人。保江山”兩者之間的內在緊張，去除現在那種“做好人，保江山”中暗含著的“江山“可能被“人民”推翻，“江山”與“人民”可能的對立的邏輯；“江山”從此不再是皇權式的、需要不斷地“保”的“江山”。
但遺憾的是，習文明視野的缺陷、現代意識的闕如、 “保紅色江山”的執念，自身的權力欲望，讓其囿於舊有的模式、方法，而無法突破舊的“保江山”的思路。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的歲月裡，因“保江山”采取的大規模的監控措施注定會進壹步消解社會的活力，由此造成的某些惡果、壓力如經濟的下滑加之外部的反感、壓力會反過來會強化習“保江山”的意識；“保江山“ 與”做好人“兩者之間的緊張與矛盾會進壹步凸顯，由此進入某種惡性循環；民族主義可能會被習用來化解這種緊張的手段而得到強化。最後習也很可能會因此走到為“保江山”而“做惡人” 的道路上去，讓民眾為習式的“保江山”再次付出沉重的代價。當下的“清零”政策、近來對斗爭的宣示以及贰拾大報告對“安全”的強調，都已經在給我們展示了這種可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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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鄧時代確立的退休制度有兩個背景，都是巨大的災難換來的，壹是文革，贰是“六肆”。文革後政治上最大的討論就是要推動民主，廢除領袖終身制，雖制度上有些相應規定，但並沒有完全落實，鄧盡管幾次宣示但並沒有踐行，此也是造成“天安門運動”、“六肆”鎮壓的壹個重要政治原因。“六肆”後因承受巨大的壓力，鄧最終選擇退下，開啟中共事實上的退休制度。這種並不很規范的制度，卻因權力運作具有某種可預期性和相對的規范性而帶給中國政治幾拾年的相對穩定和某種活力。人們可以借對過往鄧時代的參引，對下壹位執政者的寄望來對現實展開某種批評；精英層及社會大眾對未來也可抱有某種希望——對江執政的不滿，可以期望胡；對胡的不滿，可以寄望習；贰拾大之後，這種現象已成絕響，人們沒了對未來的希望，甚至也沒了失望，而代之是壹種迅速蔓延的絕望；這對精英層講尤其如此，那最後壹點殘破的希望被嚴酷地打碎。人心失散，“潤”（移民）潮加速。後文革時代由對文革的反思及改革開放所燃起的、銜續的曾被中斷的百年中國民主、自由夢再次破滅。壹個巨大的歷史輪回終結。
這種局面的形成，除習近平的個人因素，究其根源，也是與中共的體制以及舊的改革開放的模式有關。那種“做好人，保江山”式的改革開放，缺乏壹個整體的文明視野，明晰的制度指向。並沒有將公民的主體性、個體的權利這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放置首位，沒有突破“江山”與“人民”關系上關鍵性的調整，“人民”為本可虛可實，含義可以隨意調整，而(共產黨)“江山“為本則是毫不動搖。制度尤其是政治權力的產生與約束並沒有得到重大改造，習對改革開放進行清算也就有了制度性依托和意識形態的合法根基。前有“六肆”鎮壓，今有習氏專權。所以，在造就這種局面上，從鄧到江、胡都難逃其責，也最終都自食其果。
“做好人，保江山“模式走到今天面臨壹個瓶頸，到了框架必須做根本性調整，江山須再造的時候，以適應中國人要做壹個更完整的具有主體意識的現代“人”、民族的現代文明構建邁上台階的要求。今日真正要“做好人“，恰恰不應再是那種父權式的姿態與方法，而應是改革體制，真正賦予國家的公民及社會以自主權利，引領改革開放跨越決定性的壹步，升級”做好人，保江山“的2.0, 3.0 版；“做好人”的標准不再是某些恩惠政策，而是“改造江山”，保證官員從此都必須做好人，不做壞人，惡人；“江山”真正成為人民的江山，“人民”不再是壹個被動的空洞的指涉名詞，而具有作為公民集合的現代意義上的內涵；公民自己保自己的江山，選擇代理人，徹底消除“做好人。保江山”兩者之間的內在緊張，去除現在那種“做好人，保江山”中暗含著的“江山“可能被“人民”推翻，“江山”與“人民”可能的對立的邏輯；“江山”從此不再是皇權式的、需要不斷地“保”的“江山”。
但遺憾的是，習文明視野的缺陷、現代意識的闕如、 “保紅色江山”的執念，自身的權力欲望，讓其囿於舊有的模式、方法，而無法突破舊的“保江山”的思路。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的歲月裡，因“保江山”采取的大規模的監控措施注定會進壹步消解社會的活力，由此造成的某些惡果、壓力如經濟的下滑加之外部的反感、壓力會反過來會強化習“保江山”的意識；“保江山“ 與”做好人“兩者之間的緊張與矛盾會進壹步凸顯，由此進入某種惡性循環；民族主義可能會被習用來化解這種緊張的手段而得到強化。最後習也很可能會因此走到為“保江山”而“做惡人” 的道路上去，讓民眾為習式的“保江山”再次付出沉重的代價。當下的“清零”政策、近來對斗爭的宣示以及贰拾大報告對“安全”的強調，都已經在給我們展示了這種可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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