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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下海一辈子没生娃晚年去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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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岁生日，我收到同事送的鲜花。
正当我的事业顺风顺水时，由于酒店领导层更替，中层管理人员全部被调整到普通岗位，明摆着不用我们这批人，我只好辞职不干了。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初入人生舞台的小幼儿园教师。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生活，更没有所谓的铁饭碗。唯一能以不变应万变的，就是自身所具备的能力。
辞职之后，很快我就在另一家酒店应聘上了总经理助理的职务，月薪也涨到了4500元。1998年，我手头已经有了28万元积蓄，当时房价一平方3600多元，大家都在讨论说深圳房价会越来越高，我就赶紧用这笔钱在深圳买了一个两房一厅，至此，我才真正觉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
九十年代的深圳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灯红酒绿的世界让很多人迷失了自我。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接触一些很有钱的男人，曾经有人跑到我跟前问，小王，如果我跟我老婆离婚，你会嫁给我吗？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不可能。对方说我这么优秀，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愿意呢？我说你现在能够扔掉你的结发妻子，是因为我年轻漂亮。等将来有一天我变老了，还有更年轻漂亮的跟上来，你这种见异思迁的男人，我敢嫁吗？对方听了悻悻而去。
我是女人，永远不会去为难女人，更不可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有时候忙了一天，独身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万家灯火，我也会特别孤独，也会莫名伤感。只有忙起来才不会想那么多，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
孤独的时候我就回南京和几个姐姐相聚，右一是我。
1998年，我的一个朋友从瑞士飞回国探亲。为尽地主之谊，我招待她吃住，开车带着她在深圳玩了一个星期。临走的时候朋友问我，静子，你人那么好，怎么不再找一个呀？我说，哎呀，没有合适的就单着呗，总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她说，你给我几张相片，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朋友心里已经有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她在香港大学当老师的同学，另一个是她在瑞士认识的一位中餐馆厨师。两个人拿到我的相片后，都觉得很满意，也都跟我电话联系过。我当时没有手机，只有座机，或许是应了那句“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香港大学的那位先生打过几次电话我没接到，他便没有再打。
远在瑞士的那位写了一封信，寄到了我以前工作的酒店，但当时我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信被一位跟我熟识的小姑娘看到后转到了我手里。我拿到信，发现内容写的很真挚，信里也留了电话号码，想着礼貌性地回个电话吧。结果忽略了时差问题，连打两次都没有人接听。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想着再打最后一次，打不通就算了。电话嘟嘟响两声之后终于接通了。我说，你好，你是杨工吗（先生信里留的名字）？他说是，我说我是王静，他听了一下从床上跳起来。原来那边是半夜两点钟，他白天出去工作，也就这个时间能接到国内电话。
后来细想，这份缘分真是阴差阳错，哪个小环节出了情况都有可能联系不上。就这样，我们建立了联系，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越聊越投机。信件不停地你来我往，每隔几天，还要忍不住打一通电话。我觉得国际长途电话费太贵了，总提醒他挂电话，可一打起来总是放不下。后来他告诉我，他一年光打给我的电话费就7000瑞郎，按照当时1：5的汇率，折合人民币三万多块钱！
我说你怎么会舍得花这么多的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就想听到你的声音，每次一看你的相片，我就知道这个女人应该是我夫人。神奇的是，那两年时间，我们仅仅通过电话和书信联络，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就认定他是我等的那个人，义无反顾地决定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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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正当我的事业顺风顺水时，由于酒店领导层更替，中层管理人员全部被调整到普通岗位，明摆着不用我们这批人，我只好辞职不干了。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初入人生舞台的小幼儿园教师。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生活，更没有所谓的铁饭碗。唯一能以不变应万变的，就是自身所具备的能力。
辞职之后，很快我就在另一家酒店应聘上了总经理助理的职务，月薪也涨到了4500元。1998年，我手头已经有了28万元积蓄，当时房价一平方3600多元，大家都在讨论说深圳房价会越来越高，我就赶紧用这笔钱在深圳买了一个两房一厅，至此，我才真正觉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
九十年代的深圳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灯红酒绿的世界让很多人迷失了自我。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接触一些很有钱的男人，曾经有人跑到我跟前问，小王，如果我跟我老婆离婚，你会嫁给我吗？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不可能。对方说我这么优秀，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愿意呢？我说你现在能够扔掉你的结发妻子，是因为我年轻漂亮。等将来有一天我变老了，还有更年轻漂亮的跟上来，你这种见异思迁的男人，我敢嫁吗？对方听了悻悻而去。
我是女人，永远不会去为难女人，更不可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有时候忙了一天，独身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万家灯火，我也会特别孤独，也会莫名伤感。只有忙起来才不会想那么多，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
孤独的时候我就回南京和几个姐姐相聚，右一是我。
1998年，我的一个朋友从瑞士飞回国探亲。为尽地主之谊，我招待她吃住，开车带着她在深圳玩了一个星期。临走的时候朋友问我，静子，你人那么好，怎么不再找一个呀？我说，哎呀，没有合适的就单着呗，总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她说，你给我几张相片，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朋友心里已经有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她在香港大学当老师的同学，另一个是她在瑞士认识的一位中餐馆厨师。两个人拿到我的相片后，都觉得很满意，也都跟我电话联系过。我当时没有手机，只有座机，或许是应了那句“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香港大学的那位先生打过几次电话我没接到，他便没有再打。
远在瑞士的那位写了一封信，寄到了我以前工作的酒店，但当时我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信被一位跟我熟识的小姑娘看到后转到了我手里。我拿到信，发现内容写的很真挚，信里也留了电话号码，想着礼貌性地回个电话吧。结果忽略了时差问题，连打两次都没有人接听。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想着再打最后一次，打不通就算了。电话嘟嘟响两声之后终于接通了。我说，你好，你是杨工吗（先生信里留的名字）？他说是，我说我是王静，他听了一下从床上跳起来。原来那边是半夜两点钟，他白天出去工作，也就这个时间能接到国内电话。
后来细想，这份缘分真是阴差阳错，哪个小环节出了情况都有可能联系不上。就这样，我们建立了联系，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越聊越投机。信件不停地你来我往，每隔几天，还要忍不住打一通电话。我觉得国际长途电话费太贵了，总提醒他挂电话，可一打起来总是放不下。后来他告诉我，他一年光打给我的电话费就7000瑞郎，按照当时1：5的汇率，折合人民币三万多块钱！
我说你怎么会舍得花这么多的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就想听到你的声音，每次一看你的相片，我就知道这个女人应该是我夫人。神奇的是，那两年时间，我们仅仅通过电话和书信联络，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就认定他是我等的那个人，义无反顾地决定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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