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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敢为文艺禁区摁绿灯的老干部 | 温哥华教育中心
   

那些敢为文艺禁区摁绿灯的老干部

那年他去看春晚彩排时,坐在前排的外交部长助理李肇星扭头问说:“这戏我家里人都看疯了,能不能给我家一套带子,让我们看周全?”


在剧烈争论声中,北视中心向组织做汇报。王光高度评价《编辑部的故事》,说它善意地针砭时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

“如果政治上出问题,我可以负全责。”

汇报完毕,冯小刚又跟北视中心出主意,送了一套录像带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没多久,李瑞环到北视视察。冯小刚又问,瑞环同志,您看了我们的剧吗?李说,我没看,但这部剧很好,办公室的同志很喜欢。

借这股热度,《编辑部》连续拿了飞天、金鹰和“五个一工程”等8项大奖。

后来冯小刚见了老干部张永经就说:

“张局长,您就是我们亲爸爸!”

07.

无论王昆、吴冷西这样的老革命,还是洪民生、杨伟光这样的开拓者,抑或张永经这样的好顾问,在给有争议的文艺作品摁完绿灯后,都算是完美收场。

有些人就没这么幸运。

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要找一个能团结多数人、不搞大壮族主义的壮族干部,去做广西影厂厂长。广西农学院的韦必达,被点名上调。想必那年,韦必达听说了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的事。

4年后,这一届学生要分配。他赶紧去北电找院长和书记,要了12个名额。

那拨人毕业后,本来分配了10个。结果大家都嫌弃,只去了4个。

这四个人,是导演系的张军钊,摄影系的张艺谋、肖风,以及美术系的何群。

爱才心切的韦必达,亲自去火车站接这几个年轻人,还给分房子。这都不算啥,最高级的待遇,是为这几个年轻人,开了先例,闯了禁区。彼时在电影界,一个毕业生,怎么也要干八九年助理、副导、联合导演,一点点熬成导演。

结果这几个人一去,成立了全国最年轻的摄制组。

1983年5月,厂长、书记、副厂长,跟几个生瓜蛋子窝在招待所,一起审阅剧本10天。这部《一个和八个》,就是所谓的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

拍摄期间,韦必达去银川看样片,一看电影,整个人傻了。以前从来没有导演这么拍片。张艺谋在色彩、光线上非常大胆,采取不完整构图,经常只拍人物的半边脸或半个鼻子,给人一种奇异的视觉感受。


广西影厂投了50万。年底,摄制组高高兴兴地把片子交到文化部,正碰上“人性论”大批判。北京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一个和八个》被当成“精神污染”的靶子重点批判。甚至连北电的教学方针,都被批判。

显然,如果帽子被扣死,张艺谋四人的艺术生涯,将遭到巨大冲击。

这时候,韦必达站了出来,在厂长会议上,面对一边倒的批评说:

“我们对于这样一批勇于创新的年轻人,要关心爱护,肯定他们的成绩,帮助他们总结提高,引导他们前进,千万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大胆放手培养年轻一代,我们的电影事业就没有出路。”

但最终,电影没能通过。



“《一个和八个》剧照”

这之前,在北影拍片无门的陈凯歌,揣着《孩子王》的剧本找到韦必达,希望给一次机会。韦看了剧本,觉得太沉重。《一个和八个》亏了50万,不能再冒险,就给了他《深谷回声》的本子,让他和张艺谋去陕西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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