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提桶人困在富士康:有人績效僅1元
沒有加班甚至可以變成壹種“懲罰”。而今年，由於訂單量下滑，車間效益下降，領導們對工時和加班的管理也變得嚴格起來。林康記得，有個復雜工件，以前做完起碼能算5個工時，但這壹次，他用電腦壹查，上面顯示的工時數是1。
疫情沖刷著全國各地的富士康。在7年老員工楊束新眼裡，“卡加班”和“卡工時”已經是這兩年的常態，“就是想方設法把你給逼走，申請自動離職”。
楊束新在河南濟源富士康做機械加工，每天需要操作2台機器，標准工作時長是10個小時，以前，只要有活幹，不管產出多少，都會在周末報加班。2020年的時候，變成2台機器壹天需要產出16個小時才有資格加班，後來，這個數字慢慢變成20個、23個……到2022年，所要求的工時已經是26個小時。
但楊束新不願意走。他快30歲了，前兩年剛結婚，買了房，有個1歲零2個月的寶寶，每個月要還1500元的房貸。
沒有加班之後，基本工資不能再少了，楊束新不敢再回家。他算著，自己已經半年沒有見過孩子，結婚之後，楊束新和妻子兩地分居，自己在濟源，妻子帶著孩子在老家村裡。只有200公裡的路程，也不能隨意回家——疫情壹開始，富士康就規定，回來就是隔離14天，老家這邊又得隔離7天，那就是接近壹個月沒有收入，“打工的，隔離了，錢也掙不到了，你說你幹啥？”
在流水線上貼墊片的河南女孩吳小菲，也是富士康的“提桶人”之壹。2020年3月，吳小菲第壹次到富士康做臨時工，之後的時間裡，她保持著每年進3次富士康的頻率——返費高的時候進，做滿3個月就出來，到今年，吳小菲已經7進7出富士康。
吳小菲覺得，能加班，是壹件很好的事情。今年3月，深圳富士康因為疫情停擺，壹些訂單也轉移到了她所在的河南鄭州富士康廠區，訂單壹下子變多了，她每天都能加2.5個小時的班，算上返費，壹個月能賺上7000多塊。
疫情之後，訂單更加頻繁地在全國各地的富士康中間轉移。山西太原廠區的壹位“提桶人”張力波說，今年5月，廠區也有壹段時間訂單增加，是因為河南鄭州又遭遇了疫情，訂單轉移到了他所在的廠區。和吳小菲壹樣，那段時間，張力波也能拿到更多的加班工資。
顯然，疫情難以撼動龐大的富士康，只要讓訂單在各個廠區流動起來，流水線就可以壹直不停擺。但身處其中的富士康工人們，是沒有選擇權的，他們更多的，是獨自搖擺在加班、不加班，極端的忙碌，或者突如其來的停工之中。
▲ 圖 / 視覺中國
“提桶人”變成長期工
7進7出富士康的“提桶人”吳小菲，已經記不清自己每壹次的工作內容。但她知道，如果自己再進富士康，也不會有任何困難——每壹次的工作都很容易。比如貼電池墊片，剛開始時，別人壹天貼1000個，吳小菲也能貼上600個，只需要壹天時間，吳小菲就可以熟練得看不出是新手。
但簡單和枯燥，幾乎是壹對同義詞。人的身體是強大的——貼墊片貼久了，吳小菲的眼睛能適應看很小的東西，長時間盯著定位柱也不會眼花。更難調節的是精神，吳小菲還是用了“壓抑”兩個字來形容在車間的感覺，因為“看不到外面的天”，每個人都長得壹樣：壹樣的口罩，壹樣的白色靜電衣，唯壹的壹點色彩是線長，他們穿的靜電衣是藍色。
也正因為如此，吳小菲更適應富士康臨時工的節奏，她的丈夫陳偉也在富士康，這3年，夫妻兩人壹起進富士康，在廠裡幹3個月就出來，做1個月零工調節壹下。陳偉會開車，就去跑滴滴，或者看哪裡需要日結司機，吳小菲則去做電話銷售，這份工作的好處是“上班可以隨身帶手機，也沒什麼規矩”。這1個月也是屬於夫妻贰人的休息時間，陳偉跑滴滴的收入，比富士康少，1個月4000塊，但會感覺“舒服、自由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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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沖刷著全國各地的富士康。在7年老員工楊束新眼裡，“卡加班”和“卡工時”已經是這兩年的常態，“就是想方設法把你給逼走，申請自動離職”。
楊束新在河南濟源富士康做機械加工，每天需要操作2台機器，標准工作時長是10個小時，以前，只要有活幹，不管產出多少，都會在周末報加班。2020年的時候，變成2台機器壹天需要產出16個小時才有資格加班，後來，這個數字慢慢變成20個、23個……到2022年，所要求的工時已經是26個小時。
但楊束新不願意走。他快30歲了，前兩年剛結婚，買了房，有個1歲零2個月的寶寶，每個月要還1500元的房貸。
沒有加班之後，基本工資不能再少了，楊束新不敢再回家。他算著，自己已經半年沒有見過孩子，結婚之後，楊束新和妻子兩地分居，自己在濟源，妻子帶著孩子在老家村裡。只有200公裡的路程，也不能隨意回家——疫情壹開始，富士康就規定，回來就是隔離14天，老家這邊又得隔離7天，那就是接近壹個月沒有收入，“打工的，隔離了，錢也掙不到了，你說你幹啥？”
在流水線上貼墊片的河南女孩吳小菲，也是富士康的“提桶人”之壹。2020年3月，吳小菲第壹次到富士康做臨時工，之後的時間裡，她保持著每年進3次富士康的頻率——返費高的時候進，做滿3個月就出來，到今年，吳小菲已經7進7出富士康。
吳小菲覺得，能加班，是壹件很好的事情。今年3月，深圳富士康因為疫情停擺，壹些訂單也轉移到了她所在的河南鄭州富士康廠區，訂單壹下子變多了，她每天都能加2.5個小時的班，算上返費，壹個月能賺上7000多塊。
疫情之後，訂單更加頻繁地在全國各地的富士康中間轉移。山西太原廠區的壹位“提桶人”張力波說，今年5月，廠區也有壹段時間訂單增加，是因為河南鄭州又遭遇了疫情，訂單轉移到了他所在的廠區。和吳小菲壹樣，那段時間，張力波也能拿到更多的加班工資。
顯然，疫情難以撼動龐大的富士康，只要讓訂單在各個廠區流動起來，流水線就可以壹直不停擺。但身處其中的富士康工人們，是沒有選擇權的，他們更多的，是獨自搖擺在加班、不加班，極端的忙碌，或者突如其來的停工之中。
▲ 圖 / 視覺中國
“提桶人”變成長期工
7進7出富士康的“提桶人”吳小菲，已經記不清自己每壹次的工作內容。但她知道，如果自己再進富士康，也不會有任何困難——每壹次的工作都很容易。比如貼電池墊片，剛開始時，別人壹天貼1000個，吳小菲也能貼上600個，只需要壹天時間，吳小菲就可以熟練得看不出是新手。
但簡單和枯燥，幾乎是壹對同義詞。人的身體是強大的——貼墊片貼久了，吳小菲的眼睛能適應看很小的東西，長時間盯著定位柱也不會眼花。更難調節的是精神，吳小菲還是用了“壓抑”兩個字來形容在車間的感覺，因為“看不到外面的天”，每個人都長得壹樣：壹樣的口罩，壹樣的白色靜電衣，唯壹的壹點色彩是線長，他們穿的靜電衣是藍色。
也正因為如此，吳小菲更適應富士康臨時工的節奏，她的丈夫陳偉也在富士康，這3年，夫妻兩人壹起進富士康，在廠裡幹3個月就出來，做1個月零工調節壹下。陳偉會開車，就去跑滴滴，或者看哪裡需要日結司機，吳小菲則去做電話銷售，這份工作的好處是“上班可以隨身帶手機，也沒什麼規矩”。這1個月也是屬於夫妻贰人的休息時間，陳偉跑滴滴的收入，比富士康少，1個月4000塊，但會感覺“舒服、自由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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