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姐] 被疫情困住的空乘员 工资降70%却...
“她身边很多人已经辞职了，但她主要担心自己再就业问题，毕竟毕业后就进了航空公司，工作圈子很小，工作技能也很单一，甚至可以说是与外界‘脱节’关系。”
而他本人，则想都不敢想“辞职”两个字。
据了解，由于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前期投入大量成本，因此飞行员与所属航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基本都是“终身制”，如果飞行员要主动跳槽，则要面临支付公司一笔巨额赔偿费用，往往高达“四五百万”。
这样的条款令束金权和同事们对“辞职”望而却步。“而且说实话，我们除了开飞机，其他的也做不了什么。”
而与收入锐减相比，另一个摆在束金权面前的打击则是，疫情很可能影响了他个人职业发展的路径。
按照公司规定，只有累计飞行时长达到2500小时，才有资格报考机长。但因疫情影响，束金权的飞行时长自2021年8月以来一直停滞在1800小时。“去年8月到现在，我一共只飞了不到20班，这还是有国庆节和春节两个大节日的支撑。今年春节过后到现在，我一班都没飞，一直在家。”
飞行时长不达标也就意味着“升职”无望，而更致命的是，飞行员还会在长时间没有飞行的停摆中面临飞行技术的倒退。
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一般航空公司都会采取QAR（飞行数据快速译码）系统对飞行员的飞行品质进行监控，一旦其中的一项指标低于系统范围（也叫做“超限”），飞行员就要面临“回炉”到模拟机进行训练，如果超限程度严重则还会有被降级的风险。
束金权表示，从疫情后，公司内部超限的比例就开始攀升，“因为大家飞得都少了。”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只得尽量保持自身状态，避免出现问题，这对他们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谈及对未来的看法，束金权颇为理性，他表示，作为航空人，尽管自己比其他人更期待行业复苏的进程能加快，但面对当前的疫情现状，他也只能尽量安慰自己保持乐观，并不得不谋划其他出路。
“现在在利用时间自学PS、视频剪辑等，也许以后得靠这些营生了”，束金权补充到，“毕竟离开了飞机，我们可能还不如普通人。”
2、疫情爆发一年后，我辞去了别人羡慕的EK空姐工作
和束金权的苦苦坚守不同，已经在阿联酋航空（EK）工作了六年的空姐余岱宁，则在疫情爆发一年多后，下定决心离开了这个行业。
但疫情并非是余岱宁选择离开航空业的主要原因。她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自己还没结婚，家庭条件也还可以，没什么经济上和家庭方面的负担。“所以要不要继续做空姐，主要就是看我自己喜不喜欢，还想不想飞。”
余岱宁表示，当初自己也是误打误撞进入这个行业的。高中毕业之后，她就去英国留学了，一直读到硕士。
毕业后余岱宁想要留在英国工作，但那时英国政府正好取消了留学生(专题)可以留下来工作的这个福利。
“当时我就在网上搜一些国外的工作机会，恰好看到了阿联酋航空当时在全球招不同国籍的空乘，我就去尝试了一下，没想到就面试上了，然后就开始做了这一行。”
余岱宁透露，阿联酋航空对空乘的学历要求不会很高，但是要求必须全英文地通过他们的面试。
在正式上岗前，余岱宁和其他新同事一起接受了安全、服务、技能等方面的一些封闭式培训。让余岱宁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培训内容中还有调酒一项，因为他们航班的飞机上有空中吧台，每个空乘人员都要轮值，所以要会调酒。
一开始，余岱宁对自己的这份工作也是十分满意和喜欢的。因为阿联酋航空的工资福利待遇，在行业内是公认的比较优渥的。
余岱宁透露，疫情之前正常飞的时候，自己一个月大概可以拿到2到3万迪拉姆（阿联酋本币），换算成人民币(专题)约3到4万元。
除了工资收入外，余岱宁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自己对这个工作最满意的一点还在于，可以让她有机会去到全球不同的国家，领略不同城市的风光，见到不同的旅客。
余岱宁表示，国内航空公司的一些朋友经常跟自己抱怨说非常辛苦非常累，但外航相对而言要轻松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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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本人，则想都不敢想“辞职”两个字。
据了解，由于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前期投入大量成本，因此飞行员与所属航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基本都是“终身制”，如果飞行员要主动跳槽，则要面临支付公司一笔巨额赔偿费用，往往高达“四五百万”。
这样的条款令束金权和同事们对“辞职”望而却步。“而且说实话，我们除了开飞机，其他的也做不了什么。”
而与收入锐减相比，另一个摆在束金权面前的打击则是，疫情很可能影响了他个人职业发展的路径。
按照公司规定，只有累计飞行时长达到2500小时，才有资格报考机长。但因疫情影响，束金权的飞行时长自2021年8月以来一直停滞在1800小时。“去年8月到现在，我一共只飞了不到20班，这还是有国庆节和春节两个大节日的支撑。今年春节过后到现在，我一班都没飞，一直在家。”
飞行时长不达标也就意味着“升职”无望，而更致命的是，飞行员还会在长时间没有飞行的停摆中面临飞行技术的倒退。
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一般航空公司都会采取QAR（飞行数据快速译码）系统对飞行员的飞行品质进行监控，一旦其中的一项指标低于系统范围（也叫做“超限”），飞行员就要面临“回炉”到模拟机进行训练，如果超限程度严重则还会有被降级的风险。
束金权表示，从疫情后，公司内部超限的比例就开始攀升，“因为大家飞得都少了。”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只得尽量保持自身状态，避免出现问题，这对他们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谈及对未来的看法，束金权颇为理性，他表示，作为航空人，尽管自己比其他人更期待行业复苏的进程能加快，但面对当前的疫情现状，他也只能尽量安慰自己保持乐观，并不得不谋划其他出路。
“现在在利用时间自学PS、视频剪辑等，也许以后得靠这些营生了”，束金权补充到，“毕竟离开了飞机，我们可能还不如普通人。”
2、疫情爆发一年后，我辞去了别人羡慕的EK空姐工作
和束金权的苦苦坚守不同，已经在阿联酋航空（EK）工作了六年的空姐余岱宁，则在疫情爆发一年多后，下定决心离开了这个行业。
但疫情并非是余岱宁选择离开航空业的主要原因。她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自己还没结婚，家庭条件也还可以，没什么经济上和家庭方面的负担。“所以要不要继续做空姐，主要就是看我自己喜不喜欢，还想不想飞。”
余岱宁表示，当初自己也是误打误撞进入这个行业的。高中毕业之后，她就去英国留学了，一直读到硕士。
毕业后余岱宁想要留在英国工作，但那时英国政府正好取消了留学生(专题)可以留下来工作的这个福利。
“当时我就在网上搜一些国外的工作机会，恰好看到了阿联酋航空当时在全球招不同国籍的空乘，我就去尝试了一下，没想到就面试上了，然后就开始做了这一行。”
余岱宁透露，阿联酋航空对空乘的学历要求不会很高，但是要求必须全英文地通过他们的面试。
在正式上岗前，余岱宁和其他新同事一起接受了安全、服务、技能等方面的一些封闭式培训。让余岱宁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培训内容中还有调酒一项，因为他们航班的飞机上有空中吧台，每个空乘人员都要轮值，所以要会调酒。
一开始，余岱宁对自己的这份工作也是十分满意和喜欢的。因为阿联酋航空的工资福利待遇，在行业内是公认的比较优渥的。
余岱宁透露，疫情之前正常飞的时候，自己一个月大概可以拿到2到3万迪拉姆（阿联酋本币），换算成人民币(专题)约3到4万元。
除了工资收入外，余岱宁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自己对这个工作最满意的一点还在于，可以让她有机会去到全球不同的国家，领略不同城市的风光，见到不同的旅客。
余岱宁表示，国内航空公司的一些朋友经常跟自己抱怨说非常辛苦非常累，但外航相对而言要轻松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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