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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安 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的四十年
老安 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的四十年老安 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的四十年
如果没有在威尼斯学印度语的嬉皮士朋友向他说起，他不会得知二百多公里外的地方可以学习神秘的象形字；如果不是逆反心理作祟，他可能也和许多去听中文系介绍课的年轻人一样，被老师们“你们要是吃饱撑的没事可以来，但现在中国还去不了，学完后工作就更别想了，不可能有”的说辞劝退；更关键的是，如果申请失败，学校没有给他奖学金，他也会因为负担不起在异地的开支而选择别的谋生之路。
▲上海，1983
好不容易来了中国，但无非也是读两三年书，原本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机缘。那时他常去上海的和平饭店吃8块钱三菜一汤的学生套餐，一次偶然在饭店电梯里碰到两个意大利商人跟一个香港人，聊天下来对方惊喜地发现他还学过计算机，既懂技术又会说中文，无疑是他们开拓中国市场的理想人选。老安回国当义务兵期间，对方就一直跟他保持联系，等他一年当兵结束，便立刻安排他到香港的办事处就任。
彼时香港的繁华程度已远超他的认知，打电话就能订电影票，简直“不得了”，跟去了外星差不多。眼前频繁冒出的香车美女、高楼大厦都让他想起意大利流行的一部美剧《Dallas（朱门恩怨）》里的场景，仿佛也过上了德州石油富豪的生活。在香港那几年，他同样揣着相机拍了许多照片，“我记得在金钟的一个高楼，我看着整条河，上面各种各样的船，下面是英国的海军基地，同时还能看到机场里的直升飞机，哇那个画面，在那之前，我能看到一个小汽车就不错了。”
到了1990年，公司总部认为要把业务重心转移到中国大陆，老安便只身来到北京，招来一个秘书、两个业务员，以极低的租金在京广中心租下高层办公楼，独立运行起分公司。
京广中心于1980年代末建成，他记得那是一座很漂亮的天蓝色玻璃摩天大楼，但1990年那会儿看上去却有点错位，在一片平房和尚未竣工的三环路上显得孤独突兀。
刚搬去办公的时候，楼下几乎看不到汽车，但短短几年周边就迅速发展，租金也噌噌翻了三倍。面对这些剧变，老安似乎早有预备。“中国在变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中国人是不太适应的，因为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以前有单位，生活都是固定有保障的，后来一下子翻天覆地，得自己找办法。但在意大利本来就这样，所以别人说我习惯不习惯，我会反问他，你习惯不习惯？”
他出生于波河平原，周围都是种地的农民，60年代开始出现乡镇企业，兴办纺织厂，故乡的暴发户跟中国1990年代的万元户在他看来是“一样一样的”，“我并不是预见了这些情况，而是这一切越来越像我刚离开的世界。时间于我似乎是停止了，至少可说，时间依从我，使我在置身这一时代巨变时，感到得心应手，正在发生的事很难让我感到奇怪。”
他平和且略带调侃地看待周遭及自身的变化，“我们刚来的时候被称为外国人，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招外资阶段，中国人就开始叫我们‘外宾’，再后来中国崛起了，我们就普遍变成‘老外’，听起来有点像人家把你看腻了的感觉。”
眼下最感兴趣线上和线下的关系
1999年，40岁的老安辞去公司职务，完全投身到独立纪录片的拍摄中。那时在中国拍独立电影的人特别少，回想起来，彭磊直呼他们和贾樟柯、吴文光等人一样，都属于“特别特别傻”的人，“花了好多钱买电脑买DV，都比房子贵。一个卡一万多块，一个硬盘一万多块，最便宜的DV三万多块，老安好像还丢过一两个，掉水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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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83
好不容易来了中国，但无非也是读两三年书，原本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机缘。那时他常去上海的和平饭店吃8块钱三菜一汤的学生套餐，一次偶然在饭店电梯里碰到两个意大利商人跟一个香港人，聊天下来对方惊喜地发现他还学过计算机，既懂技术又会说中文，无疑是他们开拓中国市场的理想人选。老安回国当义务兵期间，对方就一直跟他保持联系，等他一年当兵结束，便立刻安排他到香港的办事处就任。
彼时香港的繁华程度已远超他的认知，打电话就能订电影票，简直“不得了”，跟去了外星差不多。眼前频繁冒出的香车美女、高楼大厦都让他想起意大利流行的一部美剧《Dallas（朱门恩怨）》里的场景，仿佛也过上了德州石油富豪的生活。在香港那几年，他同样揣着相机拍了许多照片，“我记得在金钟的一个高楼，我看着整条河，上面各种各样的船，下面是英国的海军基地，同时还能看到机场里的直升飞机，哇那个画面，在那之前，我能看到一个小汽车就不错了。”
到了1990年，公司总部认为要把业务重心转移到中国大陆，老安便只身来到北京，招来一个秘书、两个业务员，以极低的租金在京广中心租下高层办公楼，独立运行起分公司。
京广中心于1980年代末建成，他记得那是一座很漂亮的天蓝色玻璃摩天大楼，但1990年那会儿看上去却有点错位，在一片平房和尚未竣工的三环路上显得孤独突兀。
刚搬去办公的时候，楼下几乎看不到汽车，但短短几年周边就迅速发展，租金也噌噌翻了三倍。面对这些剧变，老安似乎早有预备。“中国在变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中国人是不太适应的，因为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以前有单位，生活都是固定有保障的，后来一下子翻天覆地，得自己找办法。但在意大利本来就这样，所以别人说我习惯不习惯，我会反问他，你习惯不习惯？”
他出生于波河平原，周围都是种地的农民，60年代开始出现乡镇企业，兴办纺织厂，故乡的暴发户跟中国1990年代的万元户在他看来是“一样一样的”，“我并不是预见了这些情况，而是这一切越来越像我刚离开的世界。时间于我似乎是停止了，至少可说，时间依从我，使我在置身这一时代巨变时，感到得心应手，正在发生的事很难让我感到奇怪。”
他平和且略带调侃地看待周遭及自身的变化，“我们刚来的时候被称为外国人，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招外资阶段，中国人就开始叫我们‘外宾’，再后来中国崛起了，我们就普遍变成‘老外’，听起来有点像人家把你看腻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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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0岁的老安辞去公司职务，完全投身到独立纪录片的拍摄中。那时在中国拍独立电影的人特别少，回想起来，彭磊直呼他们和贾樟柯、吴文光等人一样，都属于“特别特别傻”的人，“花了好多钱买电脑买DV，都比房子贵。一个卡一万多块，一个硬盘一万多块，最便宜的DV三万多块，老安好像还丢过一两个，掉水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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