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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封城危機後的經濟政治學問題
西安封城危機後的經濟政治學問題西安封城危機後的經濟政治學問題
第贰，只管自己的壹畝叁分地，不惜以鄰為壑。2020年6月我曾經在內蒙古某城見識過這種懶政，當時北京疫情爆發，檢查站看我是北京來的，於是讓我進城隔離並接受核酸檢測，但又表示，只要立即離開這裡，到不屬於他們管的地方，就可以不用隔離做核酸檢測，這是典型的各管壹方的官僚主義懶政行為，不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而是以“別在我地盤出事就行”為導向。
第叁，只珍惜烏紗帽，不管老百姓死活。比如，我國抗戰中，湖南官員機械地（或“寧左勿右”）執行國民政府的“焦土抗戰”政策，日軍還沒有進攻長沙，就不有分說焚城，導致城裡90%以上建築被燒毀，3萬多人被燒死。再比如，歷史上很多饑荒不是由於國家整體糧食產量降低，而是地方官為了邀功，拼命加大征糧力度，而發生饑饉時，又不讓人出去逃荒要飯，避免把饑荒的消息泄露出去，於是發生大面積餓死人的事情。
說白了這是官僚隊伍的壹種極其自私的懶政行為。如何應對官僚主義問題呢？習總書記在新年致辭中再次提到了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這次深談中，毛澤東說：“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近代以來底層人民的政治斗爭，歸根到底不就是為了建立壹個人民的權力受到尊重，政府權力被有效監督的體制嗎？
所以，市場和民主的方法，仍是人們應對社會危機效率最高、代價最小的方法，市場經濟和受到充分監督的責任型政府，是克服危機的最好的保障。在這裡，仍然以贰戰中各國政府的表現舉例，在這場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大危機中，奉行了市場和民主原則的國家，其損失是最低的。
贰戰中的英國是西方國家中介入時間最長、作戰范圍最廣的國家，從歐洲大陸到北非、到亞洲，英國都是與德意日法西斯作戰的主力之壹。戰爭期間，英國動員了本土及海外領土(Crown Colonies）589萬兵力，最終以陣亡38.3萬（其中本土士兵26.4萬）的代價打贏戰爭。贰戰期間，英國本土平民死亡也僅僅6.7萬，本土軍民總死亡人數僅33.1萬，死亡率在歐洲主要參戰國中最低。英國依賴民間市場化的商隊，成功實現了敦刻爾克大撤退，還保障了英倫叁島在戰爭中的供應。其他非民主國家，無論是作為戰勝國的蘇聯，還是作為戰敗國的德國，損失都遠遠大於英國，他們的犧牲都是千萬級別的。
西安封城中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是對我們應急體制的壹個警鍾，這種體制在太平盛世中，應對壹場不太致命的疫情，就會出現這麼多問題，如果在戰爭或非常情況下，那些圍城中的人道主義災難可能將重現。我們的經濟在發展，社會治理能力也應該隨之提高，否則那些人類歷史的悲劇並未遠去，這根本不是什麼危言聳聽。
2019年黨的拾九屆肆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決定》，其言殷殷在耳，切莫執行起來又回到老路子上來。也只有在遵循市場和民主的原則前提下，才能最大限度發揮中國模式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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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只珍惜烏紗帽，不管老百姓死活。比如，我國抗戰中，湖南官員機械地（或“寧左勿右”）執行國民政府的“焦土抗戰”政策，日軍還沒有進攻長沙，就不有分說焚城，導致城裡90%以上建築被燒毀，3萬多人被燒死。再比如，歷史上很多饑荒不是由於國家整體糧食產量降低，而是地方官為了邀功，拼命加大征糧力度，而發生饑饉時，又不讓人出去逃荒要飯，避免把饑荒的消息泄露出去，於是發生大面積餓死人的事情。
說白了這是官僚隊伍的壹種極其自私的懶政行為。如何應對官僚主義問題呢？習總書記在新年致辭中再次提到了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這次深談中，毛澤東說：“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近代以來底層人民的政治斗爭，歸根到底不就是為了建立壹個人民的權力受到尊重，政府權力被有效監督的體制嗎？
所以，市場和民主的方法，仍是人們應對社會危機效率最高、代價最小的方法，市場經濟和受到充分監督的責任型政府，是克服危機的最好的保障。在這裡，仍然以贰戰中各國政府的表現舉例，在這場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大危機中，奉行了市場和民主原則的國家，其損失是最低的。
贰戰中的英國是西方國家中介入時間最長、作戰范圍最廣的國家，從歐洲大陸到北非、到亞洲，英國都是與德意日法西斯作戰的主力之壹。戰爭期間，英國動員了本土及海外領土(Crown Colonies）589萬兵力，最終以陣亡38.3萬（其中本土士兵26.4萬）的代價打贏戰爭。贰戰期間，英國本土平民死亡也僅僅6.7萬，本土軍民總死亡人數僅33.1萬，死亡率在歐洲主要參戰國中最低。英國依賴民間市場化的商隊，成功實現了敦刻爾克大撤退，還保障了英倫叁島在戰爭中的供應。其他非民主國家，無論是作為戰勝國的蘇聯，還是作為戰敗國的德國，損失都遠遠大於英國，他們的犧牲都是千萬級別的。
西安封城中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是對我們應急體制的壹個警鍾，這種體制在太平盛世中，應對壹場不太致命的疫情，就會出現這麼多問題，如果在戰爭或非常情況下，那些圍城中的人道主義災難可能將重現。我們的經濟在發展，社會治理能力也應該隨之提高，否則那些人類歷史的悲劇並未遠去，這根本不是什麼危言聳聽。
2019年黨的拾九屆肆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決定》，其言殷殷在耳，切莫執行起來又回到老路子上來。也只有在遵循市場和民主的原則前提下，才能最大限度發揮中國模式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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