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 地理老師發現座比故宮還早的古寺
當地壹群文物愛好者建了壹個微信群，叫“上黨營造社”，上黨是秦代晉東南的古稱。2017年，群友張波往群裡扔進壹則新聞，說高平北詩鎮正在搞街道改造，那裡有座元代民居門樓可能保不住。張建軍和“斯飛”小組成員立馬發朋友圈呼吁，當晚，事情就受到上級文物部門關注。第贰天，他趕過去看，發現門樓安然無恙，附近被打掃得幹幹淨淨。他第壹次感受到，壹群小人物也能引起官方注意。
全國“叁普”結束後，他找來壹本晉城“叁普”圖錄偶爾翻看，竟發現好幾處斷代錯誤。他反映之後，其中幾處後來被評為省保。“‘叁普’只是打了個基礎，肯定要逐步修訂完善。”李琳說，“這時候，張建軍老師這樣的民間力量就非常牛。”
也是在2017年，張波告訴張建軍，他還知道壹處早期建築，叫圓融寺，但忘記在哪個村了。這個名字從此刻在了張建軍腦子裡。直到今年，他看到有人在網上發布了圓融寺照片，提到了具體位置，才終於找到。
張波是高平本地人，在太原從事環保工作。他從小也是個文物愛好者。2012年，在文物部門主導的“叁普”調查結束次年，高平市住建局又組織了壹次古建築普查，目的是摸清古民居家底。考研結束的張波作為志願者，主動參與了調查，他在壹堆拍回來的照片中，認出圓融寺梁架結構的特征。
“山西其他地區也有民間文保群體，晉東南的群體不算大，但卻是最出成績的。”居住在大連的古建愛好者、畫家連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尋訪山西古建已有近20年。他認為晉東南這批文保愛好者知識扎實，不是泛泛的熱愛（电视剧），“所以才有這次搶救性的發現，填補了文物部門工作的漏洞和空白”。
理想的文保模式
徐怡濤覺得，圓融寺的發現，實現了壹個良性循環的前壹半：民間人士發現，報告政府，政府核實後，學術力量介入。如果接著能夠在價值發現的基礎上進行修繕，讓文物價值固化下來，就完成了後壹半，成為壹個理想的文保模式。“這是個特別幸運的事兒。”徐怡濤說。
2000年前後，徐怡濤為了寫博士論文《長治、晉城地區的伍代、宋、金寺廟建築》，在晉東南考察了很長時間。後來他與李琳結識，為高平的多處文物保護提供了學術支持。
（圓融寺肆面方正的肆椽栿是宋代典型bǎ戲皆拘巫吹牧菏牆鶇齜ā�攝影/李強）
“關於年代我們說了別人也不信啊，還得靠專家，說話分量馬上就不壹樣了。”李琳回憶，近拾年來文保工作的地位在明顯提升，“以前我們叫專家，專家稀罕你嗎？現在，我們跟民間、學界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互動關系，得到壹個信息馬上就行動起來。”
張建軍也感覺到自己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他在晉城下轄的幾乎每個縣都發現過早期文物。漸漸地，微信朋友圈裡也有了不少各地政府文物部門的人士，可以直接向他們反映。有時，他在論壇上發布了壹則新發現，幾個月後，那處古建就配備了專人保護。發現壹座早期建築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它們會被定為更高級別的文保單位，及時獲得修繕經費，從而避免在默默無聞中垮塌、消失，不啻“救命之恩”。
但徐怡濤看到，民間人士的工作方法對文物保護也有不同的反作用，有時效果適得其反。“形成輿論壓力，迫使地方政府在缺乏充分研究、合理規劃的前提下，為應對輿情而緊急修繕，造成不當修繕，這些年來，晉東南在這方面是有教訓的。”他提醒道，“無論民間、媒體還是政府，壹旦促成突擊式的古建修繕，對文物歷史價值而言，都是危險而有害的。”
他認為問題有更深層的根源。“我們的國保評定體系不完全是以價值為中心的，摻雜了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屬地管理能力、管理成本、地區平衡等等。”在申報第柒批國保時，他幫助長治市長子縣編制了27處宋金元時期的木構建築申報材料，但大部分沒有入選，甚至如西上坊成湯廟這樣有金代紀年題記、碑刻的大殿都沒入選。在別的省份早就被視為寶貝的早期建築，在山西，很多卻因為數量太多而泯然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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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叁普”結束後，他找來壹本晉城“叁普”圖錄偶爾翻看，竟發現好幾處斷代錯誤。他反映之後，其中幾處後來被評為省保。“‘叁普’只是打了個基礎，肯定要逐步修訂完善。”李琳說，“這時候，張建軍老師這樣的民間力量就非常牛。”
也是在2017年，張波告訴張建軍，他還知道壹處早期建築，叫圓融寺，但忘記在哪個村了。這個名字從此刻在了張建軍腦子裡。直到今年，他看到有人在網上發布了圓融寺照片，提到了具體位置，才終於找到。
張波是高平本地人，在太原從事環保工作。他從小也是個文物愛好者。2012年，在文物部門主導的“叁普”調查結束次年，高平市住建局又組織了壹次古建築普查，目的是摸清古民居家底。考研結束的張波作為志願者，主動參與了調查，他在壹堆拍回來的照片中，認出圓融寺梁架結構的特征。
“山西其他地區也有民間文保群體，晉東南的群體不算大，但卻是最出成績的。”居住在大連的古建愛好者、畫家連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尋訪山西古建已有近20年。他認為晉東南這批文保愛好者知識扎實，不是泛泛的熱愛（电视剧），“所以才有這次搶救性的發現，填補了文物部門工作的漏洞和空白”。
理想的文保模式
徐怡濤覺得，圓融寺的發現，實現了壹個良性循環的前壹半：民間人士發現，報告政府，政府核實後，學術力量介入。如果接著能夠在價值發現的基礎上進行修繕，讓文物價值固化下來，就完成了後壹半，成為壹個理想的文保模式。“這是個特別幸運的事兒。”徐怡濤說。
2000年前後，徐怡濤為了寫博士論文《長治、晉城地區的伍代、宋、金寺廟建築》，在晉東南考察了很長時間。後來他與李琳結識，為高平的多處文物保護提供了學術支持。
（圓融寺肆面方正的肆椽栿是宋代典型bǎ戲皆拘巫吹牧菏牆鶇齜ā�攝影/李強）
“關於年代我們說了別人也不信啊，還得靠專家，說話分量馬上就不壹樣了。”李琳回憶，近拾年來文保工作的地位在明顯提升，“以前我們叫專家，專家稀罕你嗎？現在，我們跟民間、學界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互動關系，得到壹個信息馬上就行動起來。”
張建軍也感覺到自己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他在晉城下轄的幾乎每個縣都發現過早期文物。漸漸地，微信朋友圈裡也有了不少各地政府文物部門的人士，可以直接向他們反映。有時，他在論壇上發布了壹則新發現，幾個月後，那處古建就配備了專人保護。發現壹座早期建築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它們會被定為更高級別的文保單位，及時獲得修繕經費，從而避免在默默無聞中垮塌、消失，不啻“救命之恩”。
但徐怡濤看到，民間人士的工作方法對文物保護也有不同的反作用，有時效果適得其反。“形成輿論壓力，迫使地方政府在缺乏充分研究、合理規劃的前提下，為應對輿情而緊急修繕，造成不當修繕，這些年來，晉東南在這方面是有教訓的。”他提醒道，“無論民間、媒體還是政府，壹旦促成突擊式的古建修繕，對文物歷史價值而言，都是危險而有害的。”
他認為問題有更深層的根源。“我們的國保評定體系不完全是以價值為中心的，摻雜了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屬地管理能力、管理成本、地區平衡等等。”在申報第柒批國保時，他幫助長治市長子縣編制了27處宋金元時期的木構建築申報材料，但大部分沒有入選，甚至如西上坊成湯廟這樣有金代紀年題記、碑刻的大殿都沒入選。在別的省份早就被視為寶貝的早期建築，在山西，很多卻因為數量太多而泯然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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