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 36歲華裔吳弭當選波士頓市長 引思
社會就在創造財富與分配財富、和平與動亂的兩極間來回擺動，像心髒的“擴張”和“收縮”壹樣，這就是歷史的心髒在跳動，道是“歷史的心跳”（見此前的文章《》）。
杜蘭特還指出：“不平等不僅是自然的、與生俱來的，而且隨著文明的復雜性的提高而提高。”
八拾年代以來，美國社會的復雜性不斷提高，財富的集中速度大大加快。隨著人類社會的復雜程度以及使用技術的提升，有才能的少數人和沒有才能的大多數人的產出差距越來越大，收入差距也越來越大。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全球化促進了贏者通吃的局面的形成。
生物個體的差異、優秀個體的占比是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社會的進步發展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革命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革命只會分配貧窮，讓所有人都貧窮，而不是分配財富，讓所有人都有所得。改革才是出路，才能分配財富。
杜蘭特舉了壹正壹反兩個例子，雅典的梭倫改革，將集中過度的財富分配給窮人，而且給予窮人更多的權利和機會，使得雅典避免了兩敗俱傷的革命，社會得以繼續發展，文明得以延續。
而羅馬正好相反，幾代領導人不斷革命，最後西羅馬帝國於公元前476年崩潰，此後經過漫長的幾個世紀的混戰、貧窮，社會才又慢慢穩定下來，開始創造積累財富。財富主要集中在天主教教會手裡，引發了之後的宗教改革，重新分配財富。
杜蘭特誇獎美國在這方面的表現：“美國政府在1933～1952年間以及1960～1965年間，學習了梭倫和平改革的方法，完成了溫和的、安撫性的再分配；也許是因為有人研究了歷史。美國的上層社會壹邊詛咒，壹邊服從，然後繼續他們財富集中的過程。”
當時也有人擔心，太長時間太左的政策將影響美國社會的效率，最終打破效率與公平的平衡，導致兩個目標都無法實現，從共同富裕淪落為共同貧窮。
不過右派及時崛起，世界進入“裡根－撒切爾時代”，美國日益成為世界強國。現在的鍾擺又擺向了左邊，不知是不是已經擺過頭了。不過美國似乎有壹種自動糾偏的力量，每次擺過頭的時候又及時擺回來。
是波士頓市長，不是華人波士頓市長
吳彌當選波士頓市長後，華裔在波士頓的地位和權利是否會獲得特別的提高呢？
應該不會。
她不是華人波士頓市長，她是波士頓市長。正如奧巴馬當選總統後，面對黑人兄弟們的要求，壹再解釋：“我是美國總統，不是黑人美國總統！”
用族群等身份劃分治理國家，背離憲政主義原則、法治、民主責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條，會導致仇恨與分裂，使得國家陷入混亂與衰退。
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當選總統時，美國的有識之士（不管左派還是右派）都感到震驚和擔憂的原因。時代周刊雜志封面稱其為“美利堅分裂國總統”，事實證明，時代周刊的預言壹點沒錯。特朗普煽動仇恨以實現權力的野心，與無數民眾（特別是失落的白人藍領）尋找“歸屬感”的渴望相互遭遇，相互成全。
純粹從利益角度來看，白人藍領應該投票支持民主黨，民主黨才是那個更支持工會、更主張提高最低工資、更主張擴大政府醫保、更支持扶貧濟弱的政黨，更合乎藍領工人的利益。
但是，大量移民對白人藍領文化認同的威脅，以及某些進步主義話語對他們的妖魔化（“白人垃圾”），使其寧願倒向特朗普來扞衛其身份認同。
從個體的角度來講，特朗普和白人藍領實在很難找出相同之處，壹個房地產的富贰代，壹個影視節目的制作人和明星，壹個在第伍大道以其命名的大廈頂層有整層豪宅的億萬富翁（牆壁上真正貼著金子的金碧輝煌的豪宅），壹個壹周在自家高爾夫球場打壹到兩場球的球手，壹個有叁任美艷妻子（最近壹任比他小24歲）以及無數緋聞的花花公子，美國“銹帶”的窮困潦倒的藍領工人卻選擇了他代表自己。
特朗普的問題是雙重的，與政策和個性都有關系。他的經濟民族主義讓支持他的選區狀況惡化而不是好轉；他明顯偏愛威權強人勝過民主盟友，這讓整個國際秩序失穩。特朗普代表著國際政治中所謂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的大趨勢。他既是衰敗的產物，也是衰敗的推手。
2018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新書《身份認同：對尊嚴的需求與仇恨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中文譯本簡稱《身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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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杜蘭特還指出：“不平等不僅是自然的、與生俱來的，而且隨著文明的復雜性的提高而提高。”
八拾年代以來，美國社會的復雜性不斷提高，財富的集中速度大大加快。隨著人類社會的復雜程度以及使用技術的提升，有才能的少數人和沒有才能的大多數人的產出差距越來越大，收入差距也越來越大。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全球化促進了贏者通吃的局面的形成。
生物個體的差異、優秀個體的占比是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社會的進步發展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革命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革命只會分配貧窮，讓所有人都貧窮，而不是分配財富，讓所有人都有所得。改革才是出路，才能分配財富。
杜蘭特舉了壹正壹反兩個例子，雅典的梭倫改革，將集中過度的財富分配給窮人，而且給予窮人更多的權利和機會，使得雅典避免了兩敗俱傷的革命，社會得以繼續發展，文明得以延續。
而羅馬正好相反，幾代領導人不斷革命，最後西羅馬帝國於公元前476年崩潰，此後經過漫長的幾個世紀的混戰、貧窮，社會才又慢慢穩定下來，開始創造積累財富。財富主要集中在天主教教會手裡，引發了之後的宗教改革，重新分配財富。
杜蘭特誇獎美國在這方面的表現：“美國政府在1933～1952年間以及1960～1965年間，學習了梭倫和平改革的方法，完成了溫和的、安撫性的再分配；也許是因為有人研究了歷史。美國的上層社會壹邊詛咒，壹邊服從，然後繼續他們財富集中的過程。”
當時也有人擔心，太長時間太左的政策將影響美國社會的效率，最終打破效率與公平的平衡，導致兩個目標都無法實現，從共同富裕淪落為共同貧窮。
不過右派及時崛起，世界進入“裡根－撒切爾時代”，美國日益成為世界強國。現在的鍾擺又擺向了左邊，不知是不是已經擺過頭了。不過美國似乎有壹種自動糾偏的力量，每次擺過頭的時候又及時擺回來。
是波士頓市長，不是華人波士頓市長
吳彌當選波士頓市長後，華裔在波士頓的地位和權利是否會獲得特別的提高呢？
應該不會。
她不是華人波士頓市長，她是波士頓市長。正如奧巴馬當選總統後，面對黑人兄弟們的要求，壹再解釋：“我是美國總統，不是黑人美國總統！”
用族群等身份劃分治理國家，背離憲政主義原則、法治、民主責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條，會導致仇恨與分裂，使得國家陷入混亂與衰退。
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當選總統時，美國的有識之士（不管左派還是右派）都感到震驚和擔憂的原因。時代周刊雜志封面稱其為“美利堅分裂國總統”，事實證明，時代周刊的預言壹點沒錯。特朗普煽動仇恨以實現權力的野心，與無數民眾（特別是失落的白人藍領）尋找“歸屬感”的渴望相互遭遇，相互成全。
純粹從利益角度來看，白人藍領應該投票支持民主黨，民主黨才是那個更支持工會、更主張提高最低工資、更主張擴大政府醫保、更支持扶貧濟弱的政黨，更合乎藍領工人的利益。
但是，大量移民對白人藍領文化認同的威脅，以及某些進步主義話語對他們的妖魔化（“白人垃圾”），使其寧願倒向特朗普來扞衛其身份認同。
從個體的角度來講，特朗普和白人藍領實在很難找出相同之處，壹個房地產的富贰代，壹個影視節目的制作人和明星，壹個在第伍大道以其命名的大廈頂層有整層豪宅的億萬富翁（牆壁上真正貼著金子的金碧輝煌的豪宅），壹個壹周在自家高爾夫球場打壹到兩場球的球手，壹個有叁任美艷妻子（最近壹任比他小24歲）以及無數緋聞的花花公子，美國“銹帶”的窮困潦倒的藍領工人卻選擇了他代表自己。
特朗普的問題是雙重的，與政策和個性都有關系。他的經濟民族主義讓支持他的選區狀況惡化而不是好轉；他明顯偏愛威權強人勝過民主盟友，這讓整個國際秩序失穩。特朗普代表著國際政治中所謂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的大趨勢。他既是衰敗的產物，也是衰敗的推手。
2018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新書《身份認同：對尊嚴的需求與仇恨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中文譯本簡稱《身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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