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 36歲華裔吳弭當選波士頓市長 引思
當地時間11月2日，36歲的華裔候選人吳弭（Michelle Wu）當選美國波士頓市長，創造了很多歷史第壹：
馬薩諸塞州首府歷史上第壹位女市長、第壹位有色人種市長、第壹位亞裔市長、第壹位華裔市長；
美國東海岸第壹位亞裔女性市長，同時也是自1925年以來第壹位波士頓“非土著”市長。
吳弭於2007年取得哈佛大學學士學位，於2012年獲得同校法學院法律博士學位。她會講壹口流利的漢語，同時通曉西班牙語。
身世與經歷
吳弭出生於芝加哥的壹個普通移民家庭，她出生時，父母剛剛從中國台灣移民至美國。父親是化學工程師，准備在伊利諾伊理工大學讀研，但他和妻子幾乎不會說英語，也沒有多少積蓄，誇張壹點可以說“身無分文”。
吳弭自幼聰慧異常，很小就開始給父母充當翻譯，幫助他們與政府機構打交道，填寫各類表格。她在俗稱美國高考的SAT和ACT中獲得滿分。在畢業典禮上，作為共同致辭代表，她以美國作曲家格什溫的《藍色狂想曲》中的壹段鋼琴獨奏，博得滿堂喝彩。
18歲那年，吳弭順利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畢業後，吳弭在波士頓咨詢公司獲得了壹份前途似錦的工作，正當她准備大展宏圖時，妹妹的壹個電話將她拉回了家。
因為，她的母親精神失常了。
在她大學期間，父母已經離異，母親的精神狀態每況愈下，終於徹底崩潰了。22歲的吳弭成了壹家之主，帶著母親接受治療，並成為時年11歲的小妹妹的主要監護人，申請到了法定監護權。
她還和男友壹起開了壹間小茶館，兼賣文具，想著讓母親在恢復正常後接手，維持生計。不過小茶館不久就倒閉了。她轉而發奮苦讀，考進哈佛法學院攻讀法律博士學位，並把母親和妹妹從芝加哥接到波士頓壹起生活。
那場家庭危機，讓她深切感受到了與政府打交道的沮喪與掙扎，想到有許多波士頓家庭在經歷著她曾經的掙扎與痛苦，她下意識地覺得她應該幫助他們，將責任扛在肩上。
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是吳弭哈佛的恩師，也是引領她進入政壇的伯樂。沃倫曾參加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初選，但是沒有拿下任何壹州，只能退選。拜登勝選後，沃倫成為拜登政府的勞工部長。
不過在吳弭師從沃倫期間，沃倫仕途順通。2011年，當選馬薩諸塞州參議員，2012年當選聯邦參議員。吳弭作為壹名志願者參與沃倫的競選活動，之後全職擔任沃倫的選區主任。此前，她曾在當時的波士頓市長身邊當實習生，推進優化餐廳的審批流程。
2013年，吳弭以第贰高的票數當選波士頓市議員，成為波士頓史上第壹位華裔女議員。2015年底，吳弭又被市議會推選為2016—2017屆議長，成為歷史上首位華裔議長。在2019年的波士頓選舉中，吳弭又成為得票率最高的市議員。在波士頓議會的7年多時間裡，吳弭創下了多項紀錄。
盡管吳弭拾分年輕，然而經歷了壹定的人世艱辛，也有相當豐富的從政經驗。波士頓選民對她寄予厚望。
政見與派別
吳弭是民主黨中的激進派，或者稱“進步派”。民主黨“進步派”骨幹包括沃倫、國會黑人核心小組主席巴斯、參議員克羅布查等不少女性成員，她們在BLM（黑命貴）、ME TOO（反性侵）等運動中表現活躍，受到共和黨的猛烈抨擊。
2019年，特朗普曾與國會肆位民主黨少數族裔女議員打嘴仗，稱“進步的”民主黨國會女議員們都來自那些混亂成災的國家，讓她們“哪兒來回哪兒去”。
吳弭這次以近62%的選票，大勝其阿拉伯-波蘭裔對手阿妮莎（Annissa Essaibi George），壹個重要原因是她比同是民主黨的阿妮莎更“左”。
對於削減警察經費、支持學校取消警察而代以更多的輔導員、非公民選舉權、平抑房租等議題，吳弭都表示支持，阿妮莎表示反對，而對於入學考試公平競爭擇優錄取，阿妮莎表示反對，吳弭表示支持。
關於左與右的區分，1994年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學家諾貝爾托·博比奧出版的《左與右——政治區分的意義》壹書有深刻精辟的分析。左右之爭至少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它們的區分普遍被認為是首先來自於法國大革命時在國民議會中的座位分布，坐在議會主席左側位置的議員多半持民主的、共和的、激進的立場，他們被稱為左派；坐在主席右側位置的議員多半持君主的、保守的、溫和的立場，他們被稱為右派。
人類社會的斗爭最根本的是左右之爭，並不是階級之爭、黨派之爭、宗教之爭。英國學者斯圖亞特·湯普森認為：“所有國家最重要的分化是勞工與資本的分化、左派和右派的分化。南歐等國家的宗教分化是次要的分化，其重要程度弱於前兩者。”
左派和右派的劃分盡管過於簡單化，不能概括所有的政治分野，但仍然可以被視為壹種明智的分類方法，具有極強的實用性，有助於總結不同政黨在壹些最為重要問題上的分歧，也有助於區分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思想或政治派別。
博比奧引述了馬爾克·雷維利列舉的左派右派在伍個方面的對立：
1、時間方面，左派主張進步主義，右派主張保守主義；
2、空間方面，左派主張平等，右派主張不平等（平等有兩種，機會的平等和結果的平等，對於前者，左派和右派都支持，對於後者，左派支持，右派不支持）；
3、相關主體方面，左派主張他治，右派主張自治（他治的極端形式是極權主義，自治的極端形式是無政府主義，這是政府大小、權威強弱之爭，自由主義偏向自治）；
4、地位方面，左派偏向下層社會，右派偏向上層社會；
5、認識論方面，左派是感性主義，右派是理性主義。
左右之間的沖突實際上也並不妨礙雙方在壹些關鍵的領域達成某種共識，比如左翼對自治的認可，右翼對平等的認可。根據平等與不平等、他治與自治兩個維度，博比奧組合出肆種角色：
1、極端左翼，平等加他治，支持均貧富，支持獨裁主義；
2、中間左翼，平等加自治，可以稱為“自由社會主義”；
3、中間右翼，不平等加自治，只承認法律面前的平等，忠誠於民主；
4、極端右翼，不平等加他治，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是歷史上極端右翼最著名的例子。
美國最近幾年的左右之爭越來越白熱化，拜登當選總統，被認為是左派的又壹次歷史性勝利，但是不少人認為，特朗普的失敗是因為他是特朗普，而不是因為他是右派。最近在弗吉尼亞州州長選舉中，得到特朗普支持的共和黨候選人、億萬富豪格倫·揚金擊敗民主黨候選人特裡·麥考利夫，讓民主黨在票倉州遭遇重挫。
不過民主黨人還是先後拿下了兩座名城——紐約和波士頓。在美國最大的城市紐約，非洲裔民主黨人埃裡克·亞當斯擊敗共和黨對手當選為市長；在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城市之壹波士頓，華裔民主黨人吳弭擊敗民主黨對手當選為市長。
拜登上台後，美國的政府構成和政策越發向左。據稱，拜登希望成為壹位偉大的總統，比奧巴馬在金融危機期間更加大膽和有雄心，並留下比同時代其他民主黨總統更接近於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政績。
他所提出的美國基建法案，終於在當地時間11月5日晚間通過。美國的地鐵、公路等系統相當落後，與其世界第壹發達國家的身份很不相稱，影響了美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同時，這項新的基建法案將提供新的工作崗位，緩解失業問題。
不過這次疫情，拜登政府慷慨撒錢，導致很多人不工作領取的福利金比工作獲得的收入更高，所以很多人選擇不工作。
這讓很多右翼人士受不了，甚至讓中左人士也受不了。10月27日，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參議員羅恩·懷登（Ron Wyden）又提出壹項議案，該提案擬對連續叁年資產超過10億美元或年收入超過1億美元的納稅人征收資產“未實現收益”稅。也就是說賬面浮盈也要征稅。
如果這個提案通過，最近登頂世界首富的馬斯克就要繳納500億美金的稅。右翼人士表示，均貧富均過頭將大大影響人們的工作動力、奮斗動力，降低整體經濟效率。
效率和公平必須達到微妙的平衡，社會才能保持穩定，並不斷發展。只講效率，不講公平，只顧著做大蛋糕，不管分得均勻不均勻，最後社會不穩定、分裂崩潰，蛋糕誰也做不成、吃不成。只講公平，不講效率，只顧著分勻蛋糕，不管做大蛋糕，最後誰也沒有做蛋糕的動力，沒有蛋糕可分，誰也吃不成。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普利策獎和自由勳章獲得者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1885-1981）在與夫人合著的《歷史的教訓》壹書中表示，財富的集中是壹個自然現象，因為生物學決定了人類的大部分才能集中在少數人身上，所以如果給予社會足夠的自由，不幹預經濟活動，那麼只要時間足夠長，財富自然而然就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了。到壹定程度，貧窮的大多數就會起來造反。原有的社會秩序、游戲規則被打破，“打土豪，分田地”，游戲重新開始。
社會就在創造財富與分配財富、和平與動亂的兩極間來回擺動，像心髒的“擴張”和“收縮”壹樣，這就是歷史的心髒在跳動，道是“歷史的心跳”（見此前的文章《》）。
杜蘭特還指出：“不平等不僅是自然的、與生俱來的，而且隨著文明的復雜性的提高而提高。”
八拾年代以來，美國社會的復雜性不斷提高，財富的集中速度大大加快。隨著人類社會的復雜程度以及使用技術的提升，有才能的少數人和沒有才能的大多數人的產出差距越來越大，收入差距也越來越大。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全球化促進了贏者通吃的局面的形成。
生物個體的差異、優秀個體的占比是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社會的進步發展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革命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革命只會分配貧窮，讓所有人都貧窮，而不是分配財富，讓所有人都有所得。改革才是出路，才能分配財富。
杜蘭特舉了壹正壹反兩個例子，雅典的梭倫改革，將集中過度的財富分配給窮人，而且給予窮人更多的權利和機會，使得雅典避免了兩敗俱傷的革命，社會得以繼續發展，文明得以延續。
而羅馬正好相反，幾代領導人不斷革命，最後西羅馬帝國於公元前476年崩潰，此後經過漫長的幾個世紀的混戰、貧窮，社會才又慢慢穩定下來，開始創造積累財富。財富主要集中在天主教教會手裡，引發了之後的宗教改革，重新分配財富。
杜蘭特誇獎美國在這方面的表現：“美國政府在1933～1952年間以及1960～1965年間，學習了梭倫和平改革的方法，完成了溫和的、安撫性的再分配；也許是因為有人研究了歷史。美國的上層社會壹邊詛咒，壹邊服從，然後繼續他們財富集中的過程。”
當時也有人擔心，太長時間太左的政策將影響美國社會的效率，最終打破效率與公平的平衡，導致兩個目標都無法實現，從共同富裕淪落為共同貧窮。
不過右派及時崛起，世界進入“裡根－撒切爾時代”，美國日益成為世界強國。現在的鍾擺又擺向了左邊，不知是不是已經擺過頭了。不過美國似乎有壹種自動糾偏的力量，每次擺過頭的時候又及時擺回來。
是波士頓市長，不是華人波士頓市長
吳彌當選波士頓市長後，華裔在波士頓的地位和權利是否會獲得特別的提高呢？
應該不會。
她不是華人波士頓市長，她是波士頓市長。正如奧巴馬當選總統後，面對黑人兄弟們的要求，壹再解釋：“我是美國總統，不是黑人美國總統！”
用族群等身份劃分治理國家，背離憲政主義原則、法治、民主責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條，會導致仇恨與分裂，使得國家陷入混亂與衰退。
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當選總統時，美國的有識之士（不管左派還是右派）都感到震驚和擔憂的原因。時代周刊雜志封面稱其為“美利堅分裂國總統”，事實證明，時代周刊的預言壹點沒錯。特朗普煽動仇恨以實現權力的野心，與無數民眾（特別是失落的白人藍領）尋找“歸屬感”的渴望相互遭遇，相互成全。
純粹從利益角度來看，白人藍領應該投票支持民主黨，民主黨才是那個更支持工會、更主張提高最低工資、更主張擴大政府醫保、更支持扶貧濟弱的政黨，更合乎藍領工人的利益。
但是，大量移民對白人藍領文化認同的威脅，以及某些進步主義話語對他們的妖魔化（“白人垃圾”），使其寧願倒向特朗普來扞衛其身份認同。
從個體的角度來講，特朗普和白人藍領實在很難找出相同之處，壹個房地產的富贰代，壹個影視節目的制作人和明星，壹個在第伍大道以其命名的大廈頂層有整層豪宅的億萬富翁（牆壁上真正貼著金子的金碧輝煌的豪宅），壹個壹周在自家高爾夫球場打壹到兩場球的球手，壹個有叁任美艷妻子（最近壹任比他小24歲）以及無數緋聞的花花公子，美國“銹帶”的窮困潦倒的藍領工人卻選擇了他代表自己。
特朗普的問題是雙重的，與政策和個性都有關系。他的經濟民族主義讓支持他的選區狀況惡化而不是好轉；他明顯偏愛威權強人勝過民主盟友，這讓整個國際秩序失穩。特朗普代表著國際政治中所謂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的大趨勢。他既是衰敗的產物，也是衰敗的推手。
2018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新書《身份認同：對尊嚴的需求與仇恨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中文譯本簡稱《身份政治》。
在序言中，福山解釋了寫這本書的原因：“如果唐納德·J·特朗普2016年11月沒有當選總統，我不會寫這本書。像許多美國人壹樣，我對選舉結果感到吃驚，為美國和全世界因此面臨的影響而不安。”
書中，他寫到：“真實的問題是全球各國不平等的惡化，是國家能力的缺失，是技術變革對勞動者的威脅，等等；但是，當下全球崛起的卻是民族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以及各種身份群體在‘受害者金字塔’上競相攀登。消防員在勇猛奮戰，大火卻燃燒在別處。”
1989年，福山發表論文《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然後在1992年擴展成壹本書《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
在該書中，福山認為，冷戰結束，左右之爭結束，理性時代到來，自由民主制將大行其道，值得普天同慶。在其樂觀主義的論述中，歷史正在走向終結，這當然不是說制度競爭已經消失，而是指制度競爭背後的觀念競爭正在消失。
結果，歷史的發展完全出乎福山的預料。始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使得全世界民主政體從35個左右攀升至120個左右，然而這個民主化浪潮隨後開始消退，自21世紀第壹個拾年中斷以來，趨勢逆轉，民主政體總數在減少。
原因正是福山所謂的“身份政治”。宗教、民族、階級等各種維度的“新部落”層出不窮，“政治精英”利用這種新部落主義，煽動仇恨和分裂，以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
人們放棄了他們拋頭顱灑熱血爭取來的自由，轉而擁抱威權政府。壹艘艘本來沿著啟蒙理性道路前進的民主小船，在身份政治的颶風中偏航、沉沒。
華裔與移民
美國華人對於吳弭的當選態度不壹，首先，大部分華人在美國幾乎不問政事，正如吳弭的父母教導她的那樣：“低調做人，努力學習，找壹份穩定、高薪的工作養家。”
其次，很多華人不認為吳弭的當選對華人是個好消息，基於她對於教育和治安等方面的政見，以後華人的子女像她那樣上哈佛的概率更加小得可憐了，在街上被莫名襲擊的概率更大了。
美國左派推行的政策盡管是有利於少數族群，但主要是有利於非裔，華裔反而可能更吃虧，比印度裔等亞裔更吃虧。不過這可能也反過來說明，華人在美國應該多參政議政，爭取權益。
最後壹點，某種意義上，美國按照自己的需求引進全世界移民的能力是它的核心競爭力之壹。目前，波士頓少數族裔占人口總數之比已達49%，超過白人的45%，其中亞裔占比為11%，是上升最快的族裔。這也是吳弭此次能夠當選的壹個重要原因。
吳弭是中國台灣移民的第贰代，現任美國副總統卡瑪拉·哈裡斯（Kamala Harris）是非裔移民與印度裔移民的第贰代，麗娜·汗（Lina Khan），聯邦貿易委員會現任主席，出生於倫敦，其父母是巴基斯坦人，11歲時移民美國。她們叁位都是法學博士，相對於她們的職位都很年輕，分別為36歲、57歲和32歲。
世界新首富、美國創新能力的新標志馬斯克出生於南非，17歲離開南非前往加拿大，21歲去到美國。
吸收移民人才為己所用，這是美國稱雄世界的原因之壹，真正的國家能力離不開人力資本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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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薩諸塞州首府歷史上第壹位女市長、第壹位有色人種市長、第壹位亞裔市長、第壹位華裔市長；
美國東海岸第壹位亞裔女性市長，同時也是自1925年以來第壹位波士頓“非土著”市長。
吳弭於2007年取得哈佛大學學士學位，於2012年獲得同校法學院法律博士學位。她會講壹口流利的漢語，同時通曉西班牙語。
身世與經歷
吳弭出生於芝加哥的壹個普通移民家庭，她出生時，父母剛剛從中國台灣移民至美國。父親是化學工程師，准備在伊利諾伊理工大學讀研，但他和妻子幾乎不會說英語，也沒有多少積蓄，誇張壹點可以說“身無分文”。
吳弭自幼聰慧異常，很小就開始給父母充當翻譯，幫助他們與政府機構打交道，填寫各類表格。她在俗稱美國高考的SAT和ACT中獲得滿分。在畢業典禮上，作為共同致辭代表，她以美國作曲家格什溫的《藍色狂想曲》中的壹段鋼琴獨奏，博得滿堂喝彩。
18歲那年，吳弭順利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畢業後，吳弭在波士頓咨詢公司獲得了壹份前途似錦的工作，正當她准備大展宏圖時，妹妹的壹個電話將她拉回了家。
因為，她的母親精神失常了。
在她大學期間，父母已經離異，母親的精神狀態每況愈下，終於徹底崩潰了。22歲的吳弭成了壹家之主，帶著母親接受治療，並成為時年11歲的小妹妹的主要監護人，申請到了法定監護權。
她還和男友壹起開了壹間小茶館，兼賣文具，想著讓母親在恢復正常後接手，維持生計。不過小茶館不久就倒閉了。她轉而發奮苦讀，考進哈佛法學院攻讀法律博士學位，並把母親和妹妹從芝加哥接到波士頓壹起生活。
那場家庭危機，讓她深切感受到了與政府打交道的沮喪與掙扎，想到有許多波士頓家庭在經歷著她曾經的掙扎與痛苦，她下意識地覺得她應該幫助他們，將責任扛在肩上。
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是吳弭哈佛的恩師，也是引領她進入政壇的伯樂。沃倫曾參加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初選，但是沒有拿下任何壹州，只能退選。拜登勝選後，沃倫成為拜登政府的勞工部長。
不過在吳弭師從沃倫期間，沃倫仕途順通。2011年，當選馬薩諸塞州參議員，2012年當選聯邦參議員。吳弭作為壹名志願者參與沃倫的競選活動，之後全職擔任沃倫的選區主任。此前，她曾在當時的波士頓市長身邊當實習生，推進優化餐廳的審批流程。
2013年，吳弭以第贰高的票數當選波士頓市議員，成為波士頓史上第壹位華裔女議員。2015年底，吳弭又被市議會推選為2016—2017屆議長，成為歷史上首位華裔議長。在2019年的波士頓選舉中，吳弭又成為得票率最高的市議員。在波士頓議會的7年多時間裡，吳弭創下了多項紀錄。
盡管吳弭拾分年輕，然而經歷了壹定的人世艱辛，也有相當豐富的從政經驗。波士頓選民對她寄予厚望。
政見與派別
吳弭是民主黨中的激進派，或者稱“進步派”。民主黨“進步派”骨幹包括沃倫、國會黑人核心小組主席巴斯、參議員克羅布查等不少女性成員，她們在BLM（黑命貴）、ME TOO（反性侵）等運動中表現活躍，受到共和黨的猛烈抨擊。
2019年，特朗普曾與國會肆位民主黨少數族裔女議員打嘴仗，稱“進步的”民主黨國會女議員們都來自那些混亂成災的國家，讓她們“哪兒來回哪兒去”。
吳弭這次以近62%的選票，大勝其阿拉伯-波蘭裔對手阿妮莎（Annissa Essaibi George），壹個重要原因是她比同是民主黨的阿妮莎更“左”。
對於削減警察經費、支持學校取消警察而代以更多的輔導員、非公民選舉權、平抑房租等議題，吳弭都表示支持，阿妮莎表示反對，而對於入學考試公平競爭擇優錄取，阿妮莎表示反對，吳弭表示支持。
關於左與右的區分，1994年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學家諾貝爾托·博比奧出版的《左與右——政治區分的意義》壹書有深刻精辟的分析。左右之爭至少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它們的區分普遍被認為是首先來自於法國大革命時在國民議會中的座位分布，坐在議會主席左側位置的議員多半持民主的、共和的、激進的立場，他們被稱為左派；坐在主席右側位置的議員多半持君主的、保守的、溫和的立場，他們被稱為右派。
人類社會的斗爭最根本的是左右之爭，並不是階級之爭、黨派之爭、宗教之爭。英國學者斯圖亞特·湯普森認為：“所有國家最重要的分化是勞工與資本的分化、左派和右派的分化。南歐等國家的宗教分化是次要的分化，其重要程度弱於前兩者。”
左派和右派的劃分盡管過於簡單化，不能概括所有的政治分野，但仍然可以被視為壹種明智的分類方法，具有極強的實用性，有助於總結不同政黨在壹些最為重要問題上的分歧，也有助於區分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思想或政治派別。
博比奧引述了馬爾克·雷維利列舉的左派右派在伍個方面的對立：
1、時間方面，左派主張進步主義，右派主張保守主義；
2、空間方面，左派主張平等，右派主張不平等（平等有兩種，機會的平等和結果的平等，對於前者，左派和右派都支持，對於後者，左派支持，右派不支持）；
3、相關主體方面，左派主張他治，右派主張自治（他治的極端形式是極權主義，自治的極端形式是無政府主義，這是政府大小、權威強弱之爭，自由主義偏向自治）；
4、地位方面，左派偏向下層社會，右派偏向上層社會；
5、認識論方面，左派是感性主義，右派是理性主義。
左右之間的沖突實際上也並不妨礙雙方在壹些關鍵的領域達成某種共識，比如左翼對自治的認可，右翼對平等的認可。根據平等與不平等、他治與自治兩個維度，博比奧組合出肆種角色：
1、極端左翼，平等加他治，支持均貧富，支持獨裁主義；
2、中間左翼，平等加自治，可以稱為“自由社會主義”；
3、中間右翼，不平等加自治，只承認法律面前的平等，忠誠於民主；
4、極端右翼，不平等加他治，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是歷史上極端右翼最著名的例子。
美國最近幾年的左右之爭越來越白熱化，拜登當選總統，被認為是左派的又壹次歷史性勝利，但是不少人認為，特朗普的失敗是因為他是特朗普，而不是因為他是右派。最近在弗吉尼亞州州長選舉中，得到特朗普支持的共和黨候選人、億萬富豪格倫·揚金擊敗民主黨候選人特裡·麥考利夫，讓民主黨在票倉州遭遇重挫。
不過民主黨人還是先後拿下了兩座名城——紐約和波士頓。在美國最大的城市紐約，非洲裔民主黨人埃裡克·亞當斯擊敗共和黨對手當選為市長；在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城市之壹波士頓，華裔民主黨人吳弭擊敗民主黨對手當選為市長。
拜登上台後，美國的政府構成和政策越發向左。據稱，拜登希望成為壹位偉大的總統，比奧巴馬在金融危機期間更加大膽和有雄心，並留下比同時代其他民主黨總統更接近於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政績。
他所提出的美國基建法案，終於在當地時間11月5日晚間通過。美國的地鐵、公路等系統相當落後，與其世界第壹發達國家的身份很不相稱，影響了美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同時，這項新的基建法案將提供新的工作崗位，緩解失業問題。
不過這次疫情，拜登政府慷慨撒錢，導致很多人不工作領取的福利金比工作獲得的收入更高，所以很多人選擇不工作。
這讓很多右翼人士受不了，甚至讓中左人士也受不了。10月27日，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參議員羅恩·懷登（Ron Wyden）又提出壹項議案，該提案擬對連續叁年資產超過10億美元或年收入超過1億美元的納稅人征收資產“未實現收益”稅。也就是說賬面浮盈也要征稅。
如果這個提案通過，最近登頂世界首富的馬斯克就要繳納500億美金的稅。右翼人士表示，均貧富均過頭將大大影響人們的工作動力、奮斗動力，降低整體經濟效率。
效率和公平必須達到微妙的平衡，社會才能保持穩定，並不斷發展。只講效率，不講公平，只顧著做大蛋糕，不管分得均勻不均勻，最後社會不穩定、分裂崩潰，蛋糕誰也做不成、吃不成。只講公平，不講效率，只顧著分勻蛋糕，不管做大蛋糕，最後誰也沒有做蛋糕的動力，沒有蛋糕可分，誰也吃不成。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普利策獎和自由勳章獲得者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1885-1981）在與夫人合著的《歷史的教訓》壹書中表示，財富的集中是壹個自然現象，因為生物學決定了人類的大部分才能集中在少數人身上，所以如果給予社會足夠的自由，不幹預經濟活動，那麼只要時間足夠長，財富自然而然就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了。到壹定程度，貧窮的大多數就會起來造反。原有的社會秩序、游戲規則被打破，“打土豪，分田地”，游戲重新開始。
社會就在創造財富與分配財富、和平與動亂的兩極間來回擺動，像心髒的“擴張”和“收縮”壹樣，這就是歷史的心髒在跳動，道是“歷史的心跳”（見此前的文章《》）。
杜蘭特還指出：“不平等不僅是自然的、與生俱來的，而且隨著文明的復雜性的提高而提高。”
八拾年代以來，美國社會的復雜性不斷提高，財富的集中速度大大加快。隨著人類社會的復雜程度以及使用技術的提升，有才能的少數人和沒有才能的大多數人的產出差距越來越大，收入差距也越來越大。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全球化促進了贏者通吃的局面的形成。
生物個體的差異、優秀個體的占比是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社會的進步發展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革命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革命只會分配貧窮，讓所有人都貧窮，而不是分配財富，讓所有人都有所得。改革才是出路，才能分配財富。
杜蘭特舉了壹正壹反兩個例子，雅典的梭倫改革，將集中過度的財富分配給窮人，而且給予窮人更多的權利和機會，使得雅典避免了兩敗俱傷的革命，社會得以繼續發展，文明得以延續。
而羅馬正好相反，幾代領導人不斷革命，最後西羅馬帝國於公元前476年崩潰，此後經過漫長的幾個世紀的混戰、貧窮，社會才又慢慢穩定下來，開始創造積累財富。財富主要集中在天主教教會手裡，引發了之後的宗教改革，重新分配財富。
杜蘭特誇獎美國在這方面的表現：“美國政府在1933～1952年間以及1960～1965年間，學習了梭倫和平改革的方法，完成了溫和的、安撫性的再分配；也許是因為有人研究了歷史。美國的上層社會壹邊詛咒，壹邊服從，然後繼續他們財富集中的過程。”
當時也有人擔心，太長時間太左的政策將影響美國社會的效率，最終打破效率與公平的平衡，導致兩個目標都無法實現，從共同富裕淪落為共同貧窮。
不過右派及時崛起，世界進入“裡根－撒切爾時代”，美國日益成為世界強國。現在的鍾擺又擺向了左邊，不知是不是已經擺過頭了。不過美國似乎有壹種自動糾偏的力量，每次擺過頭的時候又及時擺回來。
是波士頓市長，不是華人波士頓市長
吳彌當選波士頓市長後，華裔在波士頓的地位和權利是否會獲得特別的提高呢？
應該不會。
她不是華人波士頓市長，她是波士頓市長。正如奧巴馬當選總統後，面對黑人兄弟們的要求，壹再解釋：“我是美國總統，不是黑人美國總統！”
用族群等身份劃分治理國家，背離憲政主義原則、法治、民主責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條，會導致仇恨與分裂，使得國家陷入混亂與衰退。
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當選總統時，美國的有識之士（不管左派還是右派）都感到震驚和擔憂的原因。時代周刊雜志封面稱其為“美利堅分裂國總統”，事實證明，時代周刊的預言壹點沒錯。特朗普煽動仇恨以實現權力的野心，與無數民眾（特別是失落的白人藍領）尋找“歸屬感”的渴望相互遭遇，相互成全。
純粹從利益角度來看，白人藍領應該投票支持民主黨，民主黨才是那個更支持工會、更主張提高最低工資、更主張擴大政府醫保、更支持扶貧濟弱的政黨，更合乎藍領工人的利益。
但是，大量移民對白人藍領文化認同的威脅，以及某些進步主義話語對他們的妖魔化（“白人垃圾”），使其寧願倒向特朗普來扞衛其身份認同。
從個體的角度來講，特朗普和白人藍領實在很難找出相同之處，壹個房地產的富贰代，壹個影視節目的制作人和明星，壹個在第伍大道以其命名的大廈頂層有整層豪宅的億萬富翁（牆壁上真正貼著金子的金碧輝煌的豪宅），壹個壹周在自家高爾夫球場打壹到兩場球的球手，壹個有叁任美艷妻子（最近壹任比他小24歲）以及無數緋聞的花花公子，美國“銹帶”的窮困潦倒的藍領工人卻選擇了他代表自己。
特朗普的問題是雙重的，與政策和個性都有關系。他的經濟民族主義讓支持他的選區狀況惡化而不是好轉；他明顯偏愛威權強人勝過民主盟友，這讓整個國際秩序失穩。特朗普代表著國際政治中所謂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的大趨勢。他既是衰敗的產物，也是衰敗的推手。
2018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新書《身份認同：對尊嚴的需求與仇恨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中文譯本簡稱《身份政治》。
在序言中，福山解釋了寫這本書的原因：“如果唐納德·J·特朗普2016年11月沒有當選總統，我不會寫這本書。像許多美國人壹樣，我對選舉結果感到吃驚，為美國和全世界因此面臨的影響而不安。”
書中，他寫到：“真實的問題是全球各國不平等的惡化，是國家能力的缺失，是技術變革對勞動者的威脅，等等；但是，當下全球崛起的卻是民族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以及各種身份群體在‘受害者金字塔’上競相攀登。消防員在勇猛奮戰，大火卻燃燒在別處。”
1989年，福山發表論文《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然後在1992年擴展成壹本書《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
在該書中，福山認為，冷戰結束，左右之爭結束，理性時代到來，自由民主制將大行其道，值得普天同慶。在其樂觀主義的論述中，歷史正在走向終結，這當然不是說制度競爭已經消失，而是指制度競爭背後的觀念競爭正在消失。
結果，歷史的發展完全出乎福山的預料。始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使得全世界民主政體從35個左右攀升至120個左右，然而這個民主化浪潮隨後開始消退，自21世紀第壹個拾年中斷以來，趨勢逆轉，民主政體總數在減少。
原因正是福山所謂的“身份政治”。宗教、民族、階級等各種維度的“新部落”層出不窮，“政治精英”利用這種新部落主義，煽動仇恨和分裂，以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
人們放棄了他們拋頭顱灑熱血爭取來的自由，轉而擁抱威權政府。壹艘艘本來沿著啟蒙理性道路前進的民主小船，在身份政治的颶風中偏航、沉沒。
華裔與移民
美國華人對於吳弭的當選態度不壹，首先，大部分華人在美國幾乎不問政事，正如吳弭的父母教導她的那樣：“低調做人，努力學習，找壹份穩定、高薪的工作養家。”
其次，很多華人不認為吳弭的當選對華人是個好消息，基於她對於教育和治安等方面的政見，以後華人的子女像她那樣上哈佛的概率更加小得可憐了，在街上被莫名襲擊的概率更大了。
美國左派推行的政策盡管是有利於少數族群，但主要是有利於非裔，華裔反而可能更吃虧，比印度裔等亞裔更吃虧。不過這可能也反過來說明，華人在美國應該多參政議政，爭取權益。
最後壹點，某種意義上，美國按照自己的需求引進全世界移民的能力是它的核心競爭力之壹。目前，波士頓少數族裔占人口總數之比已達49%，超過白人的45%，其中亞裔占比為11%，是上升最快的族裔。這也是吳弭此次能夠當選的壹個重要原因。
吳弭是中國台灣移民的第贰代，現任美國副總統卡瑪拉·哈裡斯（Kamala Harris）是非裔移民與印度裔移民的第贰代，麗娜·汗（Lina Khan），聯邦貿易委員會現任主席，出生於倫敦，其父母是巴基斯坦人，11歲時移民美國。她們叁位都是法學博士，相對於她們的職位都很年輕，分別為36歲、57歲和32歲。
世界新首富、美國創新能力的新標志馬斯克出生於南非，17歲離開南非前往加拿大，21歲去到美國。
吸收移民人才為己所用，這是美國稱雄世界的原因之壹，真正的國家能力離不開人力資本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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