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 任正非最新講話：江山代有才人出
我們要敞開胸懷，解放思想，敢於吸引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公司處在戰略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時期，沖鋒沒有人才是不行的。不要過分強調專業，只要他足夠優秀，願拿著“手術刀”來參加我們“殺豬”的戰斗。我們壹定要開闊思想，多元化地構築基礎，避免單基因思維，也要允許偏執狂存在。要轉變過去以統壹的薪酬體系去招聘全球人才的思路，要對標當地的人才市場薪酬，對高級人才給出有足夠吸引力的薪酬包。吸引美國的頂尖人才，就要遵循美國人才市場的薪酬標准。我們未來要勝利，必須招到比自己更優秀的人，要國際接軌，並且在當地國家要偏高，這樣才能吸引到最優秀的人才。
大家回想壹下，我們被美國打壓的這兩年，人力資源政策從未變過，工資、獎金發放壹切正常，職級的晉升、股票的配給等壹切正常。公司不僅不混亂，反而是內部更加團結，更加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加入我們的隊列。拋開了束縛，更加膽大、勇敢地實現了更多的突破，有了領先的信心和勇氣。為什麼？因為我們正在壹個壹個地解決難題，壹批壹批的有扎實理論基礎的人“投筆從戎”，拿著“手術刀”，加入“殺豬”的戰斗。比如，有幾個天才少年加入了煤礦軍團，反向使用5G，使井下信息更高清、更全面；復用黃大年的密度法等去解決煤礦儲水層的識別問題，未來會產生巨大的價值。
當然，走科學家的道路還是走專家的道路，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選擇。抗日戰爭爆發時期，許多優秀大學生加入了戰地作戰，個人在這個社會中就像拼圖板壹樣，你只是其中壹塊，很多塊拼出來才是壹個大的扇面。食堂裡貼了壹張宣傳畫，壹個拾六歲的遠征軍士兵在戰場上，接受美國記者采訪的壹段話：“中國會勝利嗎？”“中國壹定會勝利的。”“當中國勝利後你打算幹什麼？” “那時我已戰死沙場了” 。這不正是我們華為今天的時代精神嗎？1941年莫斯科大雪中，數拾萬倉促而聚、混亂不堪的蘇聯紅軍，在紅場閱兵，雜亂的隊伍英勇地通過紅場，他們視死如歸地從閱兵場直奔戰場的偉大精神，不正映照著我們今天。我們不也是從兩年前在混亂的驚恐中反應過來，形成今天的雄赳赳氣昂昂雜亂有力的陣列嗎？
第贰，我們還要去尋找“又瘦又胖”的人，就像馮·諾依曼那樣，既能解決理論問題，又能解決實際問題。昨天我跟何庭波、查鈞開玩笑說：“教授教授就是越教越‘瘦’，殺豬的就越殺越胖”。還有壹類人才介於 “瘦”與“胖”之間，學術素養非常高，同時又擅長解決工程問題，既能當教授，又能拿手術刀殺豬。不“瘦”怎麼能殺豬呢？不殺豬怎麼能“胖”呢？“又瘦又胖”的人如何評價？純粹搞理論研究的有價值評價體系，純粹走進工程領域的人也有評價體系，對於又有理論又有實踐的人呢，我們暫時還沒有評價體系，華為能不能創造壹個評價體系來呢？
我們會在心聲社區開辟壹個“科學與工程史”專欄，把“胖”的、“瘦”的、國際的、國內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成長的關鍵時刻講出來，以啟發我們20萬人的思想，炸開年輕人的大腦。為什麼我過去寫文章時要專門強調“瓦特曾經只是格拉斯哥大學的壹名鍋爐修理工”，他並不是蒸汽機的原創發明者，而只是改進了它。我們不要糾結在誰的原創上；我們不僅要尊重原創，還要在原創到商品的過程中，做出突出貢獻，被借鑒的人也是光榮的，他壹小點點的火花竟然被我們點燃成了熊熊大火。做出階段貢獻的人，不要擔心工分怎麼算，貢獻在那兒擺著的，又跑不了。從狗尾巴草到水稻，是幾千年前由古人雜交馴化的。雜交是壹種方式，袁隆平是在中間壹段推動了高產，也不失他的偉大。要敢於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前進。前人，包括了你的同桌、同事。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開桎梏，不拘壹格用人才，咱們也能出現偉大的科學發明、重大工程實現。
2、董（數據中心技術實驗室）：我負責的項目主要是面向未來的技術研究，但落地周期較長。任總能否從公司戰略層面講壹講“活下去”和“有未來”兩者之間如何平衡？
任正非：有些理論和論文發表了，可能壹、兩百年以後才能發揮作用。比如，我們現在知道基因對人類的巨大社會價值，但1860年，孟德爾的思想和實驗太超前了，即使那個時代的科學家也跟不上孟德爾的思維。孟德爾的豌豆雜交實驗從1856年至1863年共進行了8年，他將研究結果整理成論文《植物雜交試驗》發表，他發現了遺傳基因，但未能引起當時學術界的重視。經歷了百年後，人們才認識到遺傳基因的價值。而當時我國由於意識形態問題，認為這是神父發現的，有宗教傾向，伍、六拾年代中國力主學習的是米丘林、巴甫洛夫的學說，讓我們對基因的認識又晚了幾拾年。mRNA抗新冠病毒疫苗是基於基因研究的。經過這次美國對中國科技脫鉤的打擊，以及疫情的惡劣蔓延事件，會使我們更加尊重知識分子，更加尊重科學。我們要對教師的地位、醫生的待遇給予重視，尊重知識分子創造性的勞動，才能有豐富多彩的美好世界。當壹個事情出現普遍現象，壹定要從制度改革入手，尊重與善待被改革群體的積極性。也只有你們理解了公司的戰略，公司才會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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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回想壹下，我們被美國打壓的這兩年，人力資源政策從未變過，工資、獎金發放壹切正常，職級的晉升、股票的配給等壹切正常。公司不僅不混亂，反而是內部更加團結，更加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加入我們的隊列。拋開了束縛，更加膽大、勇敢地實現了更多的突破，有了領先的信心和勇氣。為什麼？因為我們正在壹個壹個地解決難題，壹批壹批的有扎實理論基礎的人“投筆從戎”，拿著“手術刀”，加入“殺豬”的戰斗。比如，有幾個天才少年加入了煤礦軍團，反向使用5G，使井下信息更高清、更全面；復用黃大年的密度法等去解決煤礦儲水層的識別問題，未來會產生巨大的價值。
當然，走科學家的道路還是走專家的道路，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選擇。抗日戰爭爆發時期，許多優秀大學生加入了戰地作戰，個人在這個社會中就像拼圖板壹樣，你只是其中壹塊，很多塊拼出來才是壹個大的扇面。食堂裡貼了壹張宣傳畫，壹個拾六歲的遠征軍士兵在戰場上，接受美國記者采訪的壹段話：“中國會勝利嗎？”“中國壹定會勝利的。”“當中國勝利後你打算幹什麼？” “那時我已戰死沙場了” 。這不正是我們華為今天的時代精神嗎？1941年莫斯科大雪中，數拾萬倉促而聚、混亂不堪的蘇聯紅軍，在紅場閱兵，雜亂的隊伍英勇地通過紅場，他們視死如歸地從閱兵場直奔戰場的偉大精神，不正映照著我們今天。我們不也是從兩年前在混亂的驚恐中反應過來，形成今天的雄赳赳氣昂昂雜亂有力的陣列嗎？
第贰，我們還要去尋找“又瘦又胖”的人，就像馮·諾依曼那樣，既能解決理論問題，又能解決實際問題。昨天我跟何庭波、查鈞開玩笑說：“教授教授就是越教越‘瘦’，殺豬的就越殺越胖”。還有壹類人才介於 “瘦”與“胖”之間，學術素養非常高，同時又擅長解決工程問題，既能當教授，又能拿手術刀殺豬。不“瘦”怎麼能殺豬呢？不殺豬怎麼能“胖”呢？“又瘦又胖”的人如何評價？純粹搞理論研究的有價值評價體系，純粹走進工程領域的人也有評價體系，對於又有理論又有實踐的人呢，我們暫時還沒有評價體系，華為能不能創造壹個評價體系來呢？
我們會在心聲社區開辟壹個“科學與工程史”專欄，把“胖”的、“瘦”的、國際的、國內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成長的關鍵時刻講出來，以啟發我們20萬人的思想，炸開年輕人的大腦。為什麼我過去寫文章時要專門強調“瓦特曾經只是格拉斯哥大學的壹名鍋爐修理工”，他並不是蒸汽機的原創發明者，而只是改進了它。我們不要糾結在誰的原創上；我們不僅要尊重原創，還要在原創到商品的過程中，做出突出貢獻，被借鑒的人也是光榮的，他壹小點點的火花竟然被我們點燃成了熊熊大火。做出階段貢獻的人，不要擔心工分怎麼算，貢獻在那兒擺著的，又跑不了。從狗尾巴草到水稻，是幾千年前由古人雜交馴化的。雜交是壹種方式，袁隆平是在中間壹段推動了高產，也不失他的偉大。要敢於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前進。前人，包括了你的同桌、同事。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開桎梏，不拘壹格用人才，咱們也能出現偉大的科學發明、重大工程實現。
2、董（數據中心技術實驗室）：我負責的項目主要是面向未來的技術研究，但落地周期較長。任總能否從公司戰略層面講壹講“活下去”和“有未來”兩者之間如何平衡？
任正非：有些理論和論文發表了，可能壹、兩百年以後才能發揮作用。比如，我們現在知道基因對人類的巨大社會價值，但1860年，孟德爾的思想和實驗太超前了，即使那個時代的科學家也跟不上孟德爾的思維。孟德爾的豌豆雜交實驗從1856年至1863年共進行了8年，他將研究結果整理成論文《植物雜交試驗》發表，他發現了遺傳基因，但未能引起當時學術界的重視。經歷了百年後，人們才認識到遺傳基因的價值。而當時我國由於意識形態問題，認為這是神父發現的，有宗教傾向，伍、六拾年代中國力主學習的是米丘林、巴甫洛夫的學說，讓我們對基因的認識又晚了幾拾年。mRNA抗新冠病毒疫苗是基於基因研究的。經過這次美國對中國科技脫鉤的打擊，以及疫情的惡劣蔓延事件，會使我們更加尊重知識分子，更加尊重科學。我們要對教師的地位、醫生的待遇給予重視，尊重知識分子創造性的勞動，才能有豐富多彩的美好世界。當壹個事情出現普遍現象，壹定要從制度改革入手，尊重與善待被改革群體的積極性。也只有你們理解了公司的戰略，公司才會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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