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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歲斷子絕孫 他活成日本最後良心
72歲斷子絕孫 他活成日本最後良心72歲斷子絕孫 他活成日本最後良心
這陣子，因為張哲瀚被封殺，有關於靖國神社的討論熱度不減。
今天這篇文章，不去談靖國神社能不能去參拜這個問題，畢竟銘記屈辱歷史應該是每個中國人的出廠設置。
畢竟作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征，靖國神社就該挫骨揚灰。
換個角度，來聊聊日本人應有的態度。
在日本日益扭曲的歷史文化教育下，在主流的聲音已經變成了侵略無罪的情況下，烏鴉的世界裡，還有沒有仍辨是非、善惡的天鵝？
答案是：有。
村上春樹就是其中之壹，和平主義者的同類，日本人眼中的異類。
也是壹個日本人該如何對待侵華戰爭的范本。
01
“我是神戶人，那裡有不少中國人，我的同班同學中有中國人，我生活的周圍壹直有中國人，‘中國人’對我而言是很自然的”。
村上春樹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談起自己對中國人的感受。
因為身邊多是友好的中國人，所以村上用的表述是“自然”，這當然與個人性格有關，但也與他的身世經歷脫不開幹系。
2019年，村上春樹在雜志《文藝春秋》中發表了文章——
《棄貓 提起父親時我要講的事》。
如題所示，這是壹個回憶父親、家族的作品，
因為罹患癌症，村上春樹的父親在2008年就已逝世。
本應是緬懷、溫情的基調，誰也不曾料想，村上春樹竟然在文中披露了“家族丑聞”：
承認父親曾做過侵華士兵，甚至首次揭露罪行：“他在侵華戰爭時期可能殺害過戰爭俘虜。”
村上春樹對父親罪行的主動曝光，引起壹片嘩然。
在日本人都對那段侵華歷史諱莫如深，避之不及時，村上春樹選擇了正視錯誤，而他也因為“侵華日軍後代”的身份，掉進輿論的漩渦，終生與之纏斗。
02
1949年，村上春樹出生於日本京都。
母親壹如多數已婚的日本女性，是壹位家庭主婦，父親村上千秋則是壹名日語教師。
這是壹個具有相當文化氛圍且寬厚的家庭，母親慈愛，父親用心。
村上千秋每周都會抽出時間來輔導村上春樹國文功課，以期他博覽群書。
青年時的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也的確對文學有濃厚的興趣，但偏偏他最不愛讀的就是日本文學。
日語教師的兒子討厭日本文學，聽起來有些滑稽，但父親村上千秋卻意外地沒再強迫。
直到村上春樹漸漸長大，有壹天，父親突然對他說起往事，那是幾乎從未提過的“戰爭經歷”。
原來看似文弱書生的父親村上千秋，也曾應征入伍。
那場戰爭，恰是侵略別國的非正義戰爭。
村上千秋是光明寺的住持之子，1938年時，正就讀於京都大學。
正值抗日戰爭爆發初期，20歲的村上千秋被從學校裡征選出來，安排為照料軍馬的輜重兵，自此，成為了百萬侵華日軍中的壹員。
在村上千秋的講述中，自己曾親臨屠殺現場，見證日軍殘忍地殺死戰俘。
“中國士兵當時已經知道自己的命運了，但根本沒有表現出恐懼和害怕。 ”
也許是靈魂深處感到沉重，村上千秋才跟兒子傾訴，排解愧疚。
但卻使得村上春樹心靈留下了極大的創傷：
“用軍刀砍下人頭的殘忍光景，不言而喻地沉重印刻在幼年的我的心上。”
他接受到的教育是友愛、善良、和平，自己尊敬的父親卻加入到殺戮、死亡、殘暴。
村上春樹本能地感到厭惡。
在這種落差之下，他痛苦又迷茫，他想知道父親所說是否為真，他甚至開始懷疑父親參與的是否是那個罪惡滔天的“南京大屠殺”。
成年後的村上春樹做了最後的掙扎。
推掉工作，騰出時間，私下調查，幾年內他肆處走訪了多位父親的好友，在終於弄清父親參與的不是“南京大屠殺”後，才“放棄了壹個沉重的包袱”。
但心結已經留下，事實不容辯駁，沾滿鮮血的過往在父子之間覆蓋了壹層揮之不去的陰霾。
村上春樹與父親逐漸關系緊繃。
他總是忍不住帶著復雜的情緒和審視的目光，以至於兩人相處“變得更加曲折”，“20年以上完全沒見面。 ”
03
父親是侵華戰爭的參與者，這決定了他對於中國思考的必然性。
在成為作家後，他的思考更是凝聚在了筆端文字。
壹直以來，日本方面都在試圖做扭曲歷史，美化戰爭的努力，
例如將侵略占領的目的說成是解放人民、促進繁榮；
例如日本被投擲過原子彈，所以日本才是受害國家。
又或者直接否認歷史，無視南京大屠殺，僅稱作“南京事件”。
但在村上春樹看來，日本犯下的罪孽給中國人造成了深重災難這點是毋庸置疑的，他在作品中幾次提出日本要直面歷史，不得歪曲。
“即使是壹滴雨水也有歷史，也有繼承那段歷史的責任。我們不能忘記這壹點。”
無論是多麼丑陋的過去，都應當承擔起責任，否則將重蹈覆轍。
“即便再感到不快、再想移開視線，
人都應該將其作為自身的壹部分繼承下來並傳下去。
如果不這樣做，名為歷史的東西意義又在何處呢？”
你總能從他的文章中找到共情弱者，主持正義的痕跡。
在看到中日兩國壹方極力淡化，另壹方奮力銘記的天壤之別後，
他在《1Q84》裡寫下：
“世界這個東西，就是壹種記憶和相反壹種記憶永無休止的斗爭。”
用以諷刺罪魁禍首日本的無恥。
值得壹提的是，中國人形象與日本人形象也作為對比，出現在他的作品《去中國的小船》中。
前者美好而親切，後者卻有諷刺鄙夷的口吻。
彰顯超越民族的善，鞭撻日本式的惡。
村上春樹的創作對於戰爭與暴力的觸及，從來不少，但他總是在體現壹個“作家”應有的良知，而非壹個“日本作家”天然的護短粉飾。
04
在2017年發行的小說《刺殺騎士團長》裡，村上春樹就借登場人物之口訴說了壹個戰爭的故事，壹如當初父親對著自己回憶過去。
在這部虛構的小說裡面，還提到了真實的“南京大屠殺”。
用的也是這伍個字表述，沒有替換任何代稱。
“日本軍隊在激戰後占領了南京城，在那兒殺了很多人。關於准確的被殺害人數，雖然具體的細節在歷史學者之間有爭議，但把多數市民卷入戰爭並殺害了的事實，是無法否定的。”
小說內頁原文
村上春樹對於這種反人類的暴行無比痛恨，對家族罪惡的無法原諒和對受害者的憐憫，也讓他的內心愧怍與不安。
為了表示對國家歷史的反思和自省，為了不褻瀆受害者的創傷，羞愧難當的村上春樹做了兩個人生決定：
壹是自願放棄和妻子生育。
他自覺父親的罪孽無法抵消，生育是在將這種殘忍弑殺的基因延續。
不想讓後代的血液裡流淌著歷史的原罪，重復自己的痛苦，作為懺悔，72歲的他依然膝下無子。
村上春樹和妻子高橋陽子
贰是不吃中國食物。
他認為身為侵華日軍的後代，沒有資格去享用來自受害者的珍饈美味。
在途徑中國去諾門坎的火車上，他絕口未吃壹點中國菜，寧願只拿自帶的罐頭食品果腹。
向來喜愛中國口味的妻子，也在這趟旅途中被勸說。
如果說自我約束是源於羞恥感的贖罪，那麼對暴力的反抗就是在喚醒良知。
他不止壹次地在接受采訪時表達過：
日本應該向中國道歉，錯誤不可磨滅。
釣魚島事件時，中日民眾間劍拔弩張，有消息傳出，日本作家的作品可能會在中國下架，村上春樹不光表示完全接受理解，還指出日本人不應攻擊。
尖銳露骨地批判日本國民：
“日本的民族主義猶如廉價酒，無法美味到令人沉浸其中，反而會讓人喪失理智。”
語氣鏗鏘，擲地有聲。
05
但多年來，由於村上春樹這份難得的清醒和悲憫，他也遭到了日本右翼的攻擊和嘲諷。
日本人試圖從利益名譽的角度解讀他，試圖給他扣政治高帽。
“他親近中國壹定是想拿諾貝爾獎。”
“村上就那麼想在中國作品大賣嗎？”
唯獨不敢承認，這是壹個堂堂正正的人擁有的最樸素情感。
有人想阻止他寫作，稱他曲解自己的國家，村上春樹卻毫不畏懼他們的詆毀，依舊開炮日本當政者不要掩耳盜鈴，並認為壹個作家，就是以我手寫我心，如何想便如何下筆。
“我拼了命把它寫出來。作為寫作之人的壹個職責。”
用文字鑄劍，對抗戰爭這個人類公敵；
用故事做刃，對峙侵華日軍反人道的殘暴；
用語言呼號，對話日本國民，警惕軍國主義復蘇。
超脫於國別之外，超越作家本職之外，實現的是人格的崇高。
電影《黎明之眼》中，有這麼壹個情節，參戰的日本兵正打算從隨軍慰安婦中挑選壹個提供性服務，直到他看見，裡面站著自己的親姐姐。
在“慰安婦”制度下，日本本國的女性也不能幸免受其害，那些被號召去戰場為國家貢獻的女孩，撞上的卻是發泄獸欲的同胞。
在反人類，逆人性、非人道的戰爭面前，其實從沒有幸存者。
我們之所以說善良與正義的人是相似的，是因為人們渴望安寧幸福的立場是相同的，是普適的情感在跨時代跨地域的相通。
歷史鮮血淋漓，但唯有反思與銘記，才能不再重蹈覆轍，唯有道歉和真摯，才能換來救贖和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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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作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征，靖國神社就該挫骨揚灰。
換個角度，來聊聊日本人應有的態度。
在日本日益扭曲的歷史文化教育下，在主流的聲音已經變成了侵略無罪的情況下，烏鴉的世界裡，還有沒有仍辨是非、善惡的天鵝？
答案是：有。
村上春樹就是其中之壹，和平主義者的同類，日本人眼中的異類。
也是壹個日本人該如何對待侵華戰爭的范本。
01
“我是神戶人，那裡有不少中國人，我的同班同學中有中國人，我生活的周圍壹直有中國人，‘中國人’對我而言是很自然的”。
村上春樹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談起自己對中國人的感受。
因為身邊多是友好的中國人，所以村上用的表述是“自然”，這當然與個人性格有關，但也與他的身世經歷脫不開幹系。
2019年，村上春樹在雜志《文藝春秋》中發表了文章——
《棄貓 提起父親時我要講的事》。
如題所示，這是壹個回憶父親、家族的作品，
因為罹患癌症，村上春樹的父親在2008年就已逝世。
本應是緬懷、溫情的基調，誰也不曾料想，村上春樹竟然在文中披露了“家族丑聞”：
承認父親曾做過侵華士兵，甚至首次揭露罪行：“他在侵華戰爭時期可能殺害過戰爭俘虜。”
村上春樹對父親罪行的主動曝光，引起壹片嘩然。
在日本人都對那段侵華歷史諱莫如深，避之不及時，村上春樹選擇了正視錯誤，而他也因為“侵華日軍後代”的身份，掉進輿論的漩渦，終生與之纏斗。
02
1949年，村上春樹出生於日本京都。
母親壹如多數已婚的日本女性，是壹位家庭主婦，父親村上千秋則是壹名日語教師。
這是壹個具有相當文化氛圍且寬厚的家庭，母親慈愛，父親用心。
村上千秋每周都會抽出時間來輔導村上春樹國文功課，以期他博覽群書。
青年時的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也的確對文學有濃厚的興趣，但偏偏他最不愛讀的就是日本文學。
日語教師的兒子討厭日本文學，聽起來有些滑稽，但父親村上千秋卻意外地沒再強迫。
直到村上春樹漸漸長大，有壹天，父親突然對他說起往事，那是幾乎從未提過的“戰爭經歷”。
原來看似文弱書生的父親村上千秋，也曾應征入伍。
那場戰爭，恰是侵略別國的非正義戰爭。
村上千秋是光明寺的住持之子，1938年時，正就讀於京都大學。
正值抗日戰爭爆發初期，20歲的村上千秋被從學校裡征選出來，安排為照料軍馬的輜重兵，自此，成為了百萬侵華日軍中的壹員。
在村上千秋的講述中，自己曾親臨屠殺現場，見證日軍殘忍地殺死戰俘。
“中國士兵當時已經知道自己的命運了，但根本沒有表現出恐懼和害怕。 ”
也許是靈魂深處感到沉重，村上千秋才跟兒子傾訴，排解愧疚。
但卻使得村上春樹心靈留下了極大的創傷：
“用軍刀砍下人頭的殘忍光景，不言而喻地沉重印刻在幼年的我的心上。”
他接受到的教育是友愛、善良、和平，自己尊敬的父親卻加入到殺戮、死亡、殘暴。
村上春樹本能地感到厭惡。
在這種落差之下，他痛苦又迷茫，他想知道父親所說是否為真，他甚至開始懷疑父親參與的是否是那個罪惡滔天的“南京大屠殺”。
成年後的村上春樹做了最後的掙扎。
推掉工作，騰出時間，私下調查，幾年內他肆處走訪了多位父親的好友，在終於弄清父親參與的不是“南京大屠殺”後，才“放棄了壹個沉重的包袱”。
但心結已經留下，事實不容辯駁，沾滿鮮血的過往在父子之間覆蓋了壹層揮之不去的陰霾。
村上春樹與父親逐漸關系緊繃。
他總是忍不住帶著復雜的情緒和審視的目光，以至於兩人相處“變得更加曲折”，“20年以上完全沒見面。 ”
03
父親是侵華戰爭的參與者，這決定了他對於中國思考的必然性。
在成為作家後，他的思考更是凝聚在了筆端文字。
壹直以來，日本方面都在試圖做扭曲歷史，美化戰爭的努力，
例如將侵略占領的目的說成是解放人民、促進繁榮；
例如日本被投擲過原子彈，所以日本才是受害國家。
又或者直接否認歷史，無視南京大屠殺，僅稱作“南京事件”。
但在村上春樹看來，日本犯下的罪孽給中國人造成了深重災難這點是毋庸置疑的，他在作品中幾次提出日本要直面歷史，不得歪曲。
“即使是壹滴雨水也有歷史，也有繼承那段歷史的責任。我們不能忘記這壹點。”
無論是多麼丑陋的過去，都應當承擔起責任，否則將重蹈覆轍。
“即便再感到不快、再想移開視線，
人都應該將其作為自身的壹部分繼承下來並傳下去。
如果不這樣做，名為歷史的東西意義又在何處呢？”
你總能從他的文章中找到共情弱者，主持正義的痕跡。
在看到中日兩國壹方極力淡化，另壹方奮力銘記的天壤之別後，
他在《1Q84》裡寫下：
“世界這個東西，就是壹種記憶和相反壹種記憶永無休止的斗爭。”
用以諷刺罪魁禍首日本的無恥。
值得壹提的是，中國人形象與日本人形象也作為對比，出現在他的作品《去中國的小船》中。
前者美好而親切，後者卻有諷刺鄙夷的口吻。
彰顯超越民族的善，鞭撻日本式的惡。
村上春樹的創作對於戰爭與暴力的觸及，從來不少，但他總是在體現壹個“作家”應有的良知，而非壹個“日本作家”天然的護短粉飾。
04
在2017年發行的小說《刺殺騎士團長》裡，村上春樹就借登場人物之口訴說了壹個戰爭的故事，壹如當初父親對著自己回憶過去。
在這部虛構的小說裡面，還提到了真實的“南京大屠殺”。
用的也是這伍個字表述，沒有替換任何代稱。
“日本軍隊在激戰後占領了南京城，在那兒殺了很多人。關於准確的被殺害人數，雖然具體的細節在歷史學者之間有爭議，但把多數市民卷入戰爭並殺害了的事實，是無法否定的。”
小說內頁原文
村上春樹對於這種反人類的暴行無比痛恨，對家族罪惡的無法原諒和對受害者的憐憫，也讓他的內心愧怍與不安。
為了表示對國家歷史的反思和自省，為了不褻瀆受害者的創傷，羞愧難當的村上春樹做了兩個人生決定：
壹是自願放棄和妻子生育。
他自覺父親的罪孽無法抵消，生育是在將這種殘忍弑殺的基因延續。
不想讓後代的血液裡流淌著歷史的原罪，重復自己的痛苦，作為懺悔，72歲的他依然膝下無子。
村上春樹和妻子高橋陽子
贰是不吃中國食物。
他認為身為侵華日軍的後代，沒有資格去享用來自受害者的珍饈美味。
在途徑中國去諾門坎的火車上，他絕口未吃壹點中國菜，寧願只拿自帶的罐頭食品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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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自我約束是源於羞恥感的贖罪，那麼對暴力的反抗就是在喚醒良知。
他不止壹次地在接受采訪時表達過：
日本應該向中國道歉，錯誤不可磨滅。
釣魚島事件時，中日民眾間劍拔弩張，有消息傳出，日本作家的作品可能會在中國下架，村上春樹不光表示完全接受理解，還指出日本人不應攻擊。
尖銳露骨地批判日本國民：
“日本的民族主義猶如廉價酒，無法美味到令人沉浸其中，反而會讓人喪失理智。”
語氣鏗鏘，擲地有聲。
05
但多年來，由於村上春樹這份難得的清醒和悲憫，他也遭到了日本右翼的攻擊和嘲諷。
日本人試圖從利益名譽的角度解讀他，試圖給他扣政治高帽。
“他親近中國壹定是想拿諾貝爾獎。”
“村上就那麼想在中國作品大賣嗎？”
唯獨不敢承認，這是壹個堂堂正正的人擁有的最樸素情感。
有人想阻止他寫作，稱他曲解自己的國家，村上春樹卻毫不畏懼他們的詆毀，依舊開炮日本當政者不要掩耳盜鈴，並認為壹個作家，就是以我手寫我心，如何想便如何下筆。
“我拼了命把它寫出來。作為寫作之人的壹個職責。”
用文字鑄劍，對抗戰爭這個人類公敵；
用故事做刃，對峙侵華日軍反人道的殘暴；
用語言呼號，對話日本國民，警惕軍國主義復蘇。
超脫於國別之外，超越作家本職之外，實現的是人格的崇高。
電影《黎明之眼》中，有這麼壹個情節，參戰的日本兵正打算從隨軍慰安婦中挑選壹個提供性服務，直到他看見，裡面站著自己的親姐姐。
在“慰安婦”制度下，日本本國的女性也不能幸免受其害，那些被號召去戰場為國家貢獻的女孩，撞上的卻是發泄獸欲的同胞。
在反人類，逆人性、非人道的戰爭面前，其實從沒有幸存者。
我們之所以說善良與正義的人是相似的，是因為人們渴望安寧幸福的立場是相同的，是普適的情感在跨時代跨地域的相通。
歷史鮮血淋漓，但唯有反思與銘記，才能不再重蹈覆轍，唯有道歉和真摯，才能換來救贖和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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